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虽然填饱了，但人也就死了。如果想要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而影子弯曲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上面治理好了而下面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都是因为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灾祸。如果一味贪恋美味，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会弄得人心涣散，怨声载道，最终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自己贪图安逸。”

    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其他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用什么方法，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得很好而国家发生动乱的事。’陛下所明白的道理，实在符合古代圣贤的意思。”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什么叫作圣明的君主？什么叫作昏暗的君主？”

    魏徵回答道：“君主之所以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君主之所以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君主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时，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此圣明的君主能够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就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的奸佞小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不是这样，他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叛离时，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时，他竟浑然不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也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如果能广泛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忠诚建议，那么权臣就不能蒙上蔽下，百姓的情况也就能顺利传递给君主了。”

    唐太宗很赞赏魏徵讲的这番话。

    贞观十年，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们说：“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道：“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相跃起，必须攻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斗中获胜才能使敌人归顺。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

    魏徵回答道：“帝王的兴起，一定是趁着前朝衰乱的时候。这个时候推翻昏庸无道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可是一旦取得天下后，若志趣变得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穷困凋敝而国君却不停地奢侈享乐，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引起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

    唐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辅助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而陷入危亡的泥潭，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起谨慎处理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