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即新始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

    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

    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

    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

    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

    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

    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

    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

    叔父王商上书汉成帝，愿把自己封邑的一部分分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

    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

    汉成帝建始十一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

    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

    永始元年即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都侯(今河南新野)，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

    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

    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

    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王莽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过了王莽。

    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信任，很快升为卫尉，掌管皇宫的禁卫，成为九卿之一。

    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

    王莽为了扳到他仕途上的竞争对手，秘密地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

    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

    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

    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

    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

    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

    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

    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

    他的外戚——他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

    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国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

    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王莽隐居期新都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

    元寿二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

    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

    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

    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

    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

    其后他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

    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

    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

    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

    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

    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

    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

    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

    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事事务。

    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

    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元始一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

    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

    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在假意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

    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

    “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

    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

    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

    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

    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

    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

    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

    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

    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

    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

    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又不听劝谏。

    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

    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

    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

    然后借此机会诬陷罪名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

    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

    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

    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

    元始三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

    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

    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

    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新汉两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场战略决战，这场大战的主战场在河南省叶县，故称为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它是决定了未来中原王朝的国运与兴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战略决战。

    昆阳之战中，身为偏将军的刘秀一战而天下闻名。

    昆阳之战不但是玄汉击败新莽的关键一战，同时也为起义军最终推翻王莽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赞扬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一战摧大敌，顿使何宇平“。

    王莽面临北方赤眉、南方绿林两大起义集团的进攻，日渐焦虑不安，北方的赤眉与南方的绿林军，同为当时起义力量最强大的两支军队。

    当初王莽认为赤眉军声势更大，起义军几乎遍布北方各州郡，觉得形势更为严重。

    于是新莽王朝便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围剿北方的赤眉军，派出由太师王匡、国将哀章统率的精兵十余万用于对赤眉军作战。

    而以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他们拼凑的郡县军和临时招募的部队对付南方的绿林起义军。

    严尤和陈茂统率这些军队作战，王莽还不轻易授给他们兵符，每次行军作战必须先行上报，否则就会判以“弄兵“之罪。

    当绿林军歼灭了甄阜、梁丘赐军，击败严尤、陈茂于南阳城下，接着刘玄称帝。

    公开提出恢复汉朝，建立更始政权之后，王莽才意识到南方的绿林起义军对新莽政权的压力更大，因而决定转移战略重心，一方面将进攻赤眉的主力军调到南方作战;

    一方面紧急调集各郡兵力，准备彻底消灭绿林汉军。

    王莽为了编成对汉军作战的强大部队，特任命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为统帅，征调当时所谓精通63家兵法的人，充当军中的类似参谋的官吏，并任用长人巨毋霸为垒尉，专门负责构筑营垒，将虎、豹、犀牛、象等凶猛野兽圈至军内饲养，以便在作战时放出来，震撼敌人。

    各州郡均自选精兵，由郡和牧守亲自率领，限期到洛阳附近集中，各地到洛阳的兵力达42万多人，号称百万大军。

    这些军队集中后，即开始向颍川开进。

    在颍川又会合了严尤、陈茂的部队，随即向昆阳方向进击。

    大军逶迤千里，粮草辎重络绎不绝。

    地皇三年一月，绿林起义军歼灭甄阜、梁丘赐军后，接着在南阳城下又打败了新军名将严尤、陈茂。

    严尤、陈茂即率军退往颍川。

    同年三月，汉将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进击昆阳、定陵、鄢城等地，进展顺利。

    王常指挥的部队在汝南等地区的活动也节节胜利。

    汉军见新军大队人马向昆阳地区开来，于是王凤与王常率领近万人的部队占据了昆阳城。

    这时刘演指挥的大军正在宛城围攻守城之新朝军队，胜负未见分晓，但宛城已是兵少食尽，内无斗志，外无救兵，形势对新军极为不利。

    汉军的统帅虽然为王凤，但是以后在昆阳之战中，由于王凤等人面对绝对优势的新莽大军，一度缺乏作战的坚定性，刘秀成了昆阳战役的重要决策人物。

    新莽地皇四年，刘玄更始元年五月，王邑、王寻统帅的大军与严尤、陈茂会合后，即由颍川向昆阳前进，两三天即有十余万军队到达昆阳。

    统帅王邑立即下令围攻昆阳。

    纳言将军严尤根据以往作战的失利教训，认为不可把兵力用于昆阳这个既坚固又无碍大局的小城，大军应当直趋宛城，击破围攻宛城的汉军，则昆阳将不攻自破。

    王邑听不进严尤的建议，傲气十足地说:“我以前围攻翟义时，就因为没有能生俘他而受过指责，现在统帅百万大军，碰到敌人城池，竟绕道而过，不能攻下，这怎么能显示我们的威风!

    应当先杀尽这个城中的军民，全军踏着他们的鲜血，前歌后舞而进，岂不是更痛快吗!“

    于是王邑仍然坚持以十万大军围攻昆阳。

    王凤、王常等见新莽大军逐渐云集昆阳，形势十分严重。

    刘秀所率三千骑兵在颍川西北遇见新军后，也引兵退回昆阳。

    加上汉军其他退入昆阳的一些零星部队，昆阳守军共约一万人。

    王凤等鉴于双方力量十分悬殊，对坚守昆阳信心不足，一些退入昆阳城中的官兵也惊惶失措，担心妻子儿女，想分散回去，各保存自己的地区。

    刘秀看到这种情况便对大家说:“目前我军兵粮缺，而城外又有强大之敌，如能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有取胜的可能;

    如果分散各自回去，势必都不能保全。

    况且刘演等攻打宛城，尚未得手，也无力挽救我们。

    昆阳一旦失守，不出一天，各部也必将被敌各个击破歼灭。

    现在如果我们不同心协力，存亡与共，同立功业，反而贪生怕死，能只顾各守自己的妻子财物吗?“

    诸将领等听到刘秀这些话，大怒说:“你怎敢教训起我们来!“

    刘秀听了便笑着站起来。

    恰在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王寻大军即将到达城北，军队连绵百里，还看不见后卫。“

    王凤等向来轻视刘秀，见当前情况急迫，才互相商量决定，请刘秀计划破敌之策。

    这时刘秀经过分析情况，便做了决策，以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率人坚守昆阳城，自己当夜和宗佻、李轶等十三骑，出昆阳城南门到外面去调集部队，准备对新军内外夹攻。

    新莽大军进到昆阳，即按照统帅王邑、王寻的命令，开始围攻昆阳城。

    新军为了显示其作战威力，把昆阳包围十层以上，设置了一百多座军营，军旗遍野，锣鼓之声于数十里之外都可以听到。

    新军挖地道，使用冲车和棚车攻城，集中了所有的机弩向城内狂射，箭矢像雨水倾泄。

    城中的军民不能外出行动，连出门打水也要头顶门板，以防中箭。

    战斗最艰苦时，守将王凤等人一度动摇，向王邑乞降，但王邑、王寻认为攻克昆阳指日可待，不许他们投降。

    否则，便不算建功立业。

    因而，决心非要踏平昆阳不可。

    这使守军认识到只有拼死坚守，以待援军才能有生路，于是更加顽强地与新军搏杀。

    这时严尤看到昆阳难以在短期内攻下，便又建议王邑说:“兵法讲围城要留一面，我们应当让昆阳之敌逃跑一些，使他们传播失败的消息以震撼宛城之敌。“

    但王邑等依仗自己兵多粮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又一次拒绝了严尤的建议，继续加紧硬攻昆阳，使自己几十万大军，屯兵坚城之下。

    城内的汉军军民并肩战斗，一次一次地打退新莽军队的强攻，占绝对优势的新莽也无可奈何，虽经反复攻城，昆阳城仍屹立不动。

    王邑的“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的设想，难以实现。

    昆阳被围前，乘机出城调集兵将的李轶、刘秀等十三人，到达定陵、郾城等地调集各地兵马时，一些将领贪惜自己的财物，想就地分兵留守，不愿赴昆阳增援。

    刘秀对他们说:“今天如果能破敌，珍宝财物要比现在多万倍，我们的大事也可成功;如果我们为敌人所败，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金银财物呢?“

    于是各营将士遂跟着刘秀、李轶等一齐向昆阳地区开进。

    新汉两军昆阳攻守战正在胶着状态，更始元年五月底，宛城在绿林军(汉军)的长期围困下，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守将岑彭终于被迫投降。

    但这个消息尚未传到昆阳。

    刘秀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动摇莽军军心，传宛城已破，绿林军(汉军)主力将至昆阳。

    消息传到昆阳城内，守军立刻士气高涨，更加坚决守城，并随时准备出城歼敌。

    新军得此消息，个个心情沮丧，士气低落。

    绿林军(汉军)在气势上已占据了优势。

    六月初一，李轶、刘秀所率之定陵、郾城等地的汉军到达昆阳地区。

    刘秀为鼓舞大家的斗志，自率步骑兵一千多人为前锋，李轶率主力跟进，刘秀军在逼近新军四五里地时，即摆开阵势，准备出击。

    王邑、王寻也派兵数千前来迎战。

    刘秀亲自率领人马冲杀，斩新军几十个人，跟随的将领都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看到小股敌人，都十分害怕，今天见了大敌，却很勇猛，真是了不起。以后请你总在前面率领我们作战，我们共同协力破敌“!

    刘秀接着又率领将士再行向新军攻击，新军被打得大败，刘秀军斩杀新军近千人。

    刘秀率兵连着打了几次胜仗，这就大大地鼓舞了汉军的斗志，杀减了王邑、王寻的锐气。

    刘秀等在昆阳外围与新军作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为着进一步瓦解新军的战斗士气，鼓舞昆阳城内汉军军民的斗志，故意渲染宛城汉军的胜利，他把写有宛城汉军已获胜，“

    宛下兵到“的密信，射进昆阳城内，同时也转落到新军手中，引起新军统帅王邑、王寻的恐慌。

    新军将士看到，一个小小昆阳，大兵压境，苦战一个多月，都没能攻破，如若再加上宛城的十万汉军，则更无法对付。

    刘秀又精选了三千人的敢死队，自城西冲击新军的中坚。

    王邑、王寻轻视刘秀，自以为很容易打败刘秀。

    因而，他们只率领万余人巡视阵地。

    为了防止各营出现混乱，他们下令各营严格管束自己的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出兵。

    王邑、王寻迎战刘秀，但他们不是刘敢死队的对手，新军的阵势很快即被刘秀军击破，士卒混乱溃逃。

    这时新军其余的部队，因不敢轻举妄动，故无人主动支援王邑、王寻军作战。

    刘秀率领汉军，奋勇冲击，并一鼓作气打垮了王邑、王寻的部队，斩杀了王寻。

    王邑的中坚被冲垮，王寻被斩杀后，新军各部队失去了指挥中枢，立即混乱。

    这时昆阳城内的汉军看到刘秀等人所率的敢死队取得胜利，也大喊着冲杀之声，冲出城门，内外夹攻新军，杀声震天动地，新莽的四十二万大军迅速土崩瓦解。

    新莽军本是强迫征来的贫苦百姓，早已对王莽政权痛恨之极，经起义军内外夹攻，自然弃阵而逃。

    溃逃的莽兵相互推挤，“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

    碰巧又遇上大风和大雷雨，屋瓦被大风刮走，大雨倾盆而下水暴涨，王邑军随队的虎豹都吓得发抖，新军士卒掉入水中淹死的有万余人，滍川被尸体堵塞得几乎断流。

    王邑、严尤、陈茂等人仅带少数长安精骑，踏着死尸渡河才得逃脱。

    汉军缴获了新军的全部军用物资，各种东西堆积如山，一连搬了一个多月还没搬完。

    王邑率领千余残兵一气奔逃到洛阳。

    当王莽得知昆阳惨败的消息后，异常震惊，整个新莽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

    昆阳大捷后，更始帝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李松急攻武关，三辅震动，各地豪强纷纷诛杀新朝牧守，用汉年号，服从更始政令。

    不久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同时，绿林军(汉军)内部将领之间的矛盾激化。

    刘玄在农民将领李轶、朱鲔等人的支持下，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刘演及其部将刘稷处死。

    刘秀表面无所举动，暗中却窥测时机，积蓄力量，为日后缔造东汉王朝开辟道路。

    在昆阳之战中，王莽军的兵力有四十二万人，而更始起义军守城和外援的总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过二万人。

    然而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竟能取得全歼敌人的辉煌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

    归结其要旨，大约有这么几条:政治上反抗王莽暴政统治，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昆阳之战中起义军取胜的深厚政治根源。

    军事上，起义军实施了坚守昆阳，牵制敌人，调集兵力，积极反攻的正确做法，严重迟滞了王邑军的行动，消耗了它的实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攻守的主动权。

    在作战指导的具体运用方面，起义军敢于拼杀，士气高昂，又善于利用新莽的弱点，攻心打击和军事进攻双管齐下，摧毁新军的战斗意志，积小胜为大胜;

    并且能够把握战机，选择新军指挥部为首要进攻目标，将其一举捣掉，使得敌军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最终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昆阳之战是中国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此战聚歼了王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主力，为起义军胜利进军洛阳、长安，最终推翻新莽统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历代颇受关注。

    黑云压城城欲摧，手把日月换新天！

    公元23年，王莽举全国之兵，集结了四十三万大军，围剿势力日渐强大的绿林军！在昆阳城下展开恶战！这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斗，胜负没有任何悬念！

    王莽的算盘是：只要消灭了绿林军这股最大的起义军，借势以定天下。

    然后再腾出手来“思良策以安天下”！

    然而，上天偏偏跟这个理想主义者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此战，刘秀率领万余人马，出人意料地击溃了新朝大军！

    王莽的军事实力遭受重创，从此再也无法阻止义军的崛起！

    明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这样赞扬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一战摧大敌，顿使何宇平”。

    那么刘秀是如何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呢？

    在最为关键的一战中，刘秀气运加身、得天之助。

    因为昆阳大捷中出现的异常天象，很多网友把刘秀称为“位面之子”，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昆阳一隅小城，为何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昆阳大战中的实际发生地点，是河南叶县，今属平顶山市。

    叶县位于华夏农耕文明的源起之地周边，有着悠久的历史。

    夏商时属豫州，春秋时属楚。秦一统天下之后，叶县归于南阳郡！对，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

    实际来看，昆阳并非什么险关天隘，也没有扼守的天然地利，王莽的部队为什么一定拿下昆阳呢？

    是因为昆阳特殊的地理位置——昆阳是水运能够到达南阳的最后一城。

    从昆阳到宛城，近300里再无水运之便。

    采取水运的话，运输不受地形、地貌的限制，也不受风雨等自然气候的影响，途中的消耗也相对较少。

    船只的载重量、行进速度、所需民夫的数量，更不是骡马大车所能比拟的！

    如果采取陆路运输的方式，则无法完全保证粮秣给养的供给，受地形和运输工具的限制，保障成本和难度直线上升！

    所以一定要拿下昆阳城，以此来保证朝南阳一线推进的给养。

    昆阳城一下，中原形势豁然开朗！

    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昆阳向北，兵锋可达颍川、洛阳等重镇，向南可直抵宛城、南阳乃至新野诸地。

    这些地方既是军事重镇，又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地区！

    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必争之地！

    所以对王莽来说，昆阳城是全国战略布局的必争之子！

    在自然灾害频发、朝野动荡的危急关头，仍然要急于在短时间内征集百万大军进攻昆阳！平推宛城南阳！

    对于绿林军来讲，昆阳一失，粮草源源不断，敌将势不可挡，新朝大军可以源源不断增兵，向南阳始，再无守御可能！

    这充分印证了一个真理：打仗就是打后勤啊！

    正因为昆阳是兵家所必争，昆阳之战的胜利才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而兵力悬殊之下的胜利，才能更加突出统帅的英明神武！

    那么，光武帝刘秀凭什么取得胜利？

    史书上对于这场大战的胜利，有一点被诸多史家所载：战斗中“天降陨石”“风雨大作”，帮了刘秀的大忙。

    其夜，有流星坠地，新军死伤无数，肝胆俱裂，士气受到严重摧残。

    战斗中更是风雨大作、瓦片皆飞！敌溃逃无数。

    在叶县多年的考古过程中，倒是挖掘出了以孙家岗遗址为代表的多处贵族墓葬，以战国车马坑为代表的多处具有重大考古意义的遗迹。

    也证明了叶县所具有的悠久文化历史。但是陨石，抱歉，并没有挖掘出来！

    再进一步假设：没有挖掘到陨石，除了天上没有掉下过之外，有没有可能是被当地人捡得精光？

    然而，在历朝历代的史书和地方志中，并没有当地居民拾取到陨石的记载。

    一件惊天动地的“天降陨石”异事，居然在事后消失地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遗留物以为实证，不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吗？

    究竟有没有陨石？

    陨石有没有落到莽军营中？落了多少？造成多大的伤亡？

    或者，只是莽军内讧、军心不稳“炸营”？

    或者，确实有流星掠过夜空，却悄然消失在远方，只是被“有心人”借以附会？

    所以，天降流星的说法肯定是说不通的！

    至于飞砂走石、风雨大作倒有可能，但是绝非地摊文学所说的那么夸张！

    5、6月间，刮点风、打个雷，很正常，但是狂雷暴雨大风，外加河水暴涨，就有点存疑了！

    并且这风雨雷还会自主攻击，只乱莽军而不及绿林军！

    这些天降异像，在正史也不记其载！仅在民间及野史中留存！什么是野史？就是古代的地摊文学啊！八卦之心，自古不变！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夸张的说法呢？

    对于这一点，我更倾向于是新军的王邑和带领溃退的几千士兵回到洛阳之后，为逃避罪责编造出来的！

    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不可预测”的天象，并非自身作战不力、能力低下！

    以此来推卸自身在兵力占有极大优势的情况下被敌以羸弱之兵击溃的罪责和掩盖自己的无能。

    经过口口相传之后，变成了“史实”。

    而实际上，昆阳大战三个月之后，王莽就身死人灭！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管这事儿了！

    昆阳大捷胜利的关键在汉光武帝刘秀，而非天象之助。

    昆阳之战，绿林军在极为不利的困局面前，能够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最终取得这场几乎不可能的胜利，光汉武帝刘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坚决主战，据城以守！

    王莽军以优势兵力猛扑而来，此时，主力部队被刘縯带着，正在攻打宛城。

    举昆阳全城兵力不足万人，将领提议弃守昆阳。

    刘秀深知昆阳的战略地位——此城一失，必一败涂地，因此力主坚守昆阳，以待援兵！

    以身犯险，胆色过人！此时昆阳已成孤城，坚守可暂保无虞，却无法长期固守。

    此时刘秀率领十三骑出城救援，杀出重围，向外求救。

    不得不说，刘秀的胆色异常出色，寻常人等，只怕早已经投降了。

    事实上，刘秀安排留下守城的王凤向王莽军乞降，结果人家不接受！

    欲踏平昆阳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