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伍部:粉饰太平 第7章 舆论的力量
擅长说服,制造舆论。刘秀在调集兵力的过程中,因敌人势大,有的将领贪贪财惜命,提出就地留守!
刘秀说,如为敌所破,身家性命都不保,要这些有什么用,成功地说服了这些将领。
在昆阳战事胶着的时候,刘秀命人用信箭射敌营称“宛城已经破”,绿林援军即将回师的消息,坚定己方的守城意志,动摇了敌方军心!
军心如城,一散即破!
昆阳大捷是汉光武帝平定天下的关键一战。
但是从此战中我们可以看到绿林军的“弱点”,那就是整体战斗意志不坚、投降思想严重。
无论是守城的的王凤还是昆阳周边的将领,都有过投降的打算,意志不坚、岌岌可危。
如果不是刘秀痛阵利害,将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早就散摊子了!
可见会做思想工作是多么地重要啊!
控场超强、战术得当。以强击弱,最重要的是集结优势兵力,形成局部的“强大”。
精选三千敢死队,击敌大营!斩敌千人!再战,斩王寻!
趁敌混乱之际,全军掩杀、内外夹功,终于引发了大溃败,昆阳之战完胜,缴获兵马粮草甲仗无数!
万马军中、杀声震天,旌旗如林、攻守惨烈。
在这样残酷而复杂的战场中,其中的进击退守、截杀掩攻、审时度势,光武帝的战场大局观、战术嗅觉和指挥能力堪称一流!
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
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
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
从这段史实可以看出,昆阳城下的四十二万敌军是有水份的。
在王莽的计划中,原本是准备征召百万大军,最后定为四十二万人。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等诸多原因,实际达到昆阳城下的在十万左右!
古代部队的集结速度,,绝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和条件来衡量。
陆路交通道路难行,粮草供应极为困难,还要考虑马匹、壮丁的消耗,天气的影响。
超过十万人的集结,在历史上都不多见!
王莽在公元23年4月开始征兵,5月即到达昆阳城下,以那个年代的部队集结速度,能有十万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相对明晰的结论:莽军到达昆阳城下且能够投入作战的人马,绝对不会超过十万。
其次,昆阳城占有地利之便。
昆阳并非雄关险隘,但是因为它北达颍川伊洛,南通南阳的特殊地位位置。
并且又是水陆转运重镇,所以城小而坚、城防稳固,这为昆阳固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地形上来看,昆阳处于伏牛山、桐柏山诸脉起伏之地,又有多条水系汇聚于此,根本不象平原那样能够展开规模化的集团冲锋,莽军的兵力优势无法发挥!
再者,王莽篡汉之后,朝政动荡、民不聊生、饥荒处处,王莽得位不正,天怨人怒!
尤其是王莽一朝,并没有非常出色的军事将领。
昆阳城下领军者王寻、王邑等,多王氏族亲,军事才华平平,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刘秀率领的绿林军取得昆阳之战的胜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最让人无语的是王寻的两个骚操作:一是昆阳守将王凤要投降,不受!二是刘秀率领援军来攻,他命令各营安守,自己带兵迎击!
结果:昆阳军民眼见无法幸免,拼死守城;王寻被刘秀一波冲锋干掉,各军无主、将令无出,乱而溃!
而王莽军:兵力不到10万;军心不稳,人心惶惶;昆阳城坚,易守难攻;将领平庸,昏招频出!
世上从来没有以弱胜强一说,胜利者的一方,必然有强于对手之处,或将帅多谋用兵如神,或作战勇猛锋锐无双,或科技先进破敌如竹,或兵力雄厚势不可挡,或军心稳固气势如山,或将士用命以死报国!
仅着眼于兵力的多少来定义“强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昆阳大捷,让莽军的实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类似规模的军事作战行动,两个多月后,王莽也兵败身死。
此战后,刘秀的声望在绿林军中无人可比。
在经过一血雨腥风、暗黑残酷的权谋较量后,昆阳大捷后仅仅两年,也就是公元25年,刘秀即位,汉室中兴,是为东汉!
经历过战争与血火,才更认识到和平的可贵。
东汉呈现出人心思定、修养生息、百废俱兴的中兴之相!
但是,关于光武帝在昆阳大捷中的天地异象之说,却在民间口口相传,“朝官士子军卒百姓行商莫不知晓,称为奇事。”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为什么还能够在光武帝声望无俩的情况下“泛滥”呢?
事实上,笼罩在光武帝身上的“神秘光环”并不仅仅这一起。
昆阳之战是刘秀一举成名的战役,在我国新朝末年刘秀、王莽两军在昆阳一决胜负的一场战役,因在昆阳所以史称昆阳之战。
这次战争中,身为偏将军的刘秀一战而天下闻名,把他的声望推到了顶峰,还为他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它决定了新汉两军的命运和未来中原王朝数百年的国运。
明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这样赞扬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一战摧大敌,顿使何宇平一战摧大敌,顿使何宇平。
当时王莽面临北方赤眉、南方绿林两大起义集团的进攻,压力巨大,他十分焦虑。
后来绿林军歼灭了甄阜、梁丘赐军,击败严尤、陈茂于南阳城下,接着刘玄称帝,公开提出恢复汉朝,建立更始政权。
这个时候,王莽已经坐不住了,他紧急调集各郡兵力共达四十多万,准备彻底消灭绿林汉军。
敌众我寡,绿林军节节败退,被围困昆阳城。
此时昆阳城只有一万兵力,眼看更始政权就要土崩瓦解。
就在这个时候,偏将军刘秀一扫阴霾,他积极组织守城反击,使昆阳城一个月都未破。
后来刘秀趁新军不备,精选了三千人的敢死队夜袭新军。
王邑、王寻轻视刘秀,只率领了万余人巡视阵地。
为了防止各营出现混乱,他们还下令各营严格管束自己的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出兵。
这一夜也是王邑、王寻的最后一夜,他们不敌刘秀军,被斩杀于兵营之中,新军各营因没有得到命令,无人敢轻举妄动。
新军主帅被杀后,指挥中枢立即混乱,在昆阳守军与刘秀军的内外夹击之下,新军大败,慌不择路,践踏而死者数不胜数。
此战之后,天下震动,云集响应者无数,不久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这是历史中记载的昆阳之战,但是在翻阅史料时,还发现了一个离奇的记载,其中说到在昆阳之战中曾发生了一场神秘事件,这场事件才是新军战败的重要因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史料中记载,在新军准备攻城决战的前夜,天降流星,砸向了新军兵营。
见此异象,新军内部军心动摇,刘秀趁机散播谣言,让这数十万新军土崩瓦解,刘秀趁机夜袭新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不管有没有天降陨石这一件事情,在昆阳之战中,刘秀能够冷静的审时度势,并且及时的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确立正确的战略战术。
最后,不仅使战役获得成功,更使自己成功的走向王位。
建平元年夏,南阳白水村出现了“一禾九穗”,这是预示大丰收的祥瑞之兆。
恰在此时,前去查看的刘钦,夫人生了一个公子,与“一禾九穗”祥瑞之象暗合。
刘钦取一麦九穗的“丰秀”之义,给儿子取名刘秀!
稍微有点生物学基础知识的都知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显然,无论是天降陨石还是“一禾九穗”实际上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经过暗中的散播、推动变成了“实事”。
这种超自然、超出人们认知和常识的非正常现象,只能把它归结为“天意”,而“天意”所属、“天心”所向,必然是真龙天子!
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的证明。
刘秀固然是历史上难得的英明帝王,但他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他也需要用天降祥瑞来证明自己为帝的合法性、正义性!
刘秀能够当皇帝,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手里面的武装力量,这是他得以在群雄并起的乱世杀出重围、扫平天下、登基为帝的根本!
谁最能打、谁势力最大,谁就当老大,自古以来不都是这样的吗?
至于刘秀的大汉室身份,分封流落民间的宗室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凭啥你当皇帝?
要是这样的话,曹操和孙权直接向刘备跪下称臣得了!
所以,借势推波助澜、散布天降祥瑞,终究出于巩固统治的帝王心机,他怎么会去制止和查禁这些流言呢?
帝王的这些机心,在历史上多次被用过,刘秀只是拿来主义、照葫芦画瓢而已。
例如汉开国之帝刘邦,流亡在芒砀山的时候,编造出斩白蛇的故事,“汉高斩白蛇而起义”的故事,很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有“赤光绕室”,“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
而杨坚出生是在一座庙里,出生时“紫气充庭”,高人道“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
而更早些时候,有商汤之母亲20年未育,见“天上白气贯月”而孕;
有伊尹出生之前神人托梦给他母亲“臼出水而东走,毋顾”的故事;
更牛的是周文王,“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帝王编造出这些神异之事,目的与刘秀如出一辙!
无非就是用来证实自己得位的合法性、统治天下合法性。
在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最值得敬佩,他在《谕中原檄》中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了出身:予本淮右布衣!
太祖起于元末乱世,以大毅力、大英勇、大能力聚兵而起,驱逐蒙元,恢复汉家衣冠,功莫大焉!
这等功业无双,这等自信豪迈,无须借鬼神异象之说神化自己,是他朝帝王所不及的!
当然了,限于人们认识自然的时代局限性,自然知识的缺乏,当时的民众也确实吃这一套,客观上对于稳定人心、凝聚民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其时行其事,无伤大雅!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天下不负卿!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刘秀于田亩间起事,光复汉室、靖平天下,战无不胜、深得人心!
帝心仁厚,君臣相得!
更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阴丽华一见倾心,发出了“娶妻当娶阴丽华”的感叹,此后即便以帝王之尊,亦不曾亏负、举案齐眉、相伴一生。刘秀不负天下不负功臣,更没有辜负心爱的女人!
我喜欢这个有人情味的帝王。
元始四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
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
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
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
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
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汉平帝元始五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
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孺子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摄政”
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
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王莽遂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
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王莽时年54岁。
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
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
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
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
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
初始元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
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
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
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
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
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
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
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
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
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
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
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
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
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
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
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
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
居摄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为国讨贼,以安社稷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
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
居摄三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
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
始建国元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
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
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
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
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
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
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
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
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
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
天凤二年,五原、代郡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
天凤四年以后,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
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
同年,琅琊海曲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东海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
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的起义、羊牧在江夏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的起义。
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
地皇二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
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
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
因此于天凤四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
地皇四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
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
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
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
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
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