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

    初始元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

    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

    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

    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

    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

    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

    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

    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

    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

    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

    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

    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

    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

    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

    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

    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

    居摄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为国讨贼，以安社稷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

    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

    居摄三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

    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

    始建国元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

    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

    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

    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

    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

    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

    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

    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

    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

    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等边境地区尤甚。

    天凤二年，五原、代郡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

    天凤四年以后，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

    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

    同年，琅琊海曲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

    天凤五年，东海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

    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的起义、羊牧在江夏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的起义。

    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

    地皇二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

    因此于天凤四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

    地皇四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

    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

    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

    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

    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

    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

    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

    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造成了民间物价的不稳定。

    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

    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

    由于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

    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王田”。

    始建国四年，王莽在朝野的压力下，宣布恢复土地自由买卖。

    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也未获得民众支持。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

    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

    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

    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

    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

    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

    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

    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

    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

    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

    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

    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切都要符合古义。

    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

    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

    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

    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

    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改革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

    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

    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难以禁止盗铸私钱。

    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

    但是，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

    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地皇三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