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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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部:妖孽宫廷 第31章 南匈奴附汉

    拿破仑说过:上帝总是站在物质力量强大的一方作战。

    史实证明,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武装力量面前,尚未完成精细化作战分工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没有胜算,面对汉朝多年练就的屯田军制、攻防兼备的武器装备、配合默契的兵种组合,郅支单于决策失误,焉能不速败?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灭郅支之战,汉军合理利用己方优势,远程奔袭兵贵神速,攻城斩首干净利落,整个作战流程动似雷霆、疾如霹雳、势比怒涛,胜得十分漂亮,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对匈奴构成了沉重打击。

    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强大战,两败俱伤。

    双方为了取得战略优势,先后向曾经是死敌的汉朝遣使朝献,甚至“遣子入侍汉廷”作人质,以图获得汉朝支持。

    对于这两个先后输诚的匈奴单于,汉朝在采取“均待之优厚”的同时,也玩起了平衡策略。

    在呼韩邪降汉的同时,死对头郅支以为其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趁机出兵吞并了呼韩邪的地盘。

    在得知汉朝派兵护送呼韩邪回大漠收复失地后,郅支恼羞成怒,怨汉偏袒呼韩邪而不助己,遂“困辱汉使”,并向西域进兵,击败乌孙,吞并乌揭、坚昆、丁零三个小国,建都坚昆,割据一方。

    尽管如此,他“自度兵力不能敌”,对汉朝仍不敢公然分庭抗礼。

    公元前44年又派出使者到汉廷进贡,也称“愿为内附”,同时要求遣还质子。

    在这个问题上,汉廷还是比较慎重的。

    虽然皇帝作出了派卫司马谷吉护送郅支质子回国的决定,但朝中大臣对此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郅支不是真心归附,将人质送出塞外即可。

    当事人谷吉却认为,仅送出塞外,明摆着表明不再交好,可能“弃前恩、立后怨”,给对方不归附的借口,不如送到单于王廷,看他内附不内附。

    凭着我们汉朝如此强大的实力,即便郅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汉使不利,也必然因为得罪汉朝而不敢接近边塞。

    以我一个使臣的牺牲,换边境数年安宁,值!

    最终汉元帝表示同意。

    不幸的是,谷吉一语成谶。

    千里迢迢把郅支的儿子护送回去,郅支竟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把谷吉等人杀了泄愤。

    汉朝三次派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臣谷吉等人的尸体,他不但不给,还挑衅地说:“这里住得很不好,正打算投奔你们大汉王朝,我正准备再次把儿子派过去作人质呢。”

    之所以敢如此叫板,是因为郅支单于有两大法宝护身:第一是地理上的距离优势,康居同汉朝远隔万里,地理迥异,并且是以众多部下冻死于路上的代价熬换的,汉朝不一定有这个远征西域的勇气。

    第二是匈奴游牧民族的高速机动性,像匈奴这样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畜牧业为主,每天骑马放牧,骑技娴熟,在战斗中勇敢向前,如利箭一样迅猛攻击,进攻失利时则急速撤退,来去如风,飘忽无定,其机动优势远非中原农耕文明下的西汉将士可比。

    北匈奴凭借天然的机动性优势,等到远方大汉的大军完成动员、进入西域时,郅支虽无胜算,但估计也早跑得没影了。

    所以,在郅支单于心中,康居与汉廷天各一方,你汉朝在军事上无法对我构成实质威胁,为什么要怕你?

    派使臣来和谈——笑话!

    从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怎么可能拿回来?

    应当承认,郅支单于的小算盘打得的确不错,但他忽视了一点:曾经将星云集的大汉王朝,难道就再也出不了一位名将了吗?

    一代名将陈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

    他既不是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贵族将军,也没有李广、李陵那样的显赫军人世家作后盾,他仅仅是山阳瑕丘的一个普通平民,祖上毫无功荫可袭,必须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努力打拼。

    按照史书记载:陈汤年少时好读书,博学多识,写得一手文章,但因家贫时常四处向人借贷,偶尔欠账不还,同乡都因此鄙视他。

    在汉朝首都长安求官期间,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因此于元帝初元二年上荐他为茂才。

    不料,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陈汤之父突然去世。

    做官心切的他没有按惯例奔丧回家,被人检举不守孝道,为司隶所究,小尝牢狱之灾,好不容易才被人给保举出来。

    因其确实有才,他后来又被推荐为郎官。

    但饱经坎坷的陈汤并不以此为足,按照汉朝的规定,成为郎官仅仅意味着进入官场,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升迁。

    出身卑贱如自己者,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因此陈汤多次主动请求出使边塞。

    直到公元前36年,他终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仕途不顺的他总算有了接近立功的机会。

    不通地理者,不为将才。在奔赴西域都护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时,陈汤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

    到达目的地乌垒城后,甘、陈二人接触到关于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郅支单于已经在康居站稳脚跟,且因驱逐乌孙之功,日渐骄横,气焰愈发嚣张,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百姓几百人;

    又强迫康居国人为他修筑单于城,每日征发500余名苦工,历时两年才完成;

    还勒索大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其势力范围控制千里之阔,逐渐坐大。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

    无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廷:如果谷吉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坐大,到底是跟汉朝走,还是臣服于郅支?

    这样一来,大汉王朝在西域用铁血刀兵辛苦打造出来的威望,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陈汤感到深深的焦虑,心中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敌。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的驻军,还集合了汉朝西域各属国兵发出征召令。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和属国兵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大军向西出发。

    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

    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

    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速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

    第二,把握战机。

    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军来打他。

    只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时机,趁着对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兵锋直指其城下,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发挥的机会,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

    同时,四万之众的汉军属国合兵,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还有利于形成“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的政治优势,师出有名,义正词严。

    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

    可以说,陈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平战结合,就近发兵,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

    公元前36年冬,在郅支杀害汉使、远遁康居八年后,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率四万大军向康居挺进。

    大军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横穿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

    沿途击溃敌军抢掠部队,安抚受惊小国,探听对手虚实。

    进入康居国境东部后,陈汤表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时政工经验:下令严守纪律,不准烧杀抢掠,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

    当地的康居人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告知给陈汤。

    在康居向导的指引下,大军势如破竹,距单于城30里外扎营。

    当部队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眼皮底下时,郅支单于似乎仍蒙在鼓里。

    他所表现出的茫然、慌乱和无措,与先前的狡诈、强硬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大军压境,他遣使来问:“汉兵来这里干什么?”

    汉军的回答十分有趣:“单于您曾上书言居困厄,愿归顺强汉,身入朝觐。

    天子可怜您放弃大国,屈居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

    “双方就这样一问一答,交涉了好几通外交辞令,最终汉方不耐烦了,下达最后通牒:“我们兵来道远,人困马乏,粮食也不多了,叫贵单于和大臣快拿个主意罢。”

    战争的火药味终于弥漫开来。

    战幕随即正式拉开,大军挺进到都赖水畔,距敌城三里处扎阵。

    只见单于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数百人披甲戒备城上,百余骑在城下来往驰骋,城门口还有百余步兵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以耀兵威。

    城上守军向汉军大声挑战:“有种的过来!”

    面对郅支单于的疑兵架势,甘延寿、陈汤指挥下的军队严阵以待,沉着应对。

    当百余名匈奴骑兵直冲汉军营垒而来时,汉营军士“皆张弩持满指之”,敌骑迅速引退。

    随后,汉军强弓部队出营,射击城门外操练的匈奴步、骑兵,被攻击者立时丧胆,撤回城内,紧闭城门。

    见敌胆怯,甘延寿、陈汤下达了总攻命令。

    在阵阵令大地都震颤的战鼓声中,大军开始攻击,弓箭如瓢泼大雨般射向城楼。

    单于城是一座土城,其外另有两层坚固的木城。

    匈奴人顽强抵抗,从木城栅格里向外放箭,展开激烈对射。

    此刻,郅支单于作困兽犹斗状,全身披甲亲自在城楼上指挥作战。他的数十位妻妾也都用弓箭反击,遏阻汉军攻势。

    即便单于亲临战场,也并未给战斗带来任何转折。

    在大军矢发如雨中,匈奴守军渐被压制,不能立足,郅支单于也被一箭正中鼻子,受创甚巨,被迫撤回城内,其妻妾多人中箭死亡,木城上的匈奴守军溃败,汉军趁机纵火焚烧。

    入夜,数百骑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烧,趁黑夜突围,遭汉军迎头射杀,箭如雨下,全部被歼。

    午夜过后,木城全毁,匈奴守军退入土城死守,破城在望,双方进入战争的关键时刻。

    正当此时,一万多名康居骑兵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他们分成10余队,每队1000余人,奔驰号叫,跟城上的匈奴守军互相呼应,对汉军作反包围态势,并趁天黑向汉军阵地进攻。

    陷入两面作战的大军阵地攻防有序,面对康居骑兵多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

    黎明时分,单于城四面火起,汉军士气大振,大喊登城,锣声、鼓声、喊杀声惊天动地。

    汉军举盾堆土,破城而入,城外康居兵见势不好,迅速逃遁。

    郅支单于抵挡不住,率领百余人且战且退,到王宫中负隅顽抗。

    汉军借助火攻勇猛进击,一举格杀郅支单于,斩首成功。

    此战共斩单于阏氏、太子、王公以下1518人,生俘145人,投降者1000多人。

    公元前35年正月,北匈奴郅支单于的人头被快马送至汉朝首都长安,谷吉等人在九泉下可以瞑目了。

    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赢得似乎太过容易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远程奔袭,不到两天的攻防战,轻轻松松就斩首夺城,几乎是完全一边倒的战役,没有一点悬念感。

    但看似轻松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

    除去陈汤远程奔袭达成的军事突然性因素外,更是汉匈双方实力对比的较量所致。

    首先,战略态势天翻地覆。

    想当年,冒顿单于在位时,大破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洋,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统一大漠南北,属下控弦30万,雄极一时,久经战乱、刚刚立国的汉朝自然难擢其锋。

    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二帝,大汉王朝隐忍数十年,蓄力数十年,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力资源,在一代雄才汉武帝手中全面发威。

    汉匈大战历经数十年,战略态势开始全面逆转。

    斗转星移,郅支单于时代,匈奴早已丢失河套、陇西、凉州等战略要地多年,何止“亡焉支山使妇女无颜色”。

    伴随着汉朝不断开荒移民、屯田移民、交通西域的战略推进,匈奴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充其量只能在小国中兴风作浪,对比刚刚经历过“昭宣中兴”的大汉王朝,无疑是相形见绌,此消彼长。

    正如当时一位匈奴大臣所言:“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

    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如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这就是形势,形势比人强——任何一位匈奴单于,都无法无力改变这个实力差距悬殊的战略形势。

    其次,军力对比差距明显。

    袭灭郅支单于之战,不仅仅是陈汤矫诏出兵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同时它更是大汉王朝几十年来逐渐建设完善的军事力量(包括制度优势在内)对抗游牧民族的一次实战检验。

    在对匈奴作战中,汉朝边打边学,边学边改,骑、车、步各兵种不断调整,重新组编。

    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发展迅速,公元前119年春漠北之战时,仅卫青、霍去病两军的战马数量就达到了14万匹,实力十分强大。

    最终汉军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中的第一主力兵种,从而使汉军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既可远程奔袭,也能迂回、包抄、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杀伤力和机动性都大大提高。

    而且汉军特别注重将骑、车、步兵联合作战。

    汉武帝时卫青出塞作战,就曾以武刚车(有皮革防护的战车)环绕为营,以作防御,同时纵精骑5000出击匈奴。

    在实战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汉军形成了一套以骑兵野战、步兵攻坚、车兵防御的克敌制胜战法,协同作战方式渐渐炉火纯青。

    在灭郅支之战中,也正是因为汉军军力强盛,各兵种协同作战,攻防兼备,万余康居骑兵才对汉军主导下防守严密的联军阵地无计可施,徒呼奈何。

    更何况,汉军长短兵器装备之精良,远非游牧民族可比。

    反观匈奴方面,始终长于进攻而短于防守,防御战从来就不是游牧民族的强项,其与生俱来的机动性优势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郅支单于伏诛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高兴又恐惧——高兴的是死敌已灭,恐惧的是汉军武力强大。

    于是,他更加恭谨地第三次单身朝觐,表示“愿守北幌,累世称臣”,这才有了著名的“昭君出塞”,南匈奴的命运从此彻底和大汉王朝绑在了一起,自秦汉以来的北方边患从此一举解除。

    即便到后来王莽改制、天下大乱之际,匈奴也无力趁虚而入。正如当时汉宗室刘向所言:“(此战)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

    以一次战役而收战略之功,陈汤从此名扬天下。

    而如今常为人津津乐道者,是大胜之后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的那封著名疏奏:“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

    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

    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其辞荡气回肠,千古流芳。

    名将陈汤,一生仅此一战,但一战即为数十年汉匈战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给自己的祖国赢得了长久的边境安宁——为将者,夫复何求?

    所以,不管陈汤后来的命运如何挫折困顿,他的勇气、谋略和才华都俨若一颗璀璨的明星,在胜利的瞬间光辉灿烂,永远定格在2000多年前中亚塔拉斯河畔的那个夜晚。

    神爵二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引起内部分裂。由五单于争立的混战发展至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的相互攻伐。

    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附汉,是为南匈奴。

    初元五年,康居王因数为乌孙(西域国名,都赤谷,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所困,欲联合北匈奴击乌孙。

    郅支单于遂引北匈奴到康居东部筑城而居,路上死亡甚众。

    此后,郅支单于数击乌孙,又勒索大宛(西域城国,都贵山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卡散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

    建昭三年,陈汤深虑郅支单于势力危及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乃矫诏发大汉西域驻军及属国兵,分六队击郅支单于。

    三校从南道越葱岭,经大宛至康居;另三校由陈汤和甘延寿率领经北道入赤谷,过乌孙,进入康居界,至阗池西。

    时康居副王抱阗率数千骑袭掠乌孙赤谷东,杀千余人,抢牲畜甚多。

    陈汤率军击之,杀460余人,解救被俘民众470余人,并获牛、马、羊作为军食。

    入康居界后,令士卒不得抢掠。

    至郅支城60里止营。

    捕得康居贵人,了解城内情况。

    次日距城30余里止营。第三日,距城3里布阵。

    郅支单于以数百人披甲守城,向汉军呐喊。

    百余骑兵在城下往来,步兵百余夹城门列阵。

    汉军以弓、弩射郅支城下骑、步兵,其骑、步兵皆入城内。

    又以持盾者在前,持长兵器和弓、弩者在后,向城下进攻,仰射城上守军。

    并烧毁土城外木城。当夜,匈奴骑兵数百欲出城反击,被汉军射杀。

    郅支单于亦被汉军射伤,诸阏氏多被射死。

    半夜,汉军攻入土城。时康居兵万余骑环城十余处援救郅支单于,不利。

    天明,康居兵退却。

    汉军攻入城中,四面纵火。

    单于受重伤而死。

    是役斩郅支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共1518级,俘145人,降千余人。

    此战,陈汤抓住有利时机,矫制发兵击灭郅支单于,结束了西汉与匈奴的百年战争。

    这年冬天,匈奴壶衍鞮单于自领万骑击乌孙,适值天下了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十之一”。

    邻国又乘机袭来,“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

    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马甚众。”

    加之兵民饿死又多。匈奴经过这一灾难,“人民死者十之三,畜产十之五”,大为虚弱。

    “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再也无力抵抗汉军,而“欲乡(向)和亲”。

    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去世,虚闾权渠单于立,这年匈奴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是后数年,匈奴与西域一些小国常发生战斗。

    同时,匈奴贵族内部不断发生权力之争。

    呼韩邪单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单于的。

    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

    他初立为单于时,贬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

    右贤王去龙城赴会,颛渠阏氏告以单于病重,不要远去。

    过几天,单于死。

    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各部贵族,未曾来到,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阴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初立,专力对内,将虚闾权渠单于时的当权贵人全部杀掉,又将虚闾权渠的子弟近亲全部免职,而任用颛渠阏氏的弟弟都隆奇,安置自己的子弟占据要职。

    稽侯珊是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不得继位,投奔妻父乌禅幕。

    乌禅幕本是乌孙与康居之间一个小国的君主,因多次受到侵扰,便率领部属投降了匈奴,仍然为其部属之主,居于右地。

    匈奴有些贵族以为日逐王先贤掸“当为单于”。

    日逐王先贤掸向来与握衍朐鞮单于有矛盾,此时便率领其部属数万骑归顺汉朝,受汉封为归德侯。

    握衍朐鞮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次年,握衍朐鞮又杀了先贤掸两个弟弟。

    乌禅幕对此提出意见,未被采纳,心里怨恨。

    稍后,左奥鞬王死,握衍朐鞮又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奥鞬王,因其年幼留在单于庭。

    奥鞬部贵族另立原奥鞬王之子为王,一同向东迁徙。

    握衍朐鞮派人带万骑追击,失败。

    握衍朐鞮为单于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

    其太子与左贤王多次谗毁左地的贵族,左地贵族也都怨恨。

    又过一年,乌桓击匈奴东部姑夕王,掠取人民,握衍朐鞮恼怒。

    姑夕王恐惧,便与乌禅幕、左地贵族等联合起来,共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动左地兵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失败逃走,派人向其弟右贤王求救,右贤王恨其凶恶“不爱人”,不予援助。

    握衍朐鞮无可奈何,自杀身亡。

    都隆奇投奔右贤王处所,其部属全都投降了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单于即位后,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仍在发展。

    他归单于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收其流落民间的哥哥立为左谷蠡王,派人嗾使右地贵族杀右贤王。

    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击败呼韩邪单于。

    屠耆单于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于单于庭。

    五凤元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带二万骑驻屯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

    这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阴谋,共同谗毁右贤王,打算自立为乌藉单于。

    屠耆单于就杀了右贤王父子,后来才知其冤,又杀了唯犁当户。

    于是呼揭王恐惧,随即叛去,自立为呼揭单于。

    右奥鞬王听到这个消息,就自立为车犁单于。

    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

    就这样,匈奴有了五个单于。

    屠耆单于亲自带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攻击乌藉单于。

    乌藉、车犁都失败,逃向西北,与呼揭单于联合,拥兵四万人。

    乌藉、呼揭都免去了单于之号,一致尊辅车犁单于。

    屠耆单于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四万骑分屯于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亲自率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

    车犁单于失败,逃向西北。屠耆单于随即引兵奔向西南,留屯闟敦之地。

    五凤二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于东方之兵,杀掠一万多人。

    屠耆单于闻知,亲自带领六万骑东击呼韩邪单于,行军千里,遇上了呼韩邪单于约四万兵众,接战起来。

    屠耆单于兵败,自杀。

    都隆奇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归奔汉朝。

    呼韩邪部下乌厉温敦与乌厉屈父子眼看匈奴内乱,也率领几万人南降于汉,受封为义阳侯与新城侯。

    这时,呼韩邪收纳了前来归顺的车犁单于,又捕斩了乌藉单于,随即又都于单于庭,势力有所增强,但部众还只数万人。

    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带了一部分兵力,到了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

    接着,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居东边。

    其后二年,郅支单于与闰振单于战斗,杀了闰振,掠取其众,又击败呼韩邪,都于单于庭。

    汉宣帝五凤三年的诏书中曾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

    这概述了当时匈奴的内乱、耗损与危机。

    寻找出路,是当时匈奴族人十分迫切的课题。

    北匈奴郅支被汉朝诛杀之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

    竟宁元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三次入长安朝觐汉天子,并表示愿归附汉朝娶汉女为阏氏。

    元帝遂将宫女王嫱配他为阏氏。

    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

    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

    在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被打败,为了保全自己,便率众投靠汉朝,并接受汉朝要求的贡纳制度,作为汉朝的外臣。

    这就是最初的南匈奴,西汉时并没有对南匈奴有特别的安置,他们还是按原样与汉朝井水不犯河水。

    在东汉时,因呼都而尸违反兄弟相继原则,引起匈奴内部的分裂,南方的八个匈奴部落联合支持右方日逐王比为他们的单于,匈奴再一次分为南匈奴与北匈奴。

    因北匈奴的压迫与自然灾害的威胁,单于比就效法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行为,也投靠汉朝,并将南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还派质子前往汉朝宫廷,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平等关系。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了南匈奴统治阶级各种礼物及财政援助,没有汉朝的援助南匈奴是难以生存的。

    汉朝还把南匈奴迁入中国,把他们安置在边境八郡,以加强对南匈奴的控制。

    在建武二十六年还要求单于在西河郡的美稷建立宫廷,同时还设立管理匈奴事务的使匈奴中郎将,负责监督匈奴的行为并裁定匈奴内部的问题。

    对于北匈奴,汉朝采取分而治之的原则,北匈奴没有与南匈奴一样享有各种待遇,北匈奴是在贡纳制度之外的。

    东汉末年,国内黄巾起义,诸侯割据。

    内附的匈奴人也开始内讧,有部分匈奴人趁乱抢掠汉人侵略并州、冀州等地。

    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将匈奴人收服,并设立五部贵族分其力量,轮流掌权,且派汉人为司马监督匈奴。

    并且把相当部分中下层匈奴人并入汉族。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连年的内外战争,国力消耗巨大,人民倍受战乱的痛苦。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在这种内讧频繁的局势下,形成了郅支单于与呼韩邪单于的对抗,而最终呼韩邪单于称臣归附汉朝并在汉朝的协助下,得以归复单于庭。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在且喜且惧之下,来到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

    而汉元帝为了增强两国的友谊,改年号“建昭”改为“竟宁”,有长久安宁之意。

    呼韩邪单于入朝时,“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同时,呼韩邪单于提出“愿为天朝之婿”的请求。

    元帝遂选了宫女赐予他。

    呼韩邪单于上书写道:“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塞史卒,以修天子人民。”

    民间传说,王昭君携着琵琶,随着垂老的呼韩邪单于,走在黄沙漫天的塞外,一个人在幽思自叹,自怨自艾之中,百无聊赖,无由解愁,望着天边的大雁,弹起琵琶,一首《出塞曲》,无限感伤,混杂着浓重的乡愁和一丝憧憬,声声催人泪下,而天边大雁,望着惊艳的女子,听着凄婉的琴声,纷纷扑落于平沙之上,遂成“平沙落雁”于世绝唱。

    王昭君到匈奴之后,封为宁胡阏氏,开始了异域的生活。

    在匈奴这片黄尘滚滚,孤鸿南飞,牛羊遍地,青草连天的土地上,王昭君生下一子,称作伊屠智牙师,封为右日逐王。

    然而,在建始二年,短暂的婚姻生活之后,呼韩邪单于与世长辞了,那年王昭君二十四岁。

    一个中原的女子,在胡地习惯了羊奶,住惯了毡帐,学会了骑马射猪,也懂得了一些胡语。

    按照匈奴的习俗,王昭君复嫁给新继位的单于,呼韩邪单于的长子,雕陶莫皋即复株累单于,此后生下两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十余年之后,王昭君随雁仙逝了。

    同时,在春日之际,管理草原,植树栽花,育桑种麻,繁殖六畜,并向匈奴女子传授挑花绣朵的技巧,讲解纺纱织布的工艺。

    王昭君毫不保留地细心施教,在忙碌与诚恳之中,受到匈奴人民的爱戴!

    其实,在王昭君少有的史料中,不仅对青冢有所争议,就连对王昭君的事迹的叙述是否属实,对王昭君出塞的原因,王昭君名字的由来是否如述都有推敲,综观而言,王昭君是一个寄托,文人的幽怨与哀乐,国家的宁和与兴亡。

    她若即若离,若是若非,千百年里,演义着,传唱着。

    但是,无论推敲如何,王昭君以民女身份,远比宗室公主广为流传,其中,民间的演义与传说,野史的枝生与发展,文人的吟咏与赞叹,均使一个绝色的女子,留在天空上,朔漠旁,人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