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过：上帝总是站在物质力量强大的一方作战。

    史实证明，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武装力量面前，尚未完成精细化作战分工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没有胜算，面对汉朝多年练就的屯田军制、攻防兼备的武器装备、配合默契的兵种组合，郅支单于决策失误，焉能不速败?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灭郅支之战，汉军合理利用己方优势，远程奔袭兵贵神速，攻城斩首干净利落，整个作战流程动似雷霆、疾如霹雳、势比怒涛，胜得十分漂亮，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对匈奴构成了沉重打击。

    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强大战，两败俱伤。

    双方为了取得战略优势，先后向曾经是死敌的汉朝遣使朝献，甚至“遣子入侍汉廷”作人质，以图获得汉朝支持。

    对于这两个先后输诚的匈奴单于，汉朝在采取“均待之优厚”的同时，也玩起了平衡策略。

    在呼韩邪降汉的同时，死对头郅支以为其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趁机出兵吞并了呼韩邪的地盘。

    在得知汉朝派兵护送呼韩邪回大漠收复失地后，郅支恼羞成怒，怨汉偏袒呼韩邪而不助己，遂“困辱汉使”，并向西域进兵，击败乌孙，吞并乌揭、坚昆、丁零三个小国，建都坚昆，割据一方。

    尽管如此，他“自度兵力不能敌”，对汉朝仍不敢公然分庭抗礼。

    公元前44年又派出使者到汉廷进贡，也称“愿为内附”，同时要求遣还质子。

    在这个问题上，汉廷还是比较慎重的。

    虽然皇帝作出了派卫司马谷吉护送郅支质子回国的决定，但朝中大臣对此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郅支不是真心归附，将人质送出塞外即可。

    当事人谷吉却认为，仅送出塞外，明摆着表明不再交好，可能“弃前恩、立后怨”，给对方不归附的借口，不如送到单于王廷，看他内附不内附。

    凭着我们汉朝如此强大的实力，即便郅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汉使不利，也必然因为得罪汉朝而不敢接近边塞。

    以我一个使臣的牺牲，换边境数年安宁，值!

    最终汉元帝表示同意。

    不幸的是，谷吉一语成谶。

    千里迢迢把郅支的儿子护送回去，郅支竟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把谷吉等人杀了泄愤。

    汉朝三次派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臣谷吉等人的尸体，他不但不给，还挑衅地说：“这里住得很不好，正打算投奔你们大汉王朝，我正准备再次把儿子派过去作人质呢。”

    之所以敢如此叫板，是因为郅支单于有两大法宝护身：第一是地理上的距离优势，康居同汉朝远隔万里，地理迥异，并且是以众多部下冻死于路上的代价熬换的，汉朝不一定有这个远征西域的勇气。

    第二是匈奴游牧民族的高速机动性，像匈奴这样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畜牧业为主，每天骑马放牧，骑技娴熟，在战斗中勇敢向前，如利箭一样迅猛攻击，进攻失利时则急速撤退，来去如风，飘忽无定，其机动优势远非中原农耕文明下的西汉将士可比。

    北匈奴凭借天然的机动性优势，等到远方大汉的大军完成动员、进入西域时，郅支虽无胜算，但估计也早跑得没影了。

    所以，在郅支单于心中，康居与汉廷天各一方，你汉朝在军事上无法对我构成实质威胁，为什么要怕你?

    派使臣来和谈——笑话!

    从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怎么可能拿回来?

    应当承认，郅支单于的小算盘打得的确不错，但他忽视了一点：曾经将星云集的大汉王朝，难道就再也出不了一位名将了吗?

    一代名将陈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

    他既不是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贵族将军，也没有李广、李陵那样的显赫军人世家作后盾，他仅仅是山阳瑕丘的一个普通平民，祖上毫无功荫可袭，必须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努力打拼。

    按照史书记载：陈汤年少时好读书，博学多识，写得一手文章，但因家贫时常四处向人借贷，偶尔欠账不还，同乡都因此鄙视他。

    在汉朝首都长安求官期间，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因此于元帝初元二年上荐他为茂才。

    不料，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陈汤之父突然去世。

    做官心切的他没有按惯例奔丧回家，被人检举不守孝道，为司隶所究，小尝牢狱之灾，好不容易才被人给保举出来。

    因其确实有才，他后来又被推荐为郎官。

    但饱经坎坷的陈汤并不以此为足，按照汉朝的规定，成为郎官仅仅意味着进入官场，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升迁。

    出身卑贱如自己者，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因此陈汤多次主动请求出使边塞。

    直到公元前36年，他终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仕途不顺的他总算有了接近立功的机会。

    不通地理者，不为将才。在奔赴西域都护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时，陈汤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

    到达目的地乌垒城后，甘、陈二人接触到关于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郅支单于已经在康居站稳脚跟，且因驱逐乌孙之功，日渐骄横，气焰愈发嚣张，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百姓几百人；

    又强迫康居国人为他修筑单于城，每日征发500余名苦工，历时两年才完成；

    还勒索大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其势力范围控制千里之阔，逐渐坐大。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

    无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廷：如果谷吉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坐大，到底是跟汉朝走，还是臣服于郅支?

    这样一来，大汉王朝在西域用铁血刀兵辛苦打造出来的威望，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陈汤感到深深的焦虑，心中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敌。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的驻军，还集合了汉朝西域各属国兵发出征召令。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和属国兵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大军向西出发。

    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

    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

    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速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

    第二，把握战机。

    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军来打他。

    只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时机，趁着对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兵锋直指其城下，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发挥的机会，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

    同时，四万之众的汉军属国合兵，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还有利于形成“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的政治优势，师出有名，义正词严。

    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

    可以说，陈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平战结合，就近发兵，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

    公元前36年冬，在郅支杀害汉使、远遁康居八年后，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率四万大军向康居挺进。

    大军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横穿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

    沿途击溃敌军抢掠部队，安抚受惊小国，探听对手虚实。

    进入康居国境东部后，陈汤表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时政工经验：下令严守纪律，不准烧杀抢掠，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

    当地的康居人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告知给陈汤。

    在康居向导的指引下，大军势如破竹，距单于城30里外扎营。

    当部队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眼皮底下时，郅支单于似乎仍蒙在鼓里。

    他所表现出的茫然、慌乱和无措，与先前的狡诈、强硬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大军压境，他遣使来问：“汉兵来这里干什么?”

    汉军的回答十分有趣：“单于您曾上书言居困厄，愿归顺强汉，身入朝觐。

    天子可怜您放弃大国，屈居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

    “双方就这样一问一答，交涉了好几通外交辞令，最终汉方不耐烦了，下达最后通牒：“我们兵来道远，人困马乏，粮食也不多了，叫贵单于和大臣快拿个主意罢。”

    战争的火药味终于弥漫开来。

    战幕随即正式拉开，大军挺进到都赖水畔，距敌城三里处扎阵。

    只见单于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数百人披甲戒备城上，百余骑在城下来往驰骋，城门口还有百余步兵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以耀兵威。

    城上守军向汉军大声挑战：“有种的过来!”

    面对郅支单于的疑兵架势，甘延寿、陈汤指挥下的军队严阵以待，沉着应对。

    当百余名匈奴骑兵直冲汉军营垒而来时，汉营军士“皆张弩持满指之”，敌骑迅速引退。

    随后，汉军强弓部队出营，射击城门外操练的匈奴步、骑兵，被攻击者立时丧胆，撤回城内，紧闭城门。

    见敌胆怯，甘延寿、陈汤下达了总攻命令。

    在阵阵令大地都震颤的战鼓声中，大军开始攻击，弓箭如瓢泼大雨般射向城楼。

    单于城是一座土城，其外另有两层坚固的木城。

    匈奴人顽强抵抗，从木城栅格里向外放箭，展开激烈对射。

    此刻，郅支单于作困兽犹斗状，全身披甲亲自在城楼上指挥作战。他的数十位妻妾也都用弓箭反击，遏阻汉军攻势。

    即便单于亲临战场，也并未给战斗带来任何转折。

    在大军矢发如雨中，匈奴守军渐被压制，不能立足，郅支单于也被一箭正中鼻子，受创甚巨，被迫撤回城内，其妻妾多人中箭死亡，木城上的匈奴守军溃败，汉军趁机纵火焚烧。

    入夜，数百骑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烧，趁黑夜突围，遭汉军迎头射杀，箭如雨下，全部被歼。

    午夜过后，木城全毁，匈奴守军退入土城死守，破城在望，双方进入战争的关键时刻。

    正当此时，一万多名康居骑兵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他们分成10余队，每队1000余人，奔驰号叫，跟城上的匈奴守军互相呼应，对汉军作反包围态势，并趁天黑向汉军阵地进攻。

    陷入两面作战的大军阵地攻防有序，面对康居骑兵多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

    黎明时分，单于城四面火起，汉军士气大振，大喊登城，锣声、鼓声、喊杀声惊天动地。

    汉军举盾堆土，破城而入，城外康居兵见势不好，迅速逃遁。

    郅支单于抵挡不住，率领百余人且战且退，到王宫中负隅顽抗。

    汉军借助火攻勇猛进击，一举格杀郅支单于，斩首成功。

    此战共斩单于阏氏、太子、王公以下1518人，生俘145人，投降者1000多人。

    公元前35年正月，北匈奴郅支单于的人头被快马送至汉朝首都长安，谷吉等人在九泉下可以瞑目了。

    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赢得似乎太过容易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远程奔袭，不到两天的攻防战，轻轻松松就斩首夺城，几乎是完全一边倒的战役，没有一点悬念感。

    但看似轻松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

    除去陈汤远程奔袭达成的军事突然性因素外，更是汉匈双方实力对比的较量所致。

    首先，战略态势天翻地覆。

    想当年，冒顿单于在位时，大破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洋，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统一大漠南北，属下控弦30万，雄极一时，久经战乱、刚刚立国的汉朝自然难擢其锋。

    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二帝，大汉王朝隐忍数十年，蓄力数十年，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力资源，在一代雄才汉武帝手中全面发威。

    汉匈大战历经数十年，战略态势开始全面逆转。

    斗转星移，郅支单于时代，匈奴早已丢失河套、陇西、凉州等战略要地多年，何止“亡焉支山使妇女无颜色”。

    伴随着汉朝不断开荒移民、屯田移民、交通西域的战略推进，匈奴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充其量只能在小国中兴风作浪，对比刚刚经历过“昭宣中兴”的大汉王朝，无疑是相形见绌，此消彼长。

    正如当时一位匈奴大臣所言：“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

    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如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这就是形势，形势比人强——任何一位匈奴单于，都无法无力改变这个实力差距悬殊的战略形势。

    其次，军力对比差距明显。

    袭灭郅支单于之战，不仅仅是陈汤矫诏出兵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同时它更是大汉王朝几十年来逐渐建设完善的军事力量(包括制度优势在内)对抗游牧民族的一次实战检验。

    在对匈奴作战中，汉朝边打边学，边学边改，骑、车、步各兵种不断调整，重新组编。

    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发展迅速，公元前119年春漠北之战时，仅卫青、霍去病两军的战马数量就达到了14万匹，实力十分强大。

    最终汉军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中的第一主力兵种，从而使汉军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既可远程奔袭，也能迂回、包抄、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杀伤力和机动性都大大提高。

    而且汉军特别注重将骑、车、步兵联合作战。

    汉武帝时卫青出塞作战，就曾以武刚车(有皮革防护的战车)环绕为营，以作防御，同时纵精骑5000出击匈奴。

    在实战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汉军形成了一套以骑兵野战、步兵攻坚、车兵防御的克敌制胜战法，协同作战方式渐渐炉火纯青。

    在灭郅支之战中，也正是因为汉军军力强盛，各兵种协同作战，攻防兼备，万余康居骑兵才对汉军主导下防守严密的联军阵地无计可施，徒呼奈何。

    更何况，汉军长短兵器装备之精良，远非游牧民族可比。

    反观匈奴方面，始终长于进攻而短于防守，防御战从来就不是游牧民族的强项，其与生俱来的机动性优势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郅支单于伏诛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高兴又恐惧——高兴的是死敌已灭，恐惧的是汉军武力强大。

    于是，他更加恭谨地第三次单身朝觐，表示“愿守北幌，累世称臣”，这才有了著名的“昭君出塞”，南匈奴的命运从此彻底和大汉王朝绑在了一起，自秦汉以来的北方边患从此一举解除。

    即便到后来王莽改制、天下大乱之际，匈奴也无力趁虚而入。正如当时汉宗室刘向所言：“(此战)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

    以一次战役而收战略之功，陈汤从此名扬天下。

    而如今常为人津津乐道者，是大胜之后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的那封著名疏奏：“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

    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

    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其辞荡气回肠，千古流芳。

    名将陈汤，一生仅此一战，但一战即为数十年汉匈战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给自己的祖国赢得了长久的边境安宁——为将者，夫复何求?

    所以，不管陈汤后来的命运如何挫折困顿，他的勇气、谋略和才华都俨若一颗璀璨的明星，在胜利的瞬间光辉灿烂，永远定格在2000多年前中亚塔拉斯河畔的那个夜晚。

    神爵二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引起内部分裂。由五单于争立的混战发展至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的相互攻伐。

    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附汉，是为南匈奴。

    初元五年，康居王因数为乌孙(西域国名，都赤谷，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所困，欲联合北匈奴击乌孙。

    郅支单于遂引北匈奴到康居东部筑城而居，路上死亡甚众。

    此后，郅支单于数击乌孙，又勒索大宛(西域城国，都贵山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卡散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

    建昭三年，陈汤深虑郅支单于势力危及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乃矫诏发大汉西域驻军及属国兵，分六队击郅支单于。

    三校从南道越葱岭，经大宛至康居；另三校由陈汤和甘延寿率领经北道入赤谷，过乌孙，进入康居界，至阗池西。

    时康居副王抱阗率数千骑袭掠乌孙赤谷东，杀千余人，抢牲畜甚多。

    陈汤率军击之，杀460余人，解救被俘民众470余人，并获牛、马、羊作为军食。

    入康居界后，令士卒不得抢掠。

    至郅支城60里止营。

    捕得康居贵人，了解城内情况。

    次日距城30余里止营。第三日，距城3里布阵。

    郅支单于以数百人披甲守城，向汉军呐喊。

    百余骑兵在城下往来，步兵百余夹城门列阵。

    汉军以弓、弩射郅支城下骑、步兵，其骑、步兵皆入城内。

    又以持盾者在前，持长兵器和弓、弩者在后，向城下进攻，仰射城上守军。

    并烧毁土城外木城。当夜，匈奴骑兵数百欲出城反击，被汉军射杀。

    郅支单于亦被汉军射伤，诸阏氏多被射死。

    半夜，汉军攻入土城。时康居兵万余骑环城十余处援救郅支单于，不利。

    天明，康居兵退却。

    汉军攻入城中，四面纵火。

    单于受重伤而死。

    是役斩郅支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共1518级，俘145人，降千余人。

    此战，陈汤抓住有利时机，矫制发兵击灭郅支单于，结束了西汉与匈奴的百年战争。

    这年冬天，匈奴壶衍鞮单于自领万骑击乌孙，适值天下了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十之一”。

    邻国又乘机袭来，“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

    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马甚众。”

    加之兵民饿死又多。匈奴经过这一灾难，“人民死者十之三，畜产十之五”，大为虚弱。

    “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再也无力抵抗汉军，而“欲乡（向）和亲”。

    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去世，虚闾权渠单于立，这年匈奴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是后数年，匈奴与西域一些小国常发生战斗。

    同时，匈奴贵族内部不断发生权力之争。

    呼韩邪单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单于的。

    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

    他初立为单于时，贬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

    右贤王去龙城赴会，颛渠阏氏告以单于病重，不要远去。

    过几天，单于死。

    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各部贵族，未曾来到，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阴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初立，专力对内，将虚闾权渠单于时的当权贵人全部杀掉，又将虚闾权渠的子弟近亲全部免职，而任用颛渠阏氏的弟弟都隆奇，安置自己的子弟占据要职。

    稽侯珊是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不得继位，投奔妻父乌禅幕。

    乌禅幕本是乌孙与康居之间一个小国的君主，因多次受到侵扰，便率领部属投降了匈奴，仍然为其部属之主，居于右地。

    匈奴有些贵族以为日逐王先贤掸“当为单于”。

    日逐王先贤掸向来与握衍朐鞮单于有矛盾，此时便率领其部属数万骑归顺汉朝，受汉封为归德侯。

    握衍朐鞮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次年，握衍朐鞮又杀了先贤掸两个弟弟。

    乌禅幕对此提出意见，未被采纳，心里怨恨。

    稍后，左奥鞬王死，握衍朐鞮又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奥鞬王，因其年幼留在单于庭。

    奥鞬部贵族另立原奥鞬王之子为王，一同向东迁徙。

    握衍朐鞮派人带万骑追击，失败。

    握衍朐鞮为单于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

    其太子与左贤王多次谗毁左地的贵族，左地贵族也都怨恨。

    又过一年，乌桓击匈奴东部姑夕王，掠取人民，握衍朐鞮恼怒。

    姑夕王恐惧，便与乌禅幕、左地贵族等联合起来，共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动左地兵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失败逃走，派人向其弟右贤王求救，右贤王恨其凶恶“不爱人”，不予援助。

    握衍朐鞮无可奈何，自杀身亡。

    都隆奇投奔右贤王处所，其部属全都投降了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单于即位后，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仍在发展。

    他归单于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收其流落民间的哥哥立为左谷蠡王，派人嗾使右地贵族杀右贤王。

    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击败呼韩邪单于。

    屠耆单于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于单于庭。

    五凤元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带二万骑驻屯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

    这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阴谋，共同谗毁右贤王，打算自立为乌藉单于。

    屠耆单于就杀了右贤王父子，后来才知其冤，又杀了唯犁当户。

    于是呼揭王恐惧，随即叛去，自立为呼揭单于。

    右奥鞬王听到这个消息，就自立为车犁单于。

    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

    就这样，匈奴有了五个单于。

    屠耆单于亲自带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攻击乌藉单于。

    乌藉、车犁都失败，逃向西北，与呼揭单于联合，拥兵四万人。

    乌藉、呼揭都免去了单于之号，一致尊辅车犁单于。

    屠耆单于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四万骑分屯于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亲自率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

    车犁单于失败，逃向西北。屠耆单于随即引兵奔向西南，留屯闟敦之地。

    五凤二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于东方之兵，杀掠一万多人。

    屠耆单于闻知，亲自带领六万骑东击呼韩邪单于，行军千里，遇上了呼韩邪单于约四万兵众，接战起来。

    屠耆单于兵败，自杀。

    都隆奇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归奔汉朝。

    呼韩邪部下乌厉温敦与乌厉屈父子眼看匈奴内乱，也率领几万人南降于汉，受封为义阳侯与新城侯。

    这时，呼韩邪收纳了前来归顺的车犁单于，又捕斩了乌藉单于，随即又都于单于庭，势力有所增强，但部众还只数万人。

    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带了一部分兵力，到了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

    接着，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居东边。

    其后二年，郅支单于与闰振单于战斗，杀了闰振，掠取其众，又击败呼韩邪，都于单于庭。

    汉宣帝五凤三年的诏书中曾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

    这概述了当时匈奴的内乱、耗损与危机。

    寻找出路，是当时匈奴族人十分迫切的课题。

    北匈奴郅支被汉朝诛杀之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

    竟宁元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三次入长安朝觐汉天子，并表示愿归附汉朝娶汉女为阏氏。

    元帝遂将宫女王嫱配他为阏氏。

    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

    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

    在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被打败，为了保全自己，便率众投靠汉朝，并接受汉朝要求的贡纳制度，作为汉朝的外臣。

    这就是最初的南匈奴，西汉时并没有对南匈奴有特别的安置，他们还是按原样与汉朝井水不犯河水。

    在东汉时，因呼都而尸违反兄弟相继原则，引起匈奴内部的分裂，南方的八个匈奴部落联合支持右方日逐王比为他们的单于，匈奴再一次分为南匈奴与北匈奴。

    因北匈奴的压迫与自然灾害的威胁，单于比就效法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行为，也投靠汉朝，并将南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还派质子前往汉朝宫廷，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平等关系。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了南匈奴统治阶级各种礼物及财政援助，没有汉朝的援助南匈奴是难以生存的。

    汉朝还把南匈奴迁入中国，把他们安置在边境八郡，以加强对南匈奴的控制。

    在建武二十六年还要求单于在西河郡的美稷建立宫廷，同时还设立管理匈奴事务的使匈奴中郎将，负责监督匈奴的行为并裁定匈奴内部的问题。

    对于北匈奴，汉朝采取分而治之的原则，北匈奴没有与南匈奴一样享有各种待遇，北匈奴是在贡纳制度之外的。

    东汉末年，国内黄巾起义，诸侯割据。

    内附的匈奴人也开始内讧，有部分匈奴人趁乱抢掠汉人侵略并州、冀州等地。

    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将匈奴人收服，并设立五部贵族分其力量，轮流掌权，且派汉人为司马监督匈奴。

    并且把相当部分中下层匈奴人并入汉族。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连年的内外战争，国力消耗巨大，人民倍受战乱的痛苦。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在这种内讧频繁的局势下，形成了郅支单于与呼韩邪单于的对抗，而最终呼韩邪单于称臣归附汉朝并在汉朝的协助下，得以归复单于庭。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在且喜且惧之下，来到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

    而汉元帝为了增强两国的友谊，改年号“建昭”改为“竟宁”，有长久安宁之意。

    呼韩邪单于入朝时，“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同时，呼韩邪单于提出“愿为天朝之婿”的请求。

    元帝遂选了宫女赐予他。

    呼韩邪单于上书写道：“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塞史卒，以修天子人民。”

    民间传说，王昭君携着琵琶，随着垂老的呼韩邪单于，走在黄沙漫天的塞外，一个人在幽思自叹，自怨自艾之中，百无聊赖，无由解愁，望着天边的大雁，弹起琵琶，一首《出塞曲》，无限感伤，混杂着浓重的乡愁和一丝憧憬，声声催人泪下，而天边大雁，望着惊艳的女子，听着凄婉的琴声，纷纷扑落于平沙之上，遂成“平沙落雁”于世绝唱。

    王昭君到匈奴之后，封为宁胡阏氏，开始了异域的生活。

    在匈奴这片黄尘滚滚，孤鸿南飞，牛羊遍地，青草连天的土地上，王昭君生下一子，称作伊屠智牙师，封为右日逐王。

    然而，在建始二年，短暂的婚姻生活之后，呼韩邪单于与世长辞了，那年王昭君二十四岁。

    一个中原的女子，在胡地习惯了羊奶，住惯了毡帐，学会了骑马射猪，也懂得了一些胡语。

    按照匈奴的习俗，王昭君复嫁给新继位的单于，呼韩邪单于的长子，雕陶莫皋即复株累单于，此后生下两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十余年之后，王昭君随雁仙逝了。

    同时，在春日之际，管理草原，植树栽花，育桑种麻，繁殖六畜，并向匈奴女子传授挑花绣朵的技巧，讲解纺纱织布的工艺。

    王昭君毫不保留地细心施教，在忙碌与诚恳之中，受到匈奴人民的爱戴！

    其实，在王昭君少有的史料中，不仅对青冢有所争议，就连对王昭君的事迹的叙述是否属实，对王昭君出塞的原因，王昭君名字的由来是否如述都有推敲，综观而言，王昭君是一个寄托，文人的幽怨与哀乐，国家的宁和与兴亡。

    她若即若离，若是若非，千百年里，演义着，传唱着。

    但是，无论推敲如何，王昭君以民女身份，远比宗室公主广为流传，其中，民间的演义与传说，野史的枝生与发展，文人的吟咏与赞叹，均使一个绝色的女子，留在天空上，朔漠旁，人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