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与官宦，虽然相似但意义却大不相同。

    宦官是失去性能力专门服侍天子的人；而官宦则指普通的官员，常常用来形容家族中常年有人出仕的家族。

    自古宦官集结在一起，另立山头，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专干坏事，是常有的事。

    汉朝的石显，就是宦官结党的头目。

    石显，山东省章丘市人，他年轻时受过腐刑，后任中黄门官职，又被选为中尚书。

    在汉宣帝刘询时期任中书官，弘恭谙熟法令旧事，善于请求、上奏，其才能足以称职。

    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

    汉元帝刘奭继位后几年，弘恭死了，石显继任，担任中书令。

    当时，正赶上汉元帝生病，无法亲理朝政。

    同时他正热衷于音乐，又因石显就操此职，在宫中没有外界关系，精神专注值得信赖，于是元帝把各种政务委任石显。

    政事不论大小，都根据石显的话决定;石显的尊贵和收到的宠幸权倾朝野，百官都恭敬侍奉石显。

    石显为人机灵聪明，能够体会到皇帝心思，极其狡诈，常用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暗中打击别人，一点小事他就治人以严法。

    初元年间，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都担任给事中。

    萧望之领尚书事，知道石显专权奸邪，陈述其意见说:“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国家政权的关键，应该让公正通明的人担任此职。

    汉武帝日夜游宴后宫，所以重用宦官，这不符合旧的规定。

    不应该让宦官担任中书之职，响应古代礼制，不能让刑余之人接近皇帝。“

    元帝没有采纳萧望之的建议，因此萧望之惹得石显非常恼怒。

    后来萧望之等人都遭到石显的迫害，萧望之被逼自尽，周堪、刘更生被废官禁锢，不再任用，有关这些内容见于《望之传》。

    后来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人都密上奏章，常在被皇帝召见时揭发石显的短处。

    石显派人打探其事，定其罪过，京房、贾捐之被弃市，张猛自杀于公车署内，陈咸一人抵罪，被剃去头发，服城旦之刑。

    后来郑地长官苏建得到石显私信把它上奏皇帝，石显后来便以别的理由判其死罪。

    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大臣官员都非常害怕石显，不敢轻举妄动。

    石显又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党羽，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都可以获得高官显位。

    民间流传的歌谣唱道:“牢梁呀石显呀，都是五鹿充宗的常客呀!在他们手中的官印是多么多!他们身上佩的绶带是多么长!“

    这首民歌道出了他们的官位之显，权势之大。

    石显看到左将军冯奉世父子身为公卿非常有声望，冯奉世的女儿又是皇帝内宫的昭仪，因此想依附他，于是石显向皇帝推荐昭仪的哥哥谒者冯逡，说冯逡性情严整，可以在宫中侍奉。

    皇帝因此召见冯逡，想任命冯逡担任侍中，冯逡趁机要求秘密地对皇上讲一些事情。

    皇帝听到冯逡说石显专权非常愤怒，立即罢免冯逡，去当郎官。

    后来御史大夫空缺，群臣都举荐冯逡之兄大鸿胪冯野王品行才能无与伦比，皇帝以此问石显，石显说:“九卿之中没有谁能比野王更胜任此职。

    不过，野王是昭仪的亲兄，我担心后代人认为陛下不用众多贤才，亲近后宫嫔妃的亲属，让其担任三公之职。“

    皇帝说:“好，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于是下诏书赞美野王，却废弃而不重用他，有关这些情况见于《野王传》。

    石显知道自己专权的事情广为人知，担心一旦皇帝手下人侦知自己的情况，能够离间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所以常常向皇帝主动坦白自己的过错，显示自己，拿一封信为验证。

    石显曾出宫到官署征用民力财物，石显事先向皇帝说明，担心宫门关闭不能进来，请求皇帝派人降诏让门吏届时开门。

    皇帝答应了。

    石显故意迟至深夜才回来，称皇帝有诏让人开门而入。

    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权，伪造皇帝诏书私开宫门，皇帝听说，笑着把那上书给石显看。

    石显趁机哭泣说:“陛下非常偏爱小人，把政事交给我处理，大臣们无不嫉妒，他们老想陷害我;像这样上书害我的事情肯定不止一件，希望圣明的皇帝要了解我的忠心和处境。

    我低微卑贱，确实没有能力让自己使万众都快乐起来，也担当不了天下人的怨恨，我要求归还掌管国家枢机的重要官职，接受在后宫中打扫台阶的差役，死而无憾!希望陛下您哀怜我，使我能平安的活下去。“

    皇帝认为他讲的都属实，很同情他，多次慰劳、勉励石显，更增加赏赐。

    这样，石显得到的赏赐以及众朝臣巴结他而送的礼资多达一万万。

    当初，石显听到众人议论纷纷说他杀了前将军萧望之。

    萧望之是当世大儒，很有影响;石显害怕天下饱学之士讥讽诽谤自己，因此如何处理这件事成为他的心病。

    这时，明经著节士琅琊贡禹担任谏大夫，石显趁机派人向贡禹问好，想拉拢他。

    石显把贡禹推荐给皇帝，越过九卿，直接当上了御史大夫，礼节非常完备。

    喜欢评论的人因此称颂石显，认为石显并不嫉妒和讲萧望之的坏话。

    石显就是像这样处心积虑玩弄阴谋诡计逃脱祸患，取信于皇帝的。

    元帝晚年卧病，当时定陶恭王很受元帝宠爱，但是石显拥护皇太子却非常积极有力。

    元帝死后，汉成帝刘骜刚继位，就把石显调到长信宫作中太仆，官禄是中二千石。

    石显失去依靠后，失权不到几个月，丞相御史就像皇帝列举石显以前的罪恶，他的党羽牢梁、陈顺都被免官。

    石显与其妻儿返回故乡，一路上忧心难安吃不下饭，死在路上。以前巴结石显获得一官半职的人都被罢免。

    少府五鹿充宗被降职做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降职为雁门都尉。

    汉元帝即位后，深闻其贤，征为谏大夫，后迁光禄大夫、长信少府、御史大夫等。

    他多次上书，奏言治国安民之道，奏书中对人口问题也有许多重要建议。

    贡禹认为当时“内多怨女，外多旷夫“，人口出生率不高，主要是汉武帝以后“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和“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造成的。

    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增加人口，就应把大量宫女奴婢，“免为庶人“，使他们男婚女嫁，生儿育女。

    贡禹主张“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全部遣散，在当时固然不能办到，但他有力地揭露了汉武帝以后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淫乐，是有益于天下许多成年男女适时婚配和人口繁衍的。

    贡禹还反对奢侈浪费和苛重的赋役，以减少人口死亡。

    他认为造成当时人口大量夭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天子、王公贵族到富豪人家竞相侈靡，使广大人民无以为生，死者不可胜计。

    二是赋役繁重。在汉武帝以前，百姓七岁到十四岁的，每年纳口赋23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每年纳算赋120钱，汉武帝以后口赋年龄改为三岁算起，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许多人不敢生儿育女，有的生下婴儿后也只好加以杀死，“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予民，民产于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

    所以，要想降低人口死亡率，他除了主张“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反对挥霍浪费外，还应减轻赋役，口赋年龄仍应改为七岁算起，算赋年龄改为二十岁算起。

    贡禹在这里敏锐地看到了统治阶级的奢侈淫乐和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是造成当时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是很有见地的。

    贡禹针对西汉中期以后，农业人口大量减少人“耕者不能半“的情况，还提出了废除货币，“市井勿得贩卖“的主张。

    他认为当时农民之所以“弃本逐末“，主要是他们生活太苦，获利太少，“皆起于钱“的原因。

    因而要想减少非农业人口，使民“壹归于农“，就应“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废除货币，“租税禄赐“等都改为布帛、粮食。

    贡禹主张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就当时来说，有利发展生产和巩固封建经济的基础，不过他企图通过废除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办法来使民归农，则是荒谬的。

    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北匈奴郅支单于打败，向汉朝称臣归附，曾三次进长安朝觐天子，并向汉元帝自请为婿。

    元帝遂选宫女赐予他。昭君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焉支，意思是王后），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

    北方的匈奴经过前代汉军的连续打击，内部出现了五单于并立的局面，最终匈奴分裂成为了南北二部。

    公元前54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北匈奴郅支单于打败，遂向汉朝称臣归附，成为了汉朝的属国，汉宣帝将其安置在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呼韩邪并三次入朝朝贡。

    公元前33年正月，属国南匈奴首领呼韩邪来长安朝觐天子，以尽藩臣之礼，并自请为婿。元帝遂将宫女王昭君赐给了呼韩邪。

    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意思是“王后”，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

    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

    西汉到了汉宣帝当皇帝的时候，国力强盛。

    那时北方的匈奴经过汉武和昭宣时代的轮番打击内部开始分裂相互争斗，结果越来越衰落，最后分裂为五个单于势力。

    其中有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称藩归附汉朝并亲来长安朝觐汉宣帝。

    汉宣帝死后，元帝即位，呼韩邪于公元前33年再次入朝，自请为婿。

    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赐给呼韩邪。

    单于得到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

    临回匈奴前，王昭君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她又美丽又端庄，可爱极了，很想将她留下，但天子又难于失信。

    据说元帝回宫后，越想越懊恼，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没发现呢？

    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再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才知道画像上的昭君远不如本人可爱。

    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呢？

    原来宫女进宫时，一般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

    当时的画工毛延寿给宫女画像，宫女们要送给他礼物，这样他就会把人画得很美。

    王昭君对这种贪污勒索的行为不满意，不愿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就没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

    为此，元帝极为恼怒，惩办了毛延寿。

    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

    她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地域，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妻子。

    昭君慢慢地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并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

    昭君死后葬在大青山，匈奴人民为她修了坟墓，并奉为神仙。昭君墓即青冢。

    后为避司马昭之讳，昭君改称王明君。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

    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

    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

    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

    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

    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

    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

    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

    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汉元帝刘奭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汉元帝永光四年十月，汉元帝下令西汉帝王诸陵依其地界分属三辅管理，此前诸陵总属太常管理。

    又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令不要重新建立县邑和迁徙国民。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宣帝神爵二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最后形成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与北匈奴郅支单于的对立。

    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北匈奴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扶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

    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建昭三年，新一任西域太守甘延寿、陈汤对北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

    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丝绸之路也畅通无阻。

    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应当肯定。

    北匈奴郅支被汉朝诛杀之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

    竟宁元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三次入长安朝觐汉天子，并表示愿归附汉朝娶汉女为阏氏。

    元帝遂将宫女王嫱配他为阏氏。

    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

    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

    汉建昭三年，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击灭郅支单于于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的作战。

    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视野里，战争，似乎一直是暴力主凶的代名词。要么“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要么“血流漂杵，白骨累累”，对战争破坏性近乎无限地夸大，催生出两千年的重文抑武，不仅使尚武精神日渐式微，更导致了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的茫然陌生。

    这个名气并不算大的小人物，就是中国军事史上少有的仅凭一战成名的一代名将——陈汤。

    西汉的前半期几乎是在狼烟四起、连绵不绝的铁血战火中一路冲杀过来的。

    到汉元帝即位时，刘家祖辈们已经差不多把能打的仗全都打完了，卫青、霍去病、赵充国等将星璀璨、驰骋疆场的时代逐渐远去。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汉家“霸王之道杂之”的大政方针不再吃香，儒家学说中津津乐道的治国主张，如减刑宽政、不与民争利等宽松政策开始实行。

    在内无叛乱、外无边患的一片四海升平中，突然响起一声惊雷：大汉朝廷派到西域护送匈奴质子驹于利的卫司马谷吉等人完成任务后，被质子的父亲郅支单于给杀了!

    消息一出，震动朝野!郅支不是说也要内附降汉么?

    怎敢杀我大汉王朝的大臣?

    缘由，还得从匈奴那边说起。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国在历经汉军屡次重创后元气大伤，内外交困，流年不利。

    六年后，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强大战，两败俱伤。

    双方为了取得战略优势，先后向曾经是死敌的汉朝遣使朝献，甚至“遣子入侍汉廷”作人质，以图获得汉朝支持。

    对于这两个先后输诚的匈奴单于，汉朝在采取“均待之优厚”的同时，也玩起了平衡策略。

    被郅支单于打败的呼韩邪于甘露二年率南匈奴降汉，先后两次单身入长安朝觐天子，汉廷对他不但赏赐颇丰，而且还派兵护返、协助诛伐不服者。史称之为：“南匈奴附汉。”

    在呼韩邪降汉的同时，死对头郅支以为其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趁机出兵吞并了呼韩邪的地盘。

    在得知汉朝派兵护送呼韩邪回大漠收复失地后，郅支恼羞成怒，怨汉偏袒呼韩邪而不助己，遂“困辱汉使”，并向西域进兵，击败乌孙，吞并乌揭、坚昆、丁零三个小国，建都坚昆(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割据一方。

    尽管如此，他“自度兵力不能敌”，对汉朝仍不敢公然分庭抗礼，公元前44年又派出使者到汉廷进贡，也称“愿为内附”，同时要求遣还质子。

    在这个问题上，汉廷还是比较慎重的。

    虽然皇帝作出了派卫司马谷吉护送郅支质子回国的决定，但朝中大臣对此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郅支不是真心归附，将人质送出塞外即可。

    当事人谷吉却认为，仅送出塞外，明摆着表明不再交好，可能“弃前恩、立后怨”，给对方不归附的借口，不如送到单于王廷，看他内附不内附。

    凭着我们汉朝如此强大的实力，即便郅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汉使不利，也必然因为得罪汉朝而不敢接近边塞。

    以我一个使臣的牺牲，换边境数年安宁，值!

    最终汉元帝表示同意。

    不幸的是，谷吉一语成谶。

    千里迢迢把郅支的儿子护送回去，郅支竟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把谷吉等人杀了泄愤。

    两国相争尚且不斩来使，一个口口声声准备附汉的匈奴小单于，竟然出尔反尔，杀了大汉专使，这是典型的外交挑衅外加赤裸裸的敌意行为——郅支单于对于大汉王朝的敌意显露无遗。

    他也知道自己这次把汉朝得罪完了，极有可能遭到报复，老对手呼韩邪在汉朝扶植下也实力日渐增强。

    如果继续待在坚昆，恐怕有被汉匈两军合击的危险。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

    逃到哪里去呢?

    离汉朝越远越好。

    恰逢西边的康居(西域国名，今新疆北境至俄领中亚)前来求援，欲联合北匈奴击乌孙(西域国名，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

    借此良机，郅支单于遂引北匈奴到康居东部居住。

    担心汉朝追兵的他一路奔逃，其部众多冻死于道，实力大损。

    但一到康居、远离汉境后，郅支单于马上又精神抖擞起来，他凶悍好战，曾数击乌孙，甚至深入其都赤谷城下，杀掠人口、驱抢畜产，一时横行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