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盐铁会议：一场决定中华帝国两千年治国方略的论战。

    西汉财政大臣桑弘羊，与以儒家学者组成的文学贤良，在朝廷上进行一场治国方略的争辩。

    我们先来了解下双方的背景。

    桑弘羊是个少年天才。

    桑弘羊13岁的时候，就因为心算能力很强，被选拔进入官员候补队伍，可以理解成，13岁就已经进入了公务员队伍。

    之后他一步步升迁，成了大司农。

    大司农就是主管国家财政事务的，和今天的财政部长相似。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主持过很多次财政改革，给汉武帝对外军事行动和对内国家治理，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立下了大功劳。

    刘邦评论“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从不上战场的萧何排第一，就是因为萧何给了刘邦集团源源不断的供给。

    所以，汉武帝远征匈奴的功绩，桑弘羊的作用堪比卫青、霍去病。

    对于这样的一位人才，汉武帝当然非常信任。

    临死之前，把太子托付给他，加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成了托孤大臣之一。

    论战的另一方，是文学贤良。“文学”、“贤良”其实是两个词，简单来说，就是汉代选官的两种途径。

    盐铁会议上的“文学”，就是从函谷关以东各郡国的儒家知识分子里选出来的。

    “贤良”就是首都长安附近的儒家学者。

    这场论战是盐铁会议，辩论的主要内容，除了要不要废除盐铁专卖，还有其他财政问题，甚至还上升到治国方略。

    这些辩论的内容，都被一位叫桓宽的学者，写进了《盐铁论》这本书里。

    辩论的一方是当朝大官，另一方是儒家知识分子。这一场大辩论，其实显示出桑弘羊这个人的宰相风度。

    讨论的是国家的财政政策，以他当时的地位，还用跟民间知识分子讨论吗？

    桑弘羊完全可以说一句：“这是现实需要”，就把文学贤良们打发了。

    相反，他是坚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

    桑弘羊可以说是博古通今，而且还能理性看待现实。

    还有更难得的，在辩论很激烈的时候，哪怕被当面指责贪利忘义的时候，桑弘羊作为大权在握的官员，也没有翻脸，表现得很有风度。

    桑弘羊的思想，就四个字：积极治理。

    大家应该还记得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那就是无为而治，国家啥都不管。

    但桑弘羊不一样，他觉得通过国家的积极治理，社会和经济就能达到理想的状况。

    对内，桑弘羊认为必须积极利用刑罚的力量，就像耕田时必须除掉有害的草，才能种好庄稼，维护社会秩序时，只有让坏人受罚，才能让好人高兴。

    对外，国家要取得安全，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和充足的防备，敌人不会因为你有德就服你，但会因为怕你而服你。

    桑弘羊说的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要花钱的，那钱从哪儿来呢？

    桑弘羊的办法，还是积极治理，就是积极开发财源。

    他说，富国并不是只有农耕一条路，工商业也是致富的办法。

    桑弘羊说，工商业能有效地集中大量资源，有利于开展市场分工，互通有无。

    这样的话，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经济自然也就发展了，财富当然也就增加了。

    这可是两千多年前一位古人说的话啊，这思想搁在现在，都不过期。

    在我们影响中，中国古代都是重农抑商，其实古人很早就知道工商业能致富的道理。

    桑弘羊的观点，也是姜太公、管仲等这些更早的学者的思想继承。

    这样对发展工商业的观点又启发了宋代王安石的变法。

    所以靠工商业实现国家富强，这样的观点，其实一直潜藏在中华帝国治理的传统中。

    只不过相比农业，工商业不稳定性太高，所以统治者不到山穷水尽，是不会把这一法宝拿出来的，毕竟，稳定压倒一切嘛。

    工商业发展了，国家就可以通过收税来增加财政收入。

    古时候的商品，大致其实就两类。

    一类是普通商品，比如衣服、物品、器具等等，它们的特点是价格涨跌对需求影响很大。

    另一类是特殊商品，价格涨跌对需求影响不大，比如盐、铁、酒、茶叶。

    桑弘羊觉得，不管是普通商品还是特殊商品，都应该交给国营商业机构来垄断经营。

    但是呢，国营商业机构效率太低，普通商品也增加不了多少财政收入，所以，就不垄断普通商品了，只垄断盐铁这样的特殊商品。

    为什么垄断盐铁这样的商品就能增加财政收入呢？

    原因很简单，比如说盐，只要价格上涨不是太过分，你还能吃得起，你消费的总量就不会减少太多。

    国家垄断经营，就可以在自愿买卖这种形式的掩盖下，通过提高盐价来增加财政收入。

    桑弘羊的说法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当然，从现代的角度看，国营垄断，会破坏市场经济，最后反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但桑弘羊考虑的不只是财政收入，还有更深的国家治理层面的考虑。

    盐和铁的经营，如果不在国家手里，在私人手里，会怎样呢？

    那肯定是造就一批富可敌国的豪强，谁能保证这些人不会压迫老百姓，甚至是威胁国家统治呢？

    所以，桑弘羊的考虑，除了财政收入，还有抑制豪强势力、维护国家稳定这些方面。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颠覆了大家对于中国古代官员的看法。

    桑弘羊有理论、有实践、格局大，比起那些只会写诗词、写文章忧国忧民的才子们，是不是更性感。

    理性、博学，对国家积极职能的效果充满信心，对工商业活动创造财富的作用认识深刻，还高度重视用财政手段来防范社会势力的失衡，你说桑弘羊是从现代穿越回去，都有人信。

    桑弘羊的观点那么好，那么和他论战的儒家学者们，是不是就很迂腐呢？

    我们来看看文学贤良的观点。

    桑弘羊的主张是积极，那文学贤良站在他的对立面，当然就是主张消极了。

    消极就能治理好国家吗？桑弘羊对内对外都要积极，可积极就得花钱。

    文学贤良们不同意，财政支出那么大，你不就得从民众身上继续捞钱吗？民众怎么受得了？

    就应该用最节约的支出方案，成本最低地治理国家。

    君主呢，就应该“垂拱而治”，啥都不管，天下就太平了。要节约，要无为，那对内对外就得消极。

    对外，那就不能打仗了，不能靠武力征服，得靠道德感化，靠和平手段处理问题。

    咋一看，文学贤良好像有点不通实务，只会唱高调，搞理想主义这一套。

    但事实并非如此，文学贤良对外也是主张扩张，但要降低扩张的成本。

    比如，可以用文化渗透的方式，这样既不用花那么多钱，还不会太干扰老百姓的生活。

    文学贤良们提出了帝国扩张的自然边界问题。

    意思就是说，帝国扩张到一定程度，为扩张付出的边际成本就会比边际收益要高，帝国扩张是有一个自然的边界的，不是想扩多大就扩多大的，如果成本太高了，继续扩张就不合算了。

    你看看，文学贤良不是书呆子，这套想法，是经过冷冰冰的功利计算的——用最低的成本扩张，等扩张成本大于收益时，就停止扩张。

    对内，桑弘羊要用刑罚的力量。文学贤良一听，又要花钱，刑罚的实施要官员执行，养那么多人，咋成。

    国家最主要的职能，是让人们有品德，讲仁义。

    那执政者就不能用刑罚，而是该以身作则。文学贤良说了这么一句话：“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大家都讲道德了，社会运转成本是不是就很低了。对于盐铁国家垄断这事，文学贤良又是什么观点呢？

    文学贤良们当然就是强烈建议废除国家垄断，交给民间自由开发。

    桑弘羊说盐铁专卖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文学贤良说不对，盐铁专卖肯定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比如说铁器，你统一管理了，标准化了，官营的铁器行就卖一种规格的农具。

    可是老百姓的土地情况都不一样啊，硬的软的，干的湿的，一种农具肯定不够使，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再说了，“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你从盐铁专卖里赚到钱，那肯定是从民间来的。盐铁专卖，那就是剥夺民众的财富。

    文学贤良认为，这不是“无害于人”，对老百姓是有伤害的。文学贤良们还认为，盐铁专卖，其实超出了国家管理能力。

    那时候的官吏怎么可能有能力去真正地经营盐铁业，他们只会简单地抬高盐铁的价格。

    也就是说，官吏们会用垄断的力量，从盐铁业中获得暴利。盐铁的价格就会变得非常贵，最终，老百姓就消费不起了。

    桑弘羊不是还说，盐铁国家垄断经营，还能防止社会势力失衡吗？

    这一点文学贤良也不同意。普通商户怎么可能破坏国家稳定？要破坏，也是你们这些权贵。

    从盐铁业获得的暴利，都进了权贵们的口袋，你们的势力越滚越大，不只是伤害国家利益，甚至可能颠覆国家。

    桑弘羊推崇工商业，文学贤良则坚持重农抑商。

    文学贤良是这样想法，国家要是真的像桑弘羊主张的那样重视工商业的话，首先就会逐利之徒当道，紧接着，社会风气就败坏了呀。

    最终，国家的道德基础就丧失了。

    所以，工商业虽然有用，但绝不能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那财政收入靠什么呢？

    农业。

    农业才是国富的根源啊，依靠重农，国家才会有持续的财源。

    只有坚决地重农抑商，才能国富民安。

    我们理性去看待文学贤良这群人的观点，大家会发现，他们可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儒家知识分子，不通实务，理想主义，只会唱高调。

    相反，他们对现实状况了解得很，对帝国制度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的言论主张，还真不是纯粹的空谈。

    历史的答案是，开完这次会议，文学贤良们的主张稍稍占了上风，影响了后世帝国的治国原则。

    比如财政支出规模要小，要履行消极的职能，国家以农业为主等等。

    但是呢，桑弘羊的主张也被帝国采用了，盐铁等特殊商品被帝国牢牢掌握在手中。

    剩下的那些观点呢？

    比如，桑弘羊主张的财政支出规模要大，应该重视工商业，还有文学贤良主张的把盐铁交给民间经营，等等这些观点，就消失了吗？

    也不是，这些观点在帝国财政的讨论中、实践中，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在国家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就会冒出来，甚至有时还是主导地位。

    换句话说，主导帝国两千多年治国方略的正统原则，多数是文学贤良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奠定的，但也有桑弘羊的贡献。

    而这样的治国方略的原则，直到晚清，才被打破。

    我国古代的盐铁两个行业是由官方垄断，平民是不能从事贩卖的行业的。

    这项法令是由汉武帝颁布，而汉昭帝时期，皇帝与文武百官进行了一场有关这项政策利弊的讨论，史称盐铁会议。

    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策讨论会。

    这次会议，是要“总论政治得失”，就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以盐铁专卖政策为主，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辩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

    汉武帝在位时期，重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铸钱大权，设立“平淮”、“均输”制度，加上“告缗”、“算缗”办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封国诸候的经济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内削诸候王，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一次会议。

    会议留下了记录。

    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言的《盐铁论》一书。

    《盐铁论》写得好，保存了当时辩论双方代表人物的原来风貌，为后人提供了西汉盐铁专卖和盐铁会议的重要情况。

    会议结束后，朝廷仅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

    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贤良文学，应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

    会议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主流上看，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与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

    平心而论，贤良文学对“武帝时政”一些弊端的批评并不是全然无据，但是“儒者不善治世而善訾议”的弱点，在他们与桑弘羊的辩论过程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贤良文学的优势在于通晓儒家经典，又都来自民间，对民生疾苦有深刻了解;可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仕宦经历，缺乏必要的行政管理经验，许多言论的不切实际之处一望可知，如桑弘羊所言，“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

    盐铁之议虽然仅废止了酒类专卖与关内铁官，并没有如贤良文学所期盼的那样完全恢复“文帝时政”。

    但是，盐铁之议之后，贤良文学们活跃于一时，“与民休息”政策得到充分的肯定，对于恢复和发展昭帝乃至宣帝时期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