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为什么公司老板（皇帝）喜欢提拔小人（酷吏）？

    因为能替主子出头卖命，而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当时，汉武帝主张全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厉打击危害专制统治的行为，在这种形势下，乐以刑杀为威的人往往提拔较快。

    故王温舒很快就升迁为广平郡都尉，辅佐郡守负责全郡的军事和治安，是一郡的主要长官之一。

    为了治理广平的治安，他从郡中仔细挑选了十几个果敢能任事、一往无所顾的人充当郡吏，作为自己的爪牙，去督捕郡内“盗贼“。

    王温舒之所以重用这批人，自有他的想法。

    王温舒了解到这批人以往都犯有重罪，只不过没有暴露，仍然逍遥法外而已。

    王温舒将此作为控制他们的重要手段，如果你督捕“盗贼“有功，颇得王温舒满意者，无论你以前犯有多么严重的罪行，他都不加处罚。

    而如果你督捕“盗贼“不力，甚至有意回避或加以庇护的话，那就不但诛杀其身，还要灭其全族。

    这样一来，这批人没有不竭尽全力的。至于是否滥杀无辜，王温舒是不管的。

    这种严酷的手段颇为见效，广平周围，齐、赵之效的“盗贼“乃不敢接近广平。

    广平以此号为“道不拾遗“。应该指出，封建统治者所指的“盗贼“，首先包括甚至主要是指那些走投无路、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群众。

    他们的斗争威胁了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所以封建统治者必须用最严酷的手段将他们镇压下去。

    王温舒正是起到了刽子手的作用。

    广平郡内道不拾遗，使王温舒声望大著。

    汉武帝知道后极为赞赏，立刻提拔他为河内郡的太守。他成为一郡之最高行政长官。

    广平、河内两郡相隔不远，王温舒在广平时就知道河内的一些豪强之家。

    这些豪强不守法庭，称霸地方。

    他们不仅宗族势力强大，而且往往连成一体，沆瀣一气，官府对他们毫无办法。

    这当然对加强中央集权不利。

    汉武帝这次把王温舒派到这样的地方。

    正是要他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这批豪强。

    这年九月，王温舒到河内走马上任。

    他立刻做了一系列的部署。

    鉴于当时官府的驿站传送文书速度太慢，他另外命令准备私马五十匹，部署在河内至京师的沿途上，作为另一套驿站。

    他要求凡有河内、京师的往返文书，一定要以最快速度传送。

    同时，他又仿照在广平的办法，挑选若干名曾犯有重罪而又果敢任事的人充当郡吏，让他们到第一线去逮捕郡中豪强。

    短短时间里，就以各种理由将郡中豪强大族基本上全部捕获。

    然后王温舒穷加审问，转相株连达千余家，当然其中有不少无辜平民百姓也被牵连进去。

    首战告捷后，王温舒立刻上书武帝，提出对这批人的惩处方案;大者诛全族，小者杀其身，无论大小其家产统统没入官府。

    过去，此种文书若通过官府驿马递送，往返费时很长。

    这次王温舒使用率先设置的私人驿马传递，书奏不过两日，汉武帝的允准诏书就已到达，河内官民对其如此神速莫不感到惊讶。

    诏书一到，一场大规模的杀就开始了。

    上万人成了刀下之鬼，“流血十余里“。

    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这对那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地主来说，是咎由自取，但对大多数无辜被牵连的平民百姓而言，真是血海奇冤。

    经过这番刑杀，也收到了在广平那样的效果。

    从九月上任到十二月底，短短三个多月，郡中安宁，无犬吠之盗。

    人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

    全郡都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

    当时尚有个别人闻风逃到旁郡，王温舒派人前往追捕，待捕获回郡，已是第二年春天了、按汉朝法律规定，秋冬行刑，春夏不准杀戮。

    眼看透到的人非要等到秋后处决，王温舒顿足叹道:“哎呀!假使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就可以彻底完成这个任务了。“

    杀人，对王温舒来说，已成为一种嗜好;人命，全被他视为草芥。

    无辜平民和豪强地主的白骨为王温舒垒就了向上爬的阶梯。

    他在河内的“治绩“，很快传到朝廷，汉武帝把他视为十分能干的人，准备予以重用。当时京师治安很成问题。

    汉初以来，由于政府、私人铸钱并行，从而使币制十分紊乱。

    武帝决定由国家收回铸币权，并以严刑竣法禁止民间自由铸钱。但利之所在，人不畏死。

    民间私铸钱币者仍不乏其人，京师一地尤盛。

    为了严惩私铸钱币者，武帝乃起用酷吏治理京师。

    先是任义纵为内史，作为京师一地最高行政长官，这次又将王温舒拔到京师为中尉，让他专管京师的治安。

    这对王温舒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飞跃。

    过去他一直是地方官，如今却一跃成为京官了。

    在京师，王温舒仍故伎重演，像在河内一样，以酷杀行威。

    他专门选用那些专好猜疑、心狠手毒、敢于祸及别人的好毒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

    当时义纵早以酷暴著称，它位又在王温舒之上。

    王温舒想干的一些事情如果事先没有请示义纵，义纵就对他加以凌辱。

    并从中掣肘，败坏其功。

    因此，在京师王温舒并不能像在河内那样恣行无忌，快其意而行事。

    不久，义纵因反对杨可告缗而以“废格诅事“被杀，王温舒辄被提为廷尉，成了掌管刑狱的全国最高司法官，为中央九卿之一。

    但王温舒此人酷暴少文，嗜杀成性，至于国家法律常被置于不顾。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昏昏不辨。

    显然这种人是不适宜担任最高司法官的。

    所以时隔不久，当接替王温舒为中尉的尹齐被免官后，汉武帝乃将王温舒廷尉一职免去，让他仍担任中尉，负责京师治安。

    而这正符合王温舒的心意。

    上次任中尉时因有义纵掣肘，因而不能不有所顾忌。

    现在义纵已死，没有谁敢和他刁难，王温舒又可以肆无忌惮了。

    他对京师风俗人情十分熟悉，对一些豪强恶克也很了解，他就重用这些豪恶之吏。

    这些人善于深文周纳，巧低人罪，他们要想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你罗织罪名，谁也休想逃脱。

    而且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到头来，“大抵尽靡烂狱中“，极少能够生还。

    他们常常对下户中的好猾之人采取这样暴虐的方法，使其身死、家亡、族破，意在警告那些豪强大户，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刑杀，在短时间里收到了成效。京师，似乎安宁了。

    如果我们以为王温舒仅仅是一个以杀立威的酷吏，或是专门对付豪强地主、刚正不阿的廉官，那就不对了。

    王温舒还是个贪官。

    他与其他贪官相比，虽然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其贪的手段确有不同。

    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是表现在王温舒身上比较突出的特点。

    王温舒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酷“。

    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如虎似狼，酷虐非常。

    被他毫不留情杀死的那些人都是无权无势之人，当然其中还有不少平民百姓。

    即或是身为贵戚，如果不居权要之位，他也要侵夺之、侮辱之。

    但在有权有势者面前，王温舒又换了一副面孔，这就是“谄“。

    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吏爬到九卿之一的高位，与他的善事权责分不开的。

    在权势者面前，以酷虐著称的王温舒变成了俯首帖耳的绵羊，尽管他以察奸惩恶为职，但那些权势者即使“有奸如山“，他也不动你一根毫毛，并千方百计地加以回护。

    正因为如此，作为回报，权势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种人士为王温舒游说，使其声誉鹊起。

    王温舒官运亨通，与这些权贵们为他造的舆论大有关系。

    王温舒摆出这两副面孔，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贪。

    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以酷行贪;在权责者面前，他以馆行贪。

    其手段不外是贪污和纳贿两种。

    就其贪污而言，主要是贪污被淹没的财产。

    在广平，在河内，在京师，他杀了几万人，被籍没的人家恐怕也有数百上千家。

    对这些籍没入官的财产，他当然不敢全部鲸吞，只能从中染指一部分。

    就其纳贿而言，情况就多了。

    正因为他掌握了人们的生杀予夺大权，以权换钱也就有了雄厚的资本，加上他以暴虐酷杀著称，更使他在这场权钱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

    一些豪强地主虽无权无势，却有的是钱。

    更何况花钱买命，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于是他们大行其贿，以求脱祸，这是可想而知的事。

    一些无辜百姓为求免遭株连，被迫破产行贿也完全有可能。

    更有那些有奸如山的权贵，因受到王温舒的包庇回护而逍遥法外，他们当然愿意拿出大量钱财进行贿赂，作为对王温舒的报答。

    这方面的具体细节，虽然史料语焉不详，但也透露了一些信息。

    史载，王温好任中尉以后，王温舒的爪牙都因权贵的拥佑贿赂而暴富，他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王温舒在几年后曾被人告发，其中的重要罪状就是“受员骑钱“及其他“好利事“。

    所谓“受员骑钱“，显然是接受部下贿赂。

    部下贿赂，他都敢接受，其他人的贿赂更是来者不拒了。

    至于“好利事“，当然是枉法卖狱、贪污受贿之类的丑行。

    王温舒死后，史载其“家累千金“。

    这在当时可谓“暴发户“了。

    先他几年而死的张汤，也是个酷吏，官至御史大夫，贵为三公，遭人陷害而自杀。

    据史载其家产不过五百金。

    而且这都是得自平时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积余的俸禄，其他什么产业也没有。

    比王温舒后死几年的尹齐，也曾以酷吏闻名，也曾官至中尉，后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

    短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中就聚敛了这么多的财富，确实是个典型。

    以杀立威，其威风只能奏效于一时;以酷行贪，其贪迹也不能隐藏于长久。

    一旦威势不行，贪迹败露，就绝对逃不脱可悲的下场。

    太初元年，西汉王朝派兵征大宛。

    武帝下诏征发豪吏从军，而王温舒却隐匿其吏华成，终被告发。

    接着又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而他“受员骑钱“及其他“好利事“也相继被揭露。

    按汉朝法律，其罪当诛灭全族。

    王温舒知道末日来临，乃自杀身死。

    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亦各以他罪而全族被诛。

    难怪时人曾感慨系之地说:“真可悲啊，古代有诛三族之刑，而王温舒竟然被诛了五族。“

    王温舒文化水平很低，办事不分青红皂白，脑子也很糊涂，就是敢杀人。

    担任中尉后，他很高兴觉得可以施展抱负了。

    因为他熟悉关中习俗，了解当地豪强和凶恶的官吏，所以豪强和凶恶官吏都愿意为他出力，为他出谋划策。

    当地的盗贼和凶恶少年就用设检举箱的办法，搜集告发别人的情报，还设置特定官员督察违法犯罪的人和盗贼。

    王温舒为人嘴还很甜，善于巴结有权势的人，他对待没有权势的人就像对待奴仆一样。

    有权势的人家，即使违法乱纪的事堆积如山，他也不去管。

    无权势的，就是高贵的皇亲，他也一定要欺侮。

    他玩弄法令条文，玩弄文笔设计陷害下层的一些触犯刑法的平民，好威迫上层豪强听话。

    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一定深究他们的罪过，许多人都被打得皮开肉绽。

    或惨死狱中，或判决有罪，没有一个人能走出监狱。

    人们说他的得力部下就像戴着帽子的猛虎一样。

    于是在中尉管辖范围的奸猾之人，都隐伏不敢出来，有权势的人就替他宣扬名声，称赞他的政绩。

    在他担任中尉的几年里，他的属官大多因为他包庇豪强权门的机会收受财物变得富有起来。

    自从王温舒用严酷凶残的手段处理政事受到朝廷的青睐后，各级官吏都开始效法王温舒。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一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所谓官逼民反，刑法越严到了苛刻的地步，只会使天下的盗贼越来越多。

    他们大的团伙多达数千人，擅自称王称号，攻打城池，夺取兵器，释放罪犯，拘捕惩罚郡太守、都尉，杀死二千石的官员，发布檄文，催促各县为他们准备粮食。

    小的团伙也有几百人，至于劫掠乡村的多得数也数不过来。

    于是武帝开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办剿灭之事，但还是不能禁止。

    天子又派官员拿着符节，发兵攻击，有时剿灭大的团伙时，应该处死的竟多至一万多人。

    还有那些私通盗贼，供应粮食遭到株连的多达数千人。

    至于犯罪的首领，往往几年之后才能抓住。

    此时，那些被打败走散逃跑的士卒又聚集成党，占据险要的山川反叛。

    他们往往聚众躲藏在偏僻易守难攻的地方，朝廷对他们无可奈何。

    后来，朝廷颁行“沈命法“，如果当地群盗产生而官吏没有发觉，或发觉了却没有捕捉到规定的数额，有关主持此事的官员都要处死。

    从此以后，官员怕被诛杀，纵然有盗贼也不敢上报。

    就算上报，上级官府害怕捕不到盗贼，为避免遭到连累，也不敢向上汇报。

    所以天下的盗贼越来越多，而政府上下互相隐瞒，玩弄文辞，期望逃避法律制裁。

    王温舒以杀立威，以酷行贪的劣迹，在当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由于他屡次得到汉武帝的重用，所以当时那些“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效)温舒。“

    他们在境内大开杀戒，滥及无辜，造成白色恐怖，企图也能像王温舒那样青云直上。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越是严刑峻法，越是达不到大治的局面。

    相反，这些人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

    南阳以梅免、白政为首，南方楚地以殷中、杜少为首，东方齐地以徐勃为首，北方燕赵之间以坚庐、范生为首纷纷举行起义。

    人数多的有数千人，少的也有百余人。

    他们自有称号，攻城掠邑，夺取兵器，释放死囚，逮杀郡守。

    有的甚至给县令发布撤文，命令他迅速为起义军队伍准备餐宴。

    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使西汉政府元气大伤。

    这无情宣告了王温舒以杀立威政策的破产，也是对汉武帝酷吏政治的莫大讽刺。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

    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

    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

    宁成是穰县人，做侍卫随从之官服事汉景帝。

    他为人好胜，做人家的小官时，一定要欺陵他的长官;做了人家的长官，控制下就象捆绑湿柴一样随便。

    他狡猾凶残，任性使威，逐渐升官，当了济南都尉，这时郅都是济南太守。

    在此之前的几个都尉都是步行走入太守府，通过下级官吏传达，然后进见太守，就象县令进见太守一样，他们畏惧郅都就是这个样子。

    等到宁成前来，却一直越过郅都，走到他的上位。

    郅都一向听说过他的名声，于是很好地对待他，同他结成友好关系。

    公元前144年，由于长安附近皇族中的好多人凶暴犯法，景帝召来宁成当了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些。

    宁成的治理办法仿效郅都，他的廉洁不如郅都，但是皇族豪强人人都恐惧不宁。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宁成改任为内史。

    外戚们多诽谤宁成的缺点，他被依法叛处剃发和以铁缚脖子的刑罚，这时九卿犯罪该处死的就处死，很少遭受一般刑罚，而宁成却遭受极重的刑罚，他自己认为朝廷不会再用他当官，于是就解脱刑具，私刻假的有关文件，出了函谷关回到家中。

    他杨言说;“当官做不到二千石一级的高官，经商挣不到一千万贯钱，怎能同别人相比呢?“

    于是他借钱买了一千多顷可灌溉的土地，出租给贫苦的百姓，给他种地受奴役的有几千家。

    几年以后，遇上大赦。

    他已有了几千斤黄金的家产，专好抱打不平，掌握官吏们的短处，出门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跟随其后。

    他驱使百姓的权威比郡守还大。

    约公元前125年，皇帝想起用得到赦免依然家居的宁成，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我昔日在山东做小吏，宁成为济南都尉，治民就像用狼来放羊一样，不能让宁成来治民。“

    于是让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后，关东郡国的官吏察看郡国中出入关口的人都扬言说:“宁肯看到幼崽哺乳的母虎，也不要遇到宁成发怒。“

    约公元前124年，义纵从河内调任南阳太守，听说宁成在南阳家中闲居，等到义纵到达南阳关口，宁成跟随身后，往来迎送，但是义纵盛气凌人，不以礼相待。

    到了郡府，义纵就审理宁氏家的罪行，完全粉碎了有罪的宁氏家族。

    宁成也被株连有罪，至于孔姓和暴姓之流的豪门都逃亡而去，南阳的官吏百姓都怕得谨慎行动，不敢有错。

    周阳由，汉代官员，本姓赵氏，后其父以淮南厉王刘长舅父的身份而被封为周阳侯，遂改姓周阳氏。

    当官期间在治理郡国，打击豪强方面有些功绩。

    为政以严酷著称，好与同僚及上级官员争权，连汲黯、司马安若这样的官员与之同列时都要对他“礼让“三分。

    后因在河东郡做都尉时与太守申屠公争权，相互告发，而被治罪，处以弃市之刑。

    周阳由，他父亲赵兼以淮南王刘长舅父的身份被封为周阳侯，所以姓周阳。

    周阳由因为是外戚被任命为郎官，服事孝文帝和孝景帝。

    景帝时，周阳由当了郎官。

    汉武帝即位后，官员处理政事，崇尚遵循法度，谨慎行事，然而周阳由在二千石一级的官员中，是最暴虐残酷、骄傲放纵的人。

    他所喜爱的，如果犯了死罪，就曲解法律使那人活下来;他所憎恶的，他就歪曲法令把他杀死。

    他在哪个郡当官，就一定要消灭那个郡的豪门。

    他当郡太守，就把都尉视同县令一般。他当都尉，必定欺凌太守，侵夺他的权力。

    他和汲黯都属于强狠之人，还有司马安善用法令条文害人，都身居二千石官员的行列，可是汲黯与司马安若与周阳由同车都不敢和周阳由均分坐垫与同伏车栏。

    周阳由后来当了河东郡的都尉，经常同郡太守申屠公争权，互相告状，结果申公被判决有罪，但他坚持道义，不肯接受刑罚而自杀，周阳由被处以弃市(在闹市将人处死后，暴尸于街的一种刑罚)之刑。

    义纵少年时，曾伙同他人抢劫为盗。汉武帝即位后，他的姐姐义妁，因医术高明，得幸于王太后。

    依赖这种关系，义纵被拜为中郎，任汉武帝侍从。

    在皇帝身边不久，他被派住上党郡任--县令。

    任县令期间，他敢作政为，他敢于施行暴政，从不对任何人容情，使得县境之内没有盗贼容身之地。

    在考察政绩时，被举为当时第-。

    随后，他又先后被迁升为长陵令和长安令。

    长陵与长安多贵族权贵，他们的子弟门客，依权仗势，违禁乱法之事不断。

    义纵到任后，对违反法令者一律严惩。

    王太后外孙名仲，身为皇亲，有恃无恐，横行京师。

    义纵查知后，派人捕获，绳之以法。

    他的勇敢举动，得到汉武帝赞赏，认为有治民能力，提升他为河内郡都尉。

    河内郡豪强地主较多，气焰凶炽，义纵到郡，立即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

    河内郡迅速稳定，“道不拾遗“。义纵旋被提升为南阳郡太守。

    汉武帝时，重用敢于镇压豪强地主的官员，出现丁不少有名的“酷吏“。

    关都尉宁成是当时颇负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非常富有，有陂田千余顷，尽数租佃给贫民，共有雇农数千家。他被罢官居家时，“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因此，宁成是一个本质上实属豪强的酷吏。

    即使这样，他也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而感到胆寒，当义纵出关赴任时，宁成极为惊恐，对义纵毕恭毕敬，亲迎亲送。

    义纵洞悉宁成用意，却不为所动，决心予以打击。

    他抵达南阳上任后，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恨究底，将宁成治罪。

    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它郡。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

    时汉朝己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

    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

    为保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

    义纵到郡，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200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200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400余人同日斩杀。

    全郡人闻讯吓得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汉武帝变更币值，将铸币权由私人手中收归中央后，各地盗铸五株钱者甚多，京师地区，盗铸者尤其猖獗。

    为刹住盗铸之风，保护汉政府财政收入，在元狩四年，汉武帝又把义纵与另一个酷吏王温舒调回京师，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督察京畿地区。

    由于这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盗铸者成分复杂，因此尽管义纵到任后大加捕杀，却不能彻底遏止盗祷之风，盗铸之事仍时有发生。

    汉武帝元狩六年，汉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宫，见沿途驰道久未修整，有所损坏，开始对义纵不满。

    这年冬季，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认为这会扰乱民生民心，未请示汉武帝，便派人把杨可的部下抓起一批。

    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义纵，并遣大臣杜式严查，最终定义纵为破坏执行诏令之罪，将其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