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48岁，崇峰50岁。我们在大连工作数年后，又被派往更北的城市，哈尔滨。

    哈尔滨是一座洋气的城市，四季分明，许多苏联人在这里生活、经商。只是，这里更为冷冽。

    崇峰在船舶制造厂工作，而我随调来这里的小学教书。初到哈尔滨的几年里，我们着实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工作日，我们各自忙碌学习，可是每到周末唯一的休息日，便要放下一切，去到松花江边散步、看水。

    我总要在星期六的晚上准备好吃食，面包、红肠，煮好茶叶蛋，沁好水果，将凉茶灌进暖水瓶里。

    第二日，两人便骑着自行车，带着装满吃食的网兜，来到松花江边。

    我们坐在岸边的台阶上，铺好碎花桌布，摆上一应吃食，静静享受着江边的风，时而舒缓，时而急骤，时而微暖，时而冷冽。

    江对岸的太阳从升起，到艳阳高照，再到坠入水中，静静望着，不断回首往昔，细碎的点滴，大多时候是我在说，崇峰在静静地听。

    后来，崇峰变得越发沉默。我知道他在厂子里并不好过。

    那场动荡了国家十年之久的浩劫来了。

    那年，崇峰本想引进新的技术，加大产量，可越来越多的工人忙着搞运动，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许多在手项目被迫停产。

    崇峰心焦，与同为领导班子的几人商议好，到车间带头干，加班连点。如此连轴转了月余，情况仍不见好转，许多产品面临交不出货的窘境。

    那天夜里，崇峰仍在加班，我在家中熬夜备课。

    快到夜里12点的时候，突然有人用力敲门，边喊叫边砸门。我刚打开门，三五个人便闯了进来，皆是青年壮汉。来人不问青红皂白，闯进室内就开始搜找。

    “你们是谁？来我家做什么？”我喝止道。

    其中两个男人从背后扭住我的胳膊，“老实点！这里是叶厂长家吧？”

    “是，可他现在不在家！你们要干什么？”

    其中一个年长的答道，“我们不是来找他的，只是有人举报，你们夫妇二人在家里私藏了违禁的书籍，我们来搜检搜检。”

    他指了指书房，示意两人进去搜检。

    自己则靠在餐桌旁一边吸烟一边环顾室内，“嫂子，违禁的书籍，叫我们的人搜出来，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最好你现在交出来，对你好，也省的我们麻烦了。你看怎么样？”

    “呸！你们这么做是擅闯民宅，你知道吗？！”

    男人冷笑，“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硬气。在厂子里，叶崇峰就经常跟我对着干，没想到，他这屋里的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我忽然想起，崇峰提起过，厂子里有个副厂长，叫刘亚霖，总与他起冲突，和班子的人不齐心，因着他拉拢了一些有威望的工人搞活动，耽误生产，班子的人很头疼。

    “你是刘亚霖？”

    “是啊，我是刘亚霖，看见没有，我带来的这几个人，都是厂子里的骨干。”

    “你可别侮辱骨干这个词儿了！你来我家根本也不是为着搜出什么东西，就是公报私仇打击报复来着！”

    “行啊，嫂子，趾高气昂的，不过，今天落到我们手心里，我看你能挺多久！把她绑起来带走！”

    下一秒钟，一团破布就被塞进我口中，硌着我的牙齿剧痛。麻绳被捆上身，全身只有两条腿能动弹。被他们拉扯着走出家门，上了一辆三轮车的后斗。两个男人死死按着我，我如何挣扎也被禁锢地牢牢的。

    三轮车走过了城市的大道、小路，走向郊区，最后停在一片村落的土路旁。几个人把我赶下车，推搡着赶进田边一户孤零零的农家院里。

    迎面走出一男一女，是一对夫妻。

    “老秦，这人就交给你们了。”

    夫妻中的男人嗯嗯啊啊一番，看来是个哑巴。女人也比划着手语，连听都听不见，是个聋子。

    我被交到他们手里，这夫妻俩似以此为营生，熟稔地将我推进了小院里的猪圈中。锁上圈门，回屋关灯休息去了。

    这可是三月的天气，乍暖还寒，到了夜里更是冷风涔涔，十分寒凉。我身上只穿了件薄薄的外套，一条绒线裤，被丢在这一夜怕不是要冻死。

    可手脚皆被捆住，我只能将身子贴着铺满稻草的地面慢慢移动，根本走不出这猪圈，更走不脱这院子。

    两头肥猪在圈的角落里，各自栖息，睡的正香，鼾声四起。

    我用尽全力挣扎着，朝着距离我最近的母猪蠕动过去。靠近地皮的一侧身体剧烈疼痛着，划破了很多地方，身后稻草都染上了血色。

    我顾不得疼，眼眶里挣扎着的泪渐渐模糊了视线，一步步靠近那老猪。

    终于在耗尽最后一丝气力的时候，扑到了老猪的肚腩之下。

    我将身体稍稍侧身，叫受伤的一侧紧挨着老猪肚子，那里温热柔软，如母亲的怀抱，老猪一下下地呼吸，似生命跳动的旋律。

    我蜷缩着，依偎着，不是在人的身边，而是在一只猪的肚腩下，甜甜睡去。想着这甜美能多一秒便好，又猛然惊醒，想着不能睡死过去，叫崇峰找不到我，便这样挣扎挨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