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秋，新中国成立，全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北平再次更名回BJ，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座历经百年峥嵘岁月的古都，重回热闹与繁荣，成为新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

    工作变动中，上级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是大连，造船厂，一个是QHD，造纸厂。

    我和知秋一致选择了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山美水美，物产富饶。

    在启程去前，知秋唯一的心愿便是来BJ旅行。

    漫步在故宫一片翠顶华盖的秋色里，知秋孩子气地寻起一片枫叶，透过午后的阳光，枫叶显出金黄色的斑斓。我牵起她的手，见她眼中泪光闪烁。

    远处老梁一家人在太和殿广场前放飞风筝，“别哭了，一会儿孩子们见到要笑话你。”我笑着帮她擦擦脸。

    我知她内心定是万分感慨。她曾在这里度过绮丽的少女时光，彼时父母幼弟皆在身边，她豆蔻年华，无忧无虑，如今知秋已年过三十，失去家人，失去童贞，似浴火重生，迎来新生。

    我和知秋的新家在大连的星海东路，一处从前政府官员的旧宅。宅子共两层楼，被兼并成四间房，我和知秋住在二楼东边一间套房，二楼西边住的是造船厂的新任书记吴伟林，一楼东边是会计陆卫国，西边是团高官徐章。

    四家人都是在10月先后搬来，邻里之间还不熟悉。

    我和知秋皆是早出晚归。造船厂刚刚成立，我作为厂长每日带着工人们在厂里开荒，在一处法国殖民地的赛马场遗址上修建新的厂房。

    知秋在延安的时候便已入党，她的工作关系从延安的小学直接调转来大连民族小学，担任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她每天都要在班级扫除完毕才能下班。下班后回到家，天色也已擦黑。晚饭过后，仍有许多作业本要批改。

    有时我回到家时，知秋已经合衣而睡，有时我早晨还未起床，知秋已经迎着日出赶去上班。两人竟有三四日都打不上照面的时候。

    造船厂厂房建好后，我们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引进安装了各式机床，又在全国范围内招揽人才，特别是建国前从事过机械生产的技术人员、工人。造船厂真正开工已经是在51年春天。

    我和知秋的日子很辛苦，很清贫，却又忙碌充实。

    我们都是经历过战争颠沛的人，知道这安宁和平的日子来之不易。唯一叫我不安的是，因着我和知秋四处迁徙，与远在美国的陈曦母女，渐渐断了消息。

    我时常看着陈曦母女的合照发呆，那是我从南京赴辽沈之前，陈曦通过朋友辗转邮寄到我手中的。相片里的背景是一处郊野公园，陈曦母女被烘托在一片矢车菊花海中央，陈曦身着旗袍蹲坐在前，小叶子轻盈地点着脚尖从身后抱着母亲的脖子，两母女脸贴着脸，笑得明快。

    知秋找出那年随相片邮寄来的信件，递入到我手中，“美国那边环境不错，陈曦又那么坚韧，她们母女一定生活的很好。我看看能否托朋友打听到他们的消息。”

    我点点头，拉住她搭在我肩头的一双手，那双手因为劳作和营养不良已经十分瘦削，“知秋，你还在找寻父母幼弟么？”

    知秋摇头，“之前史密斯来东北时，曾带来一些消息，说有人曾在芝加哥的华人区见过他们，外貌和年岁都对得上，可时间太久，不能确定是他们。”

    “你父母也去了美国？”

    “我在广州时期，最后得到的消息说是他们已转道新加坡，而后八年杳无音讯，如今也不抱什么期望了。”

    知秋苦笑着，“你与我不同，陈曦母女不过是这二年失去联系，待外交恢复后必能寻得她们。我，怕是一辈子与他们都无缘相见了。”

    此后的十五年间，我和知秋沿着生活赋予的轨迹前行。

    我们不断学习，共同进步。造船厂在我和吴伟林的带领下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批船舶；知秋则在教师的岗位一干就是十年，兢兢业业，经常把班上的孩子带回家辅导课业，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61年被评为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被委任副校长职务。

    这几年，我着实老了不少，整日带着工人在机床上跳来跳去，劳心劳力，一半头发皆已灰白。知秋却看起来仍是那么年轻，没有一根白发，想是整日在孩子堆里打转，童心未泯。

    我们终是与各自的家人失去联系，成为彼此唯一的倚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