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阿峰的一举一动，都被我密切关注着。但凡报纸上出现他的新闻，我都用剪刀剪下来，精心粘贴在笔记本上，并做好批注。本子很快变得又厚又重。

    阿峰升迁的速度极快，已经从少将旅长升任到中将师长，报纸上的评论说他是重庆最年轻、最骁勇善战的将领。

    我为他感到无比自豪，不过，他并不知道。

    为了避开峰，每次公开酒会、大型晚宴，我都会与丛瑛提前通气。有几次丛瑛的消息不准，我到了现场才发现阿峰也在，匆匆逃离之际，与他擦身而过。每次擦身而过，我都极为紧张，真怕自己被他不经意中发现。

    史密斯和我，互相扮演好一对完美情人。然而，这段缘分也仅仅维系了两年。43年夏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俩终于走到终点。史密斯接到上级命令，回国赴任。

    送别他的前一天，我们一起爬了仙女山。

    爬到山顶后，史密斯看着山对面的晚霞不禁感叹，“秋，你看，晚霞，真是太美了！”

    那是一派瑰丽浓重的色彩，重重叠叠地在天边渲染铺展开来。

    “以后再看到晚霞，我就会想起你喽！”我没有看他，目光直直地飘向远方，一想到这个男人也即将离我而去，眼角已不争气地湿润。

    史密斯揉了揉我的头发，“秋，我们还是朋友，你还可以给我写信。”

    “当然，我们还是朋友。”我机械地重复他的话，可感伤却挥之不去，我想那是浓浓的孤独在作祟。

    史密斯走了，这座被日本人轰炸的四分五裂的城市，只剩下我，一个人。

    时间仿佛回到1937年，秋天，梧桐树，落叶，萧索的大门，我像个被遗弃的孤儿，站在家门口。家？早已经迷失。史密斯之于我的意义，超越了情人，他是父亲，是哥哥，是老板，是我疲倦后安放心灵的港湾。现在这座港湾要消失了，我这艘船要在哪儿停靠？

    “秋，你的心里一直有个放不下的人，不是骆文杰，也不是我。”史密斯缓缓在我耳边叙道，“我离开以后，希望你诚实面对自己，面对感情。”

    我笑笑，“你没听过中国有个成语叫‘成人之美’？一场战争，物是人非，何必执着。我的放手，对别人是最好的成全。”

    史密斯耸耸肩，“领事馆的工作你可以继续做，我同下一任大使玛丽夫人谈了你，她对你的工作表现很满意。”

    “谢谢你，你还是这么温柔绅士，事事为我着想。”我将头斜靠在他的肩膀上。

    “秋，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要记得，你是自由的海鸥，有着雪白的翅膀，只要你想高飞，蓝天都是你的。遵循心的选择，不要再被牢笼束缚。”

    那是史密斯对我最后说的话，最后的影响，在我往后的人生里，成为灯塔一样的存在。

    让我学会了善待自己。

    史密斯走后没多久，我收到了钟琳从南京寄来的信。

    信上说，她们一家已经搬到南京。

    随着形势的转变，中日战争已经从战场上转到谈判桌上，闫先生此次去南京，就是负责对日谈判事宜。钟琳希望我能赶过去，与他们一家人团聚。她说，把我像枕头一样放在身边，她才能安心。

    我有点割舍不下。

    这一年来，虽然我同阿峰没有见面，没有说上一句话，但是每每听到丛瑛讲起阿峰的趣事，我都能开心地笑出声来，每每想到我们脚下踩着是同一块土地，我就感觉阿峰其实就在我的身边。

    可我更怕，怕哪一天我管不住自己的心，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让他难堪，让他面临两难的境地，让他平静幸福的生活再起波澜，脱离原本的轨道。

    我决定离开重庆，距离他远一点，再远一点，远到我一觉睡醒冲动地想要见他，可路途的遥远，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劝退自己的心，放下。

    我想把离职去南京的消息告诉丛瑛，但是打去丛瑛家里的电话总是被莫名其妙地挂断了。

    我又不便上门，无法，便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告诉他我的打算，以及钟琳在南京的地址，希望他通过这个地址同我取得联系。

    虽然离开了重庆，但是我要知道阿峰还好好的，知道我的离开是有价值的。

    在南京见面时，钟琳一家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两个小家伙看到我蹦着跳着扑到我身上，钟琳更是笑着骂我，这么久不见，也不想她。

    闫先生让家里的保姆做了一桌子上海菜为我接风。看着嬉闹的一家人，我竟有些艳羡起来，辗转六年，我仍是一个人。

    钟琳说，两个小家伙以后都要叫我干妈，我知道，她是刻意拉近我与他们的关系，好叫我在这个家能够长住下去。

    盛情难却，我只好先住下来。好在闫家房子大，闫先生又整日不在家，我伴着钟琳和两个小家伙，日子过得恍惚惬意。

    钟琳问我，为什么不索性跟着史密斯回美国，“他在美国很有能量，能帮你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呆在大树身边，总好过枯叶飘零。”

    “我想清清静静地讨生活，不好吗？”

    “那史密斯对你不好么？他除了不能给你婚姻，其他的都可以给你。”

    “我和文杰在一起时，他供养我，和史密斯在一起时，他资助我，跟钱纠缠不清的时候，让我分不清，我对他们的依赖到底是情感上的还是金钱上的。”

    “为什么一定要分的清清楚楚？”

    “以前我也以为那不重要，乱世啊，战争啊，一个单身女子怎么生存？我得过好日子啊，可是，在知道峰还活着之后，我真的想要清清白白做人，哪怕是为了他曾经心目中的那个知秋。我不想，有一天，他再见到我的时候，我还是依赖在大树身上的秃鹫。”

    “可你再坚强再独立，他看得见么？你为了他，又不见他，这么苦着值得么？”

    “值得，”我笑笑，“明天我就去找工作！”

    “好啊，我看你找什么工作，是救助站的护士还是寄宿学校的老师。”钟琳背过身去假装睡着了。

    我知她是心疼我，心疼曾经富裕，如今贫穷的我。

    我侧躺在她身后，用手臂环着她的肩膀，“战争让我焦虑不安，找不到回家的方向，迷失自我。崇峰的再度出现，给了我警醒，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了，我要找回自己的人格，到我们相遇的那一天，我还能站在阳光下，仰起头，对他说一句，好久不见。”

    钟琳轻轻拍着我的手背，一下一下地，“我是看不得你受苦，你不知道，那年看见你从船上被救下来，遍体鳞伤的样子，像一只受伤的天鹅，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听见了她小声的啜泣，从后背抱了抱她，“那些都过去了，琳，与在难民营中的经历比起来，微不足道。你还记得电影里的郝思嘉吧？公主一样的女子，都要在战争中经历波折的人生，我的这双手，有什么理由不去劳作呢？”

    钟琳回过身与我拥抱在一起，那一夜，两个女人说着情感，家庭，孩子，战争，婚姻，忠诚，说着说着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睡着了。

    我想，钟琳真是上帝馈赠我最好的姐姐，6年来，我的家人杳无音讯，是她真心地疼惜我，我怎么都不能辜负她。

    三天后，我去拜访了大学时的班主任，也是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的教授甄岳先生。甄先生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我到东国小学担任国文和英文双语教师。

    东国小学的校长对我的履历极为满意，又有甄先生的亲笔推荐，我如愿以偿地踏入校园。这所小学是中英联办的教会学校，很多讲师和管理层都是外籍人士，信奉基督教，在当地非常有名，家长们都以将自己的小孩送进东国学习为荣。

    教师的薪水同我在政府和领事馆供职时没法相比，只有从前的三分之一。我粗算了一下，如果从闫家搬出来，到外边赁房子住，租金都要花掉薪水的一半，剩下一半用来日常花销，买书、买件衣服，也就没了七七八八，每个月存不下几块钱。

    可就算再难，我也要开始独立生活，我不需要有过多的人情往来，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像只蜗牛缩在壳子里。

    与钟琳据理力争了几个来回，她好不容易同意我搬出来，搬到距离东国小学只有十分钟路程的老街区。

    我找到了一处阁楼，阁楼的屋顶每到下雨的时候便淅淅沥沥地渗下水珠，还有一扇窗子，能够刚好看见窗外的月亮，又大又亮。

    我把文杰当初送我的留声机摆在床头边，那是美国领事馆的朋友辗转帮我运到南京，每天晚上批改好学生的作业后，我便放上一两首曲子，读几段醉心的小说入眠。

    我卖掉了华丽的洋装和旗袍，只留了几件颜色素雅的衣服和外套，卖掉了史密斯帮我填得满满当当的首饰盒，只留了我的点翠发簪，卖掉了太多太多矫揉造作的饰品，与我现在心境毫不相干的物件儿，当它们都在我身边消失后，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好像我又可以畅快肆意地呼吸了。

    下午茶，为自己做好一杯咖啡，那是闫先生托人从巴西带回的咖啡豆，口感清润又绵长，回味无穷。想起钟琳第一次来阁楼看我的模样，我笑了。她坐在家中仅有的二手双人床上，感叹，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磨炼出作家吧？

    那时，我的小说已经开始在南京晚报上连载，那是一个讲述一对年轻恋人，在战争中各自失去生命，他们的灵魂来到天堂后，却不认得对方，靠着依稀朦胧的感觉，和对彼此未了的情愫，渐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重新爱上对方，但是，自始至终未想起前世，曾那么相爱。

    我喜欢在书中将年轻可爱的男女们牵成一线，只有在书里我能掌握命运，掌握思想，不被命运的造化愚弄，少一点遗憾，多一点成全。

    南京的一切都来的那么美好，只有一件事没能随了我的心意，我竟真地同丛瑛断了联系。

    起初的几天，我一直在等丛瑛主动给我写信，半月后，我便开始写信给丛瑛，连着写了三封信，没过多久全部都原封不动退回了，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

    我想尽办法与他取得联系，甚至拜托从前的同事帮我去丛瑛家看看，他们说，丛瑛一家搬走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与阿峰那一点点的联系，就这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