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的病拖着拖着便到了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1939年的夏天，石榴花开的季节。

    这期间，我们之间爆发了两到三次激烈的冲突，我记不太清楚了，争吵的主题都是针对是否要去郊区的慈文医院戒除毒瘾的。

    每次，都以我单方面提出观点，举出事实论据和报纸上刊载的数据进行劝说，可最终都以激烈争执收尾。有次，文杰甚至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直接丢出门去。

    文杰也挣扎过。有几次毒瘾发作的时候，将自己锁在卧室里，把钥匙从窗户丢下去，躲在房间里生扛。

    我的卧室就在他正下方，半夜里听见他用指甲挠墙的声音，仿佛此刻野兽正张开猩红的口，伸出长舌，想要舔舐鲜血，与他原有的意志相背离。

    每当此时，我便如梦魇般，睁大眼睛盯着房间的天花板，怕已经化作恶魔的文杰随时会做出骇人的举动。

    第一次是打破玻璃窗，要从上边跳下来，我急忙找来房东拿钥匙打开房门，把人劝下阳台。

    第二次，房东说什么也不来，我同闫先生一家在门前的街道上寻钥匙寻了半天，最后在花坛里拾到才救了他一命。

    还有一次，文杰冲破房门跑到楼下来使劲儿擂我的房门，被及时赶来的闫先生和两名手下抱住，送到医院去。

    医院他倒是每次都去，可医院不是监狱，没有警察，等护士发觉，文杰已经从病床上逃跑了。

    这期间我出了两趟远门，一次香港，一次重庆。文杰在政府机关的职位已名存实亡，被另一个有深厚背景的洋派硕士接手。

    我呢，因为工作表现良好，没有因文杰的影响被撤换掉，为了保住职位，我要比先前负责更多的工作，包括撰写长官讲话稿、按季度汇报总结、每月出工作简报，还肩负起与报纸媒体公关的任务，因公出差也成为家常便饭。

    文杰的转变逐渐让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乘凉的大树，我的生活变得忙碌，有时快节奏的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生活的细节也不如从前精致，时间能省则省。连钟琳都取笑我，越来越像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她说这种转变之于我是好的，可之于文杰并不算好消息。

    星期天，我趁着文杰同大麻贩子接头的功夫，用备用钥匙打开他的房门，找出几样值钱的东西，包括两块金表，两只定窑古董花瓶，以及一颗蓝宝石原石，这些算是他最后的积蓄吧，能典当的基本被他典当光了。

    我拿着这些东西，用手绢包好，又回房间取了自己的几件首饰，清格格戴过的一对点翠发簪、一只小小的祖母绿戒指，以及两串珍珠项链，有文杰送我的，也有史密斯赠我的临别礼物。我一件也没留，一并拿到典当行当掉。

    典当行的掌柜的算是开了眼了，生怕我反悔，同我签订了死契。

    一共典当了万把块大洋，我知是亏大了，但也没有时间细琢磨，在难民营里滚过一圈，视金钱也就如粪土了，救回文杰的命现下最要紧。

    早在上周，我便同慈文医院的主任赵新莱医生详谈了文杰的情况。赵主任说，吸食大麻精的病患他们还未收治过。不过，医院是强制戒毒，药物配合心理疏导，相信在医院的努力和文杰自身的配合下，是有可能戒断毒瘾的。只是费用非常高昂，希望我做好准备。

    这才有了今天这一幕。

    我包好钱，同着钟琳搭她的小轿车又来到慈文医院，帮文杰交上住院费和第一周期的治疗费用。赵主任派了两名大块头的医生助理跟着我，带了一些绳子锁链之类的。

    一行人到了家门口，正撞见文杰敞开着家门，在吸食大麻。此时，他吸食的量已经很大，一次装好两支轮番吸食，还嫌不过瘾。

    两名助手显然已经见惯这样的场面，二话没说便上前一人抱着一人捆，文杰略微挣扎了两下，但并没起到抵抗作用，药劲儿还没过，他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他们带着文杰前脚坐上医院的车，我同钟琳拾掇点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便坐上车追着赶去医院。

    慈文医院坐落在广州城郊区，周围荒凉遍野，杂草丛生，让我不禁回想起虹口难民营的日子，感慨万千。

    难民营时期的文杰，虽身处困顿之中，但意气风发，睿智敏捷。如今，自己把自己个祸害成一副骨头架子，被人捆着绑着架进医院来，意识混沌，头脑紊乱。

    也就一年半的功夫，人怎么就能变成这样？

    赵主任一边吩咐助手带他去做全身检查，一边引我同钟琳到住院病房。

    为文杰准备的病房是一间独立的套间，套间内有洗手间，淋浴器，收音机，环境设施都不错。只是窗子都加了铁丝网，避免患者从窗户攀爬，造成意外伤害。

    我按照文杰的生活习惯，将带来的用品码放好，还从家里带来了一只枕头和一双拖鞋，我想着睡眠重要，走路舒服也重要，这些都是文杰生活里不可或缺的。

    钟琳在旁边一直叹气，“缘分这东西，谁说的清。你说，你要是早这么对文杰，他是不是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样？”

    “那是他的选择，就算一切重来，”我顿了顿，“我也不会选择同他一起，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更谈不上缘分。”

    “你就倔吧，我看你这么下去，真要当一辈子老姑娘不可！”正待进一步劝我，见有两个护士送了饭食来，放在医用床的折叠小桌板上。

    那饭食还不错，凉拌鸡丝、虎皮鸡蛋、素炒三鲜，并一大碗米饭，萝卜豆芽汤。

    小护士解释道，“别看这菜素净，这都是请营养专家结合病患的身体状况定下来的，戒毒患者不能吃太油腻，更不能食用太多肉类，特别是红肉，要清淡饮食才好。”我点点头。

    不一会，文杰被两名助理搀扶着进来，躺回床上，我试着同他说话，他还怨恨着我，沉默不语，只留给我一个背影。

    我只好抽身出来寻赵主任。

    赵主任很客气，说文杰检查的情况还不算最糟糕，还未引发免疫系统的疾病，但是由于吸食毒品已久，加上长期作息不规律，五脏六腑都有不同程度病变，特别是他的心理状态，不容乐观。

    他建议我每周抽出时间来一趟慈文，在这里陪伴文杰打打球，听听音乐，帮助文杰找到家的温暖，这将是他战胜毒瘾最有利的武器。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准备将留声机抬过来一并放在文杰的病房里，方便他随时听音乐。

    赵主任摆摆手劝我不要搬来，解释说，文杰毒瘾发作时候会破坏东西，见什么砸什么，东西倒是小，只是折腾一番，砸坏了，还没起到我要的作用，真没必要。

    同赵主任谈毕，我又去见了文杰，他刚刚吃完晚餐，看见我，就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我真后悔把你从难民营捞出来，你以后甭管我。

    第二句是，叶崇峰早死了，你死心吧。

    这同他一年前喝醉酒情急之下讲的话那么像，只是这次的他是清醒的。

    一年来，我不断以各种方式在他口中探寻这件事，得到的答案都是，我胡说的，你疑神疑鬼。可现在，他讲出这番话，又算什么呢？报复我？还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从慈文医院回家的路上，我狐疑，狐疑当初难民营里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虽都是亲眼所见，但现在细细想来，真的不一定就是真相。那时热恋中的阿峰与我如胶似漆，怎么就忽然恋上毫无特别之处的阿香？要知道，阿峰可是为了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的人，对喜伯、对豆子，对难民营里的老老少少都那么好，是我认定的男人。

    还有那么一两次，我发现文杰和阿峰避着我密谈什么，神神秘秘的样子，现在想来定不是什么好事。

    再回想起文杰说，用100块大洋赎我出难民营，难道那时候想要出难民营是要重金买命的么？这样的情况下，阿峰是不是同文杰做了什么交易？我不敢再往下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岂不是失去了这辈子最疼爱我的人？

    疑心的种子一旦在心里萌芽，便挥之不去，如小虫挠痒一样，让人必定除之而后快。

    第二日一早，我便请了病假。来到市立图书馆，查阅1938年一整年的报纸，特别是在我离开上海后，虹口难民营，上海难民们的相关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