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天夜里，沈小姐吃了我的干粮后，我们的关系不知不觉间拉近。

    半夜里背着众人，在窗前看书，她给我解释每篇书的意境，不仅把书里的内容讲明白，甚至将书里没有表达的内涵，分析得头头是道，俨然一个教书先生。

    慢慢的，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她的身世。

    她姓沈，全名叫作沈知秋，名字很美，与她所展现出的气质相衬。

    知秋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母亲是教师，家中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幼弟。

    她本人在南京的大学里修习文学，精通英、法两种洋文。可以说，她的生活无忧无虑，只与书本、音乐、电影打交道，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战火，不是这场命运的捉弄，她绝不会出现在难民营里，而我们就像游走在各自轨迹上的两个人，也不会相识。

    或许，我在擦皮鞋的时候也曾遇上她，就像看那些阔太太娇小姐一样，既觊觎她们的美丽，又痛恨她们的剥削。

    有了我的干粮，知秋的面色慢慢恢复了红润，瘦削的脸颊也丰润起来，凹陷的眼眶渐渐找回光彩。

    我有时候真的不懂，她居然为了看那些文章，忍饥挨饿，把自己饿到不成人形，这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我一段段，一本本地读下来，才知道文字的力量，文学的魅力，是能让人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腹中的饥饿。

    在她的引导下，那些文字不再是纸上遥不可及，有着油墨气息的蝌蚪，而是流动的，富有生命力的乐章。这是知秋对文学的评价，我觉得很美，很动人。

    知秋问我，喜伯的病情如何，说自从她进难民营以来，感觉喜伯的身体似乎越来越虚弱。不消她说，我也知道，喜伯的生命正像燃烧的蜡烛，一点点燃尽，而我们能做的，只有看着，看着。

    喜伯的脚自从被玻璃扎坏之后，只进行了简单包扎，在逃难中又遭遇了感染。知秋在查看了喜伯的伤口后，鉴定说伤口周围乃至大腿部分，已经有坏死的迹象，如果不用特效药消炎，恐怕会蔓延到全身，到时回天乏力，想救都救不回来了。

    一天早餐后，知秋把我叫到院子里，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方手绢，打开手绢，里边包裹着白色的粉末。

    我问她是什么，她说这是一种未经提纯的消炎药，跟盘尼西林药效一样，只不过因为是未经提纯，药效要减弱很多。我又问她是怎么弄来的这么珍贵的药粉，她摇摇头笑了笑，说快给喜伯用上吧，救人要紧。

    我说，你不说清楚，我同喜伯就不要。

    她急着连连说，这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是用首饰换来的。

    她指了指自己的发辫，我才发现，她时常绾头发的，一只精巧的、茉莉花一样的发夹不见了，长长的头发没有了发夹的束缚，此刻被她编成一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甩在脑后。

    她指了指门前站岗的人，解释道，那个大哥，家里是开药铺的，听说要打仗了，进了一批西药的半成品，还没制成成品，仗就打起来了。我用发夹同他换了点半成品，喏，就是这些。

    我不知说什么，心里有些不好受，像滚烫的开水滑过胃里。在这座难民营里，我们看了太多生死，看了太多对生命的冷淡，蔑视，看尽了人性丑陋，就是没看过谁对谁真好。

    我叹了口气，掂了掂她毫无发饰，却光滑整齐的辫子，“这次，算我欠你的，以后，只要活着，我一定还你。”

    我们一边给喜伯敷药，一边听他的呓语，我想，那时候他已经变得不清醒了。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在昏睡，可是还在想着自己的小儿子阿朗。

    清醒的时候，他知是知秋用首饰为自己换来了药品，痛心疾首，“沈家女娃啊，你别管我这糟老头子，你还得留点救命钱呢！”

    知秋安慰他，“那发夹倒是值几个钱，不过这战火连天的，就是个劳什子，顶什么用？戴着我还嫌它沉甸甸，压头呢！”

    我虽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不过能让知秋不离身的首饰，不是价值连城，就是对她有特殊意义。

    我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赎回那支发夹。

    服了药粉后的喜伯，精气神似乎好了一些。我同知秋也放下心来。

    知秋背地里向我打听阿朗的事情，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她。

    阿朗是喜伯唯一的儿子，如果活到现在也有二十岁了。阿朗六岁的时候被花子拍走，喜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可是茫茫乱世，到哪去找一个孩子。辗转十几年，喜伯无数次得到阿朗的消息，无数次奔去寻人，无数次一无所获。

    直到今年初，喜伯听在上海打工的乡邻说，在黄浦江的码头似乎看到过同阿朗长得很像的年轻人，阿朗的眉心有一颗黑痣，那年轻人也有颗一模一样的痣，仅仅是这么一点线索，喜伯都没有放弃寻找。

    而我们来到上海，那年轻人已经从码头离开，没能见到。

    喜伯说，既然阿朗在上海，他就要在这里继续找，即便见不到他，能同他在一座城市也好。

    知秋听了喜伯的故事，有些唏嘘。她似乎想到了自己的幼弟，对喜伯的伤势和命运，又多了几分关注和同情。

    我们原以为找到消炎药就能让喜伯的生命延续下去，直到他亲眼见到阿朗的那一天。

    可是命运啊命运，它并不仁慈，一步步，掘着人们最后一丝残念。

    就在那天夜里，喜伯被老鼠咬了。如果不是被咬的剧痛，无法想象喜伯虚弱的身体里能发出那么大声的叫喊，凄厉的，绝望的。

    最先惊醒的是他身旁的我，然后厂房里的人都醒了，有骂骂咧咧抱怨的，有隔着十几米大声询问的，知秋点燃那盏小小的煤油灯，走到近前，查看。

    只见喜伯受伤的那只脚上，有一只手掌大的老鼠附着在上边，老鼠一边啃食着肉泥，一边发出嗤嗤的声响，似乎肉泥十分鲜美。

    喜伯接连发出哎呦哎呦地呻吟，额头上渗出大量汗水，我摸了摸他身下，一片潮湿冰凉。

    豆子和小可、锁匠，平时与喜伯关系不错的几个人也凑了过来，大家都显得束手无策。

    知秋眼明手快，看见有一根竹竿在窗沿上抵着，厉声命我把竹竿递过来，我没按说的递给她，而是拿起竹竿，直接去捅那只硕大的老鼠，遭到竹竿打击的老鼠还抱着喜伯的腿不放，更加快了啃食的速度。我抽回竹竿，酝酿一下，对准那团蠕动的生物狠狠抽了一下，终于将老鼠甩出去了。

    老鼠在脱离喜伯腿的时候，撕咬下来一大块肉，喜伯疼得整个身体剧烈地痉挛，手上青筋凸起，紧紧抓着身旁豆子的大腿。

    刚刚松了口气的我，心又快速沉了下去。喜伯被咬伤的口子迅速聚集了大量蚂蚁，蚂蚁像闻到诱人的香味一样一波波袭来。它们渗进肉里，渗进血液里，渗进喜伯的身体里。

    在场的每个人都见过了死人，甚至见惯了死人，但是却没见过如此凄惨的场景，小可退了几步走到门口去呕吐，豆子跪在喜伯身后，撇过头不忍再看。

    知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在哭。

    喜伯的意识一时清醒一时荒芜，口内不断念叨着阿朗，阿朗，只想见一见他的阿朗，再死啊……

    知秋哭了一会，振作起来，问我有把匕首在哪，我诧异道，“蚂蚁都钻进肉里，匕首有什么用？”

    “你别管，拿给我先！”她眼睛红红的，神情却坚定。

    我从腰眼处拔出匕首，递给她，她走到对面墙根处，提起我们喝水的木桶，落在月光下，整个人面向桶里的水。

    她是背对着我，我根本看不清她在做什么，等她转过身来，我才发现，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已经，已经消失了。

    匕首虽锋利，但不是剃头匠手里的剃刀。头发短的只到耳下，刘海处还有大大小小的豁口。

    不顾大家惊讶的目光，她迅速走到我近前，借着我手里的煤油灯点燃一根火柴，火柴燃烧一半后又吹灭，又跑到水桶前对着水面做了什么。等她再次走到我们近前，我发现她一张俏生生的小脸上，眉心处多了一颗痣。

    她走到喜伯近前，推开豆子，把喜伯的头搁在自己的大腿上。轻轻唤着意识不清的老人，“阿爹，阿爹，你醒醒啊，我是阿朗，我是阿朗，儿子回来了，阿爹……”

    我恍然大悟，原来知秋知喜伯大限将至，正在帮他完成最后的心愿啊！

    喜伯在知秋的呼唤下，缓缓张开眼睛，眼睛浑浊，无法聚焦，但当他借着煤油灯光看清那颗眉心黑痣时，精神为之一振，紧紧抓住知秋的手腕，似乎面前的人真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阿朗，他喃喃道，“朗，啊，阿朗啊，我的儿啊，你回来啦，你真的回来啊，都怪我，怪我，没有看好你，你别怪我啊，朗……”

    知秋像露天电影里的演员一样，完全沉浸在她所扮演的角色里，回应着老人，“阿爹，我不怪你，收养我的人家待我很好，这些年我吃得饱，穿得暖，你看我长得多像您！”

    “哈，你不像我，傻孩子，你还是像你阿娘多一些，见着你了，太好了，你好好活着，我就放心了……”当我们还沉浸在无尽的感动中，喜伯的瞳孔又一次放大，失去神采，他的肩背向上拱起，喉咙里轻轻咕噜了几声，便合上了眼。

    见过太多死亡的，我，豆子，锁匠，厂房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们看惯生死，却没见过如此由生到死的剧烈转折，喜伯走时是安详的，幸福的，他的嘴角终是微微翘起，笑着，那是他进来难民营许久以来最幸福的样子。

    但是，阿朗，他这辈子，终是无法见到了。

    希望他们父子在遥远的天国能够重逢，希望那天国里没有别离，没有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