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营的生活周而复始，每天都是一副样子，吃喝拉撒，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谈谈战争的局势。

    饭来张口的日子太平静了，让人心里发憷。

    不久，同在一间厂房里的徐阿婆去世了，怎么死的呢？说白了就是饿的。徐阿婆习惯说自己不饿，说自己年纪大了吃不了什么东西了，只喝粥，把馍留给子女。渐渐变得骨瘦如柴，面色灰败，直到那一天咽了气。

    难民营里一旦死了人，管事的都会叫来苦力，把人卷在草席子里抬出去，丢到一里外的野地里。

    野地里的狗会慢慢啃食尸体，过不了多久，尸体就会被啃得只剩下根根白骨。

    徐阿婆的子女不忍心老人就这么走，坚持要给阿婆安葬。可是又付不出钱来买棺椁，同管事的起了冲突。结果被管事的叫来几个打手一番拳打脚踢后，一家人都被赶了出去。

    一时间，我血气上涌，想要帮他们出头，找管事的理论。可身旁的豆子把我拦了下来。

    豆子说，“阿峰，听我的。在难民营里呆久了，看多了，就习惯了。你以为管事的是什么善男信女，他手下养的打手只认钱，不认理儿。何况你还有喜伯要顾，别扯这个闲蛋了。”

    此时，喜伯正坐在小马扎上吸溜吸溜喝着米粥，一边喝，一边把受伤的腿挪到舒服的姿势，让自己更舒服。我看着他越发憔悴的样子，有些不忍。在心里对自己说，阿峰，妥协吧，你连自己都养不活，逞什么英雄。

    可，看久了，就习惯了。真的能这样吗？一个又一个朝夕相处的人，这么死去，而我们只能选择漠视？

    难民营到底是个怎样的所在？因为一口粥，一块馍，就能消灭人性吗？还是说，人性原本就是自私的？而我直到今天才发现？

    这个生与死的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徐阿婆一家离开后的第三天晌午，我们正在窗边下象棋，对战的是喜伯跟锁匠。锁匠的棋艺明显比喜伯高一筹，喜伯执着一颗子犹豫不决。

    这时，管事的打开小厂房的大门，稀里哗啦地丢进来一堆东西，同时被推搡进来的还有两个年轻女子。

    年轻女子出现在难民营里，可是件奇事，老爷们大婶子都盯着她们瞧，窸窸窣窣地议论起来。

    那两女子之中，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孩，样子同教会学校里的女学生相似。眉眼有几分俊秀，皮肤和牙齿都很白皙，穿着学生装、大衣和粗跟皮鞋。看到那双鞋，我就不禁联想到租界区的小姐、太太，那些被高官包养的情妇，她们人人都有一双这样的鞋子，走起路来发出嘟嘟声。她们的傲慢，鼻孔朝天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么想着的时候，刺鼻的鞋油味儿又从胃里翻涌上来。

    当时的我，就在心里给这个女孩下了定论，“不过同那些小姐太太一样。”

    接下来的几天，我再没过分注意过她，而她的一切举止，好像都再次验证了我的猜想。

    就说吃饭吧，同她一起进来的那个女孩还能捏住鼻子，大口大口把粥灌下去，可她呢，在吃了第一口吐出来之后就再没碰过粥饭，为此还砸碎了一只碗。此后的每一餐，只喝清水就干粮。

    一到饭点儿，厂房里的人除了自己吃饱饭，还多了一项任务，观察这“大小姐”吃饭的模样儿。

    看她一小块一小块把窝头掰下来放进嘴里，小口小口嚼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大伙儿默契地对个眼神儿，好像在说，你看吧，特么的真矫情！

    对了，“大小姐”是我们私底下帮她取得绰号。

    豆子尤其看不上“大小姐”，他悄悄议论说，虽然大小姐长得不错，但是她的一举一动都矫情地不得了，同那些自称lady的上海小姐没什么两样。如果非要二选一一个作为女朋友，他宁愿选她的同伴，叫作“小可”的姑娘。

    我笑，这么快打听到名字，是不是喜欢人家姑娘啊？

    小可同“大小姐”不一样，很快适应了难民营的生活，吃得饱睡得香，讲起话来像黄鹂鸟一样叽叽喳喳。还时不时跑到我们这帮男人堆里聊天，和同样聒噪的豆子聊得极为投机。

    而“大小姐”从未和小可以外的人讲过话，即便和小可讲话，也是趴在她耳边耳语。除了骄矜，沉默似乎成了她另外一个标签。

    豆子听小可说，原来“大小姐”姓沈，还真是个如假包换的大小姐，因为在外地上学，同家里人失散了，才走投无路来到难民营。

    到了睡觉的时候，“大小姐”也不像其他人躺在大团的稻草上，而是弓着肩背缩成一团，靠在她随身带来的行李箱上，生怕有人在她睡着后靠近她和她的箱子。

    我有点好奇那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便加入到豆子和小可的对话里，提出了这个疑问。

    小可说，“大小姐”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箱子，而问起箱子里装的什么，她却怎么都不肯说。

    豆子猜测里边装着保命的金条，我认为不太可能，如果她随身携带巨款，早就拿出来贿赂管事的，吃好点，住好点，怎么能同我们一样在这忍饥挨饿。

    被好奇心驱使，豆子提议，找机会打开那个行李箱，看看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豆子一向不喜欢“大小姐”，一说到捉弄她鬼点子特别多。

    喜伯在我们身后劝阻，“几个娃儿轻点闹啊，我看姓沈的女娃儿不错，不言不语的，你们不要欺负人家。”

    喜伯是厂房里唯一觉得大小姐不错的。我想，这大概是一个老人对一个晚辈的仅存的善意。

    豆子的嘴又尖又快，“我们就是同她闹着玩儿，能有啥？莫不是喜伯你看上人家女娃好看，起了色心不成？”

    喜伯鼻孔里哼了一声，翻身睡去了，没再搭理我们。

    小可说，沈小姐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去院子里解手，我们可以趁她出去时，把行李箱打开，看看里边有什么。

    三人约定好。等到晚上掌灯时分，“大小姐”果然去解手。出门前她还看了看自己的行李箱，又向周围环视一圈，似乎挣扎了一下，最终还是独自走了出去。

    刚刚还在假寐的我和豆子腾地一下从稻草堆上蹦起来，跃跃欲试地来到行李箱旁边。豆子先上去研究箱子的锁头，小可帮忙，两人鼓捣半分钟都没打开箱子，锁头实在是太严实了。

    我一把把他俩从箱子中间分开，单膝跪在箱子上，用从锁匠那里借来的挖耳勺形状的小工具，在锁眼儿里来回捅了几下，只听啪嗒，清脆的响声，锁头被轻易翘开了。

    豆子和小可迫不及待地把我推到一旁，去开箱子，动作十分粗鲁，好像那箱子里藏着什么千年一遇的宝贝一样。

    当箱子全部打开，里边的东西全部展开，三个人的心都沉了下来。

    箱子里哪有什么奇珍异宝，那是满满一箱书，大概有一百本那么多，有的书看起来很珍贵的样子，被很小心地用衣裙包裹着。

    小可还搜了箱子的边角，妄图找到一些女人戴的首饰之类的东西，可一无所获。

    就在我们失望的同时，厂房里想起了嘟嘟的鞋跟触地的声音，我知道一定是“大小姐”回来了。她从我们背后走来，看到我们三人围着打开的箱子，似乎有点惊讶，又有点了然。

    她默默地走到箱子边上，回头盯着小可、豆子和我，眼神里有愤怒，有失望，也有几丝颓唐。她的目光在小可的脸上逡巡了好一会，似乎在说，没想到连彼此信任的好姐妹也会背叛她。但是这些话她都没有说出来，而是安安静静地跪在箱子边，双手抓着箱子的底部和边缘，哗啦哗啦地把里边的东西都倾倒在地上，似乎自言自语说着，“看吧，看吧，这就是你们想看的……”

    那声音并没有多少愤怒。

    明明是从那纤弱的身体里发出来的声音，可我却感觉像从厂房的穹顶传过来的，从窗外里的空气弥漫进来的，短短一句话，分明掺杂了无数的叹息，就像家乡的南湖流过门口，流下的潺潺水声。

    豆子觉得这番捉弄的结果索然无味，走回草窝开始装睡。小可面露愧色，却不敢上前安慰她。只有我走到她身边，蹲下身子，将书籍一本一本地拍土、摞好，重新装进行李箱。

    她小心翼翼地挑出几本精装书，用衣裙包裹好，塞进箱子里，从始至终没同我讲话。

    那一晚，我失眠了，在难民营半个月以来，第一次失眠。“大小姐”愤怒、失望、颓然的目光，和那握紧双拳的手，瘦削但直立的背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

    她第一次开口说话的声音，竟那么清晰，那么好听。

    我辗转反侧，在漆黑的厂房里，耳朵却特别灵敏。

    只听见从角落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随之而来的是一抹光亮，那光亮不似月光如水般清澈，而是昏黄的，微弱的。

    我迎着那光亮望去，“大小姐”正在蹑手蹑脚地点亮一盏煤油灯。煤油灯简陋地不行，由一个摔得只剩一半的小碟子，一根粗粗的棉线和少量的煤油组成。

    点好灯后，她欣慰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似乎废了好大力气才把灯点燃。

    迎着微弱的灯光，她紧了紧身上的大衣，从怀里掏出一本书，在书签标记的页码摊开，放在双膝上一页一页地翻看。

    光亮里，她整个人都柔软下来，面色恬淡，眼睛里好像还有几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是我从没见过的温柔笑意，像春天的蒲公英，和煦。

    女孩边看书，边不经意流露出许多熟稔的小动作，时而单手轻轻抵靠在嘴角，时而捶着酸麻的小腿。这放下一切防备的样子，让我看怔了。她看了多久的书，我就看了多久的她。

    她看书看得专注，并没发现远处注视的我，而我看她看得专注，也忘却了失眠的懊恼跟疲倦。

    共同沉浸在这注视的目光里，让我感到放松、欣喜，似乎知道她在夜晚里看书，是我们两人共同的秘密。

    就在我咂摸着这味道时，光亮忽然消失，旖旎的感觉也戛然而止。

    我腾地从稻草堆上坐起来，捕捉着她所在角落里的黑暗，只听她懊恼地啧啧几声，才意识到煤油灯熄灭了。

    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借着月色，我看到墙角依旧保持看书姿势的她，将头埋在书里，不再动。

    那一夜的我，就此没了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