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叶崇峰，朋友都叫我阿峰，今年二十有一。我家乡在浙江嘉兴，鱼米之乡，从那里坐船到上海要半天时间。

    数月前，我跟随乡邻喜伯来到上海滩闯荡。喜伯来到上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儿子阿朗，而二十郎当岁的我，一心只想要见识见识赫赫扬名的十里洋场，是否像阿姊讲的那么光怪陆离。

    我们先是跟着族弟阿舍在黄浦江码头扛了三个月的大包，喜伯的腰犯起了老毛病，码头管事的便将我们赶了出来。后又在闸北的报摊儿卖了十几天报。

    闸北穷人多啊，多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挑脚汉，一份新京报卖两个时辰，饿的我跟喜伯睡了十几天窝棚，啃了三十几顿的窝头，我现在想起窝头的味道都想吐。

    最近一份工，是在租界帮人擦皮鞋，租界富人多，很多政府官员都把情妇安排在这里的别墅区，我和喜伯就蹲在大榕树底下给人吭哧吭哧擦皮鞋，有时候一天擦一百多双脚，却记不住一张面孔，只记得鞋油辣辣的冲鼻气味。

    这么红火的小生意不久就招惹来了“大盖帽”和“土地佬”，先是一周搜刮一次，后来发展到两天“搜身”一次，我和喜伯的伙食从一天三碗阳春面外加二两小酒，急转直下，变成一天一碗玉米粥，两块烙饼，酒味儿都别想再闻见了。

    可这也不能全怪大盖帽和土地佬贪婪。租界外的战事吃紧，大洋每天翻着个儿地掉价，越来越贱。

    除此之外，更叫人难心的是喜伯的脚，在码头扛活的时候便动弹得不利索，一坡一坡地，卖报时又总是被大盖帽赶。一次逃跑时，脚扎在了玻璃碴子里，伤口一直没有愈合，脚心里的肉都翻出来几块，坡地更严重了。

    战事越来越紧张，这从租界外越发紧密的枪炮声不难发觉。直到租界戒严的那天，喜伯已经不能用双脚走路。

    我背着喜伯四处逃窜，躲避着大盖帽的追赶，不想被赶出租界，谁都知道只要出了租界区域范围，小日本的子弹随时可能追上你的脑袋瓜子，被打的脑袋瓤子翻出来。

    可是大盖帽真多啊，一批接着一批，像赶尸队，我们东躲XZ了三天，终于被一队大盖帽发现，像丢两条癞皮狗一样把我们爷儿俩丢出租界。

    穷有穷命，狗有狗命，我们趴在租界区外，听路过的难民议论说，现在HK区有一所难民营，能容纳几百人，每天管一顿稀粥，一顿大饼。不过为了避免流窜瘟疫，有出才有进，必须早点去排队，才能获准进去。

    我像抓紧救命的稻草一样，身上又有了力气，凭着一股子蛮力，背着喜伯用两个时辰疾走到虹口的难民营。到了那，天已经擦黑，排队的人群却拐了好几个弯儿，好在难民营里不算人满为患，掌灯时分，我们被两个哈欠连天的看守放了进去。

    在一捆稻草上安顿好喜伯后，我同几个早几天进难民营的弟兄打探消息。他们说，这座难民营原本是国民政府制造弹药的工厂，小日本开始占领上海后，工厂厂长携款潜逃到海外，国民政府自顾无暇，未曾追讨。工厂的厂房便渐渐废弃，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的栖息地。原本是难民自发行为，但市政厅怕发生骚乱，派了几对民兵，发了十几条枪维持秩序。战事吃紧后，又拨了点库银，每日最低限量供给吃食。

    告诉我这一切的是一个叫豆子的年轻人，丽水人，三天前进来。豆子并不像别的难民一脸苦相，他说自己是个快乐的挑脚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在难民营，每天有吃有喝，可以从掌灯睡到第二天太阳照屁股，实在比挑脚汉的日子舒坦许多。

    晚上果然有人进来分发吃食，挑着粥桶和用大笸箩装的玉米面饼，那香味儿从刚进门起就直往鼻子眼儿里钻，连稻草堆上面朝里躺着的喜伯都转过头来寻找香味儿的来源。

    有几个管事儿模样的人站在门口吆喝，让大家排好队去领碗，领碗后再去另一面墙边排队领馍和粥。我看着手里的两个碗，倒还算洁净，只是碗边少不了有几个缺口。领了粥和馍，赶紧送到喜伯嘴边，还得提醒他老人家小心碗口别扎到嘴。

    看着喜伯吃饱喝足，我才拿起自己的吃食慢慢咀嚼，一块馍对于二十郎当岁的我来说根本是塞牙缝，只能嚼一口干粮，喝一口稀粥，骗自己，跟胃说饱了。

    我不禁想起家乡阿婆做的糟蛋、粽子，糟蛋我一顿能吃两碗，粽子一顿能吃六个。想到阿婆去世时握着我的手叫阿峰的样子，我手里的馍都不香了。

    我停下来，观察了周围的人，昏黄的一间小厂房里，十几个老老少少，东倒西歪，磨牙打呼，闲聊的不过两三人。把剩下的半块馍揣进前襟的口袋里，站起身去领了一舀子清水，涮了涮碗底的小米儿，又是一碗更稀的汤水，一饮而尽后把碗放进桶里。

    回到我和喜伯的稻草堆上眯着眼睛休息。

    过了大概一个时辰，周围闲聊声渐渐散去，我张开眼睛，适应了一会黑暗，慢慢捕捉到窗外微弱的月光照射进来，我寻着墙边低矮处，用随身携带的一把防身的匕首，轻轻撬动着砖缝。果然，这墙壁砖大部分都已经老的掉渣，随便几下子就敲下来一块，我在敲下来的砖块上又劈了几下，砖头又掉下来三分之一，我掏出口袋里的半块馍进洞里，又把砖原样塞进去，保持表面平整。这才满意地收起我的工具。

    这难民营目前看着还好，管吃管喝管住，可国民政府那么熊，谁知道哪天就断了粮了，藏点干粮，我心里踏实。看着喜伯睡梦中还直冒冷汗的额头，我还真有点怕，怕他坚持不到找到阿朗的那一天。

    我团着身子倒回稻草堆，稻草的柔软让我很快进入梦乡。梦里有阿婆包的香喷喷的粽子，炖的热乎乎的糟蛋，还有夏天田地里清凉可口的西瓜，吃的我的肚子圆滚滚的。阿婆让我枕在她膝盖上，帮我揉着肚子，哼着永远是那一首的儿歌，蒲扇掠过我的皮肤，轻轻的，凉凉的……

    这一觉，果然像豆子说的，睡到了日上三竿，喜伯的大手在我肩膀上拍了几个来回，我才醒。老头儿想尿尿，憋了一个时辰，实在憋不得了，又不能原地小解，毕竟这小小的厂房车间里还有几个上了岁数的大婶儿。

    我背着喜伯来到当院的茅房解手，正见几个管事往里边儿抬早饭，便催着喜伯快点，自己也接替他的位置，痛痛快快地小解。

    吃过早饭后，与豆子闲聊一会，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我和喜伯在听。

    豆子说，难民营里的看守就是看门人，分三队值守，一队是四人，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们轮班，每一队都配了四把汉阳造和十几把毛瑟手枪，防着难民冲进来哄抢，更防着走投无路的逃兵打进来。

    早班看守严，夜班看守松，给他们银元就把人多放进来几个，反正这里的难民死的快，一天都要死两三个，第一天多放进来几个，不碍事，第二天按照正常数目放，就能很快持平。

    难民营里的老弱妇孺有很多优先权，吃饭啊，喝水啊，睡觉啊，都可以先挑。豆子说这话时，一直盯着喜伯，仿佛喜伯就是他口中的老弱病残。

    喜伯有点不自在，捡了地上的旧报纸装模作样地读起来。

    我有些好笑，心说，喜伯您认得的大字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再看那张旧报纸上的日期，1937年7月7日，正是小日本军队打击卢沟桥的日子，我的心不由得沉了下去。

    背身向内而卧的喜伯，肩膀隐隐抽动了几下，是哭了吧。喜伯就是在那一天得知阿朗出现在上海的消息，可我们来到上海滩后，却再无阿朗的音讯。如今战事危急，找到阿朗的希望似乎变得更加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