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沈知秋，19岁，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就读。我的父亲沈赟是一名银行家，就任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母亲，余钟繇在女子高中教书，生了亲弟晓鸥后，便赋闲在家。

    我人生的前19年，如同莫扎特的《天鹅之歌》一样，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

    而那场战争，让这旋律戛然而止，停留在1937年的秋天。

    1937年秋，上海。刚下火车的我，瑟缩地站在家门前。一阵冷风吹过，像顽皮的男孩儿，使劲摇了摇院子里的梧桐树。转瞬间，我的头顶，身上，挂满了枯黄的叶子。紧了紧身上的格尼大衣，我低头数着围巾上哈气形成的水珠发呆。

    家门上斑驳的大锁，沉默、肃立，无言地凝视着弱小的我，似乎在嘲笑我的处境，有多么颓唐。

    那扇门，任我再如何拳打脚踢，也只有孤零零的砰砰声。再不会向我敞开。母亲那同我极为相似的眉眼，父亲叼着烟斗不苟言笑看报的侧影，还有晓鸥，我的亲弟，在春光照拂下追风筝的样子，好看极了。

    这一切都像梦一样消散了。

    我不禁吸吸鼻子，这所房子里曾经给与我的温暖渐渐涌上心头，那些嬉笑的，追逐的，打闹的画面，像沸腾的咖啡聚集在我的脑里，沸腾过了，暖过了，便只剩下，来自于四肢百骸的冰凉。

    深秋的上海，租界外枪声、炮弹如春天的蒲公英般散落开来，家门前的主路上，人们背着沉重的行囊，面露惊惧，行色匆匆，逃的逃散的散。

    而我银行家的父亲、教书育人的母亲，以及那稚气可爱的弟弟，他们没有等我，全家逃离了这座孤岛。

    在冷风里吹了两个时辰，我的头脑，我的精神，我的思维才冷静下来，厘清了这个事实。

    隔壁的吴先生一家正在往黄包车上装行李，一家人赶傍晚去香港的轮船，一边忙乱，一边发现了迷茫踱步的我。

    “这不是沈小姐嘛，从南京读书回来啦？”吴太太操着一口上海话问我。

    目光所及，她高跟皮鞋上浸在一滩泥水里，吴太太素来注意打扮，四十岁看上去是三十岁的样模样，生在中产家庭的她大概从未有过这样慌乱的举止。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看着她，残存最后一丝希望问到，“我阿妈他们呢？”

    吴太太说，“你阿妈阿爸昨天傍晚就去赶船了，走之前还托我家老吴给你带话，说是他们原本要等你的，但是不知道你几时能归，租借外仗打的吓死人了，他们就带着你阿弟先走一步。”

    “那他们说，去哪儿了么？”我喉咙里艰难地发出声响，声音颤抖着。

    “不是重庆就是香港嘛，”黄包车上的行李已经码好，吴太太用最后一点仁慈劝慰我，“沈小姐，已经这个样子了，你别太难过，先找个地方住下来，仗打完了他们兴许就回来了。”说着强塞进我怀里一只暖水壶，“拿着吧，热茶，暖暖身子，照顾好自己！”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她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目送他们一家逃亡的样子，匆忙，滑稽，像卓别林的默片一样。我想，父亲母亲小鸥他们离开家的样子，大抵也是如此。

    当务之急，先要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数了数口袋里银元，所剩无几。即便再多银元，在目前战乱的情势下，早就贬值成废铜烂铁。我拎着行李箱走出家，走出熟悉的院落，街道，走入行色匆匆的人群，随着人流的方向，去寻找归宿。

    天色渐渐晚下来，我随几个年轻的姑娘躲避进一座教堂。

    一个名叫珊妮，来自法国的修女，胖胖的，很慈祥，将我们收留，藏在教堂侧身的音乐小礼堂里。礼堂的火炉边铺着一块平整的草席，显然曾经用于收留流浪者。我们几个女孩子围坐在上边，听珊妮修女祷告着，祷告词是一段法文，大意是讲，这几个女孩都是天使，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您的孩子，在战火中活下来。

    我摸出胸前口袋里的怀表，打开盖子，抚摸上边的小像，呢喃般，同修女一起祷告。我相信，祖父留给我的礼物终将带给我勇气，直面今天的变故。女孩们也渐渐安静下来，双膝跪在草席上，双手合十，乞求上帝的恩赐。

    那天的晚餐是面包和土豆浓汤，没有筷子。女孩子们用面包蘸着浓汤，大口大口地咀嚼着。我也学着她们的样子，把面包当作汤匙，舀着浓汤吸吸溜溜地吞咽，控制着面包被吃掉的速度，以免面包先吃光，便没有了喝汤的工具。

    我拿出吴太太临走前塞给我的水壶，将壶里的红茶倒在碗里，冲淡了剩余的汤汁，大口灌进嘴里那味道并不好。

    将热茶分享给修女和姐妹，她们也称味道不怎么好，但是脸上露出的皆是满足的神情。我想，此刻，还能得到来自于陌生人的一碗热茶，便是种极大的馈赠。

    席子很大，我们几个女孩围着修女，一字排开，像笔直的面条一样，紧紧挨着，入睡。我习惯睡在枕头上，此刻没有柔软蓬松的枕头，我只能把手臂环在脑后，垫着。怎能睡安稳？

    伴随夜幕降临，枪炮声虽已消失，但余音回响侵入梦里，在小礼堂的上空盘旋。

    半梦半醒间，几缕光亮洒在眼皮上，白花花的扰人酣睡。紧挨着我的女孩小可，小腿蹬着我的腿肚子，呜呜叫喊着拉窗帘，我的意识不够清醒，却也觉得好笑，侧身用手臂包裹住头，遮挡光亮。

    忽然小礼堂的门从外边被哐地打开，随之而来的是啪啪声由远及近，那声音像极了紧凑的鼓点，整齐划一，扣人心弦。

    我强自坐起睁开眼睛，那“鼓点声”已经到了近前。

    几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如果他们还能被称之为人的话，用枪抵着草席前一小片空地，叽哩哇啦地说着什么。这时，身边的几个女孩都被吓醒了，几秒前还在酣睡的小可，此刻瑟缩在被褥里，抖动不停。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小跑着进来，走到日本兵近前，弓着腰背，对一个为首的说了几句日语，那个头儿向他大声喊叫几句，眼镜男便转而用中国话对修女说，“这是佐藤伍长，他和他的军士要征用这座教堂安置，请你和这些女孩立刻撤出！”显然，眼镜男是这帮日本兵的翻译，卑躬屈膝的样子让人看了反胃。

    在枪口下，是生与死的考验，我以为珊妮修女会乖乖屈服，可耳朵不会骗我，我清楚地听到她说，“你们已经占领了这些孩子的家园，现在还要掠夺她们最后的栖息之所，我不会同意，仁慈的上帝也不会同意！”

    修女的脸浸润在一片波光粼粼晨曦里，那是徐徐上升的太阳透过礼堂尖顶的彩绘玻璃折射形成的。很美，让我一生无法忘怀。

    我的手在被子里攥紧拳头，积蓄力量，面对接下来紧要关头。

    听得如此，眼镜男顿了顿，将修女的话翻译成日语，叽里呱啦地说给身旁的佐藤听，佐藤瞪着修女的脸，眼球微缩，语气反倒安静下来，说了一段简短的话给眼镜男。眼镜男深吸一口凉气，说道，“修女！一个外国人何必搅合在中国的战争里。佐藤伍长说了，你如若冥顽不灵，他和他的士兵会给你点颜色看看，大日本帝国的威严是不容践踏的！”

    珊妮修女冷笑一声，昂起高傲的头颅，像一只充满斗志的高卢雄鸡，“法国是我的故乡，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为我是法国人而自豪，而你，已不是中国人！更不配为人！”我看见修女那湛蓝色眼球边逐渐溢满泪水。

    她伸展双臂，仿佛神清气爽，揽着几个女孩的肩膀，将我们搂到她近前，用蓬勃的力量说，“Non，Non，Non！”那是法语里的不，那骇然的语气，那坚定的眼神，都在说不。这斩钉截铁的拒绝不消翻译，日本兵也一定听懂了，因为下一秒钟，修女的脸便已垂落在眼前，伴随着垂落下来的是一片猩红。

    此刻，我的眼是盲的，我的耳是聋的，鼻也失去了嗅觉。我的手指不顾一切地去触摸那片猩红，却清晰地感觉到它是暖的，热的。

    初次见到这么多流动的血，而它却来自于我短暂热爱的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