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家旺都不清楚，自己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想起来王高衍？这个王高衍不过是自己众多小学同学中的一个而已。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相见了。由于家旺的生活圈子很小，同村的同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发小，如果是上了几年学的，那就是发小兼同学，在当时的枫林渡一带，他们这个年龄的人，能读几年书的基本上都值得庆幸了，像家旺这样的高中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这倒不是因为家旺的父母有多开明，眼光有多么的前卫，据家旺的父亲任老汉对外人讲，由于家旺在家里排行老幺，活计都让两个哥哥做了，家旺在村里总是和王攀、王高衍等一帮孩子捣乱，任老汉才决定让他去学校念几年书，识几个字儿去。就这样，这三个村里的捣蛋鬼或是被家长逼着或是因为小伙伴儿上学了自己跟着去了，来到了学校，他们上学时，家旺已经十岁了，年纪最小的王攀也已经八岁。

    由于枫林渡村子太小，压根儿就没学校，想上学得去邻村的柴堡，当时学校在一处破庙里，一个独臂的仇老师教所有三个班的十一个学生，当时在学校学到了什么已经没有了什么印象，最大的记忆是，老师对王攀和王高衍都十分严格。家旺后来才想明白，虽然三人是同时去上的学，虽然老师对王攀和王高衍都很严厉，但还是有区别的，王攀的父亲王金锁让老师对他儿子“狠揍”是因为他特顽皮，王金锁想让老师将他调教过来；而王高衍的父亲王世举则不同，他想让儿子能够出人头地，能够靠学习有出息了光宗耀祖，让他自己的脸上有光。至于自己父亲的想法则就更简单了，由于家里的农活不用自己做，加上家旺爱调皮捣蛋，任老汉就是让他在学校收收心，认几个字儿就行了；可偏偏造化弄人，想让儿子出人头地的，儿子却对读书免疫，简直就是油盐不进；想让孩子在学校得到好好管教的，也是事与愿违，越管越叛逆，最后的结果是，王攀闯的祸越闯越大，对学生那么严厉的仇老师都让王攀的父亲将孩子领回了家里——老师管不了他了！

    这么一来，可让王金锁脸上挂不住了，觉得跟受了羞辱似的，他立即将王攀锁在了家里存放白菜和红薯的地窖里，而且不给吃喝，扬言啥时候改好了啥时候再放他出来，也就是那次成了王金锁惩罚孩子的最后一次，在饿了两天后的王攀趁着夜色从地窖里钻了出来，他不敢惊动家人，溜到了街上，过度的饥饿让他对食物的味道极其的敏感，很快就顺着食物的香味来到了村里会计的院墙外，也于是，王攀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将会计家准备第二天招待客人的猪肉炖土豆给吃了大半盆，好巧不巧的是，在王攀被人家发现抓了个正着，想诡辩的机会都没有，情节就顺理成章的发展到了王攀害怕被事主和父亲双重“收拾”，那就只剩最后一条路了，脚底板擦油——开溜；就这样，一个十四岁的未谙世事的毛孩子，身无分文，逃也似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要投奔谁，一路走走停停，有了顺路车就扒车搭一段路，人家不让坐了就靠自己的双脚往前迈，王攀到底吃了多少苦，恐怕他自己都记不清楚。

    而王高衍，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虽然也姓王，可和王攀家却并不是一家。王高衍的祖父王昌在解放前靠打快板儿说唱为生，虽然不识字，可硬是凭着超人的记忆将快板儿打得常常满堂彩，就凭着这张嘴，当时王老爷子硬是靠卖唱勉强养活了一家五口人；在一次逃亡中，赶上国共开战，王昌被流弹击中，腿被废了，就这样，王昌带着一家人就地在枫林渡安下了家。

    王高衍的父亲，也就是王昌的儿子王世举虽然也不认字，可在父亲王昌的熏陶下还是懂得一些基本的道理，比如，穷人家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只有读书一条路，这在哪朝哪代都是真理，他想让王家这根独苗儿将别人家的孩子都比下去，好让自己人前露脸；为了这个目的，王世举可谓是煞费苦心，还真像他老子的快板书里唱的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在那个老师是“臭老九”的年代，仇老师被人斗来斗去的废了一条胳膊，王世举从来都不会参与这事儿，总能借故巧妙的找到不能到场的借口，既不给人落下话柄，又可以不被人记恨。不仅如此，等斗争的人离开了，他还会趁着夜色掩护，将自己原本就不怎么宽裕的吃食给人尤其是仇老师送去一些，可能是受戏文的影响，王世举从来不对人打骂，甚至连对小孩子都这样，他对仇老师更是尊敬有加，因为他深深懂得，想要自己的孩子飞黄腾达，只有靠仇老师这个村里唯一识字儿的先生了。虽然当时自己的儿子还远不到上学的年纪，他就能算计得如此长远，想想都让人害怕。

    王世举，也就是王高衍的父亲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一条，那就是，他这寄予厚望的儿子，他这根被宠坏了的独苗儿，从小就对书没有兴趣，虽然仇老师带着报恩的心教导王高衍，可这小子竟成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让干啥都行，别让自己读书就行，王高衍虽然和王攀一样不爱读书，可两人还是有区别的，王攀是一肚子坏水儿，搞破坏，来恶作剧是家常便饭，而王高衍则不同，他仅仅是调皮，属于那种人畜无害型的，不知是受到长辈们言传身教的熏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王世举教他一些爷爷传下来的戏文，他过耳能诵，老师让他背诗也能勉强完成；可就是别让自己写字看书。用王世举的话讲就是“看见书比他爹死了都难受”。王世举可不是王攀的父亲，对待教育孩子简单粗暴，人家是学过戏文的，讲就策略，王世举为了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他讲究多措并举，综合运用；他会对儿子动之以情，表演的那叫一个到位，煽情的语调配合得体的动作，让石头见了都得动容；人家还晓之以理，深入浅出的给儿子论证知识的眼前价值和长远价值，以及深不可测的隐藏价值；他也会诱之以利，许诺如果王高衍让自己在人前露脸了，就有如何如何的各种物质奖励和精神嘉奖；他更善于使用的一招就是示之以威，他会言之凿凿地警告王高衍同学，如果不按照他指示的道路前行的话，前方将会是万劫不复的毁灭性的后果等等。

    可是，王世举的处心积虑换来的，却是加倍的叛逆和无视，王高衍用行动和言行在亮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咱什么都好商量，就是别让读书。

    王世举父子之间的这场斗争好像已经无解了，在万念俱灰之际，王世举理所当然的认为，王攀的父亲王金锁的那些招数可能就是终极大招了；他解下了皮带，拿起了棒子，抡起了藤条……“棒打出孝子”这在哪朝哪代都适用，王世举对自己说道。

    可是，复制王金锁的教育方式，也毫无悬念的复制了结局，就在王世举对王高衍一通歇斯底里的棍棒交加后，王高衍，原本除了不爱上学外没有什么缺点的王高衍，竟然也在不吃不喝不说话一天之后，选择离开了家，步了王攀的后尘。

    西临县本来就是距离省城最远的一个县城，而东柳林镇又是距离西临最远的一个镇子，这里既穷又偏，属于典型的地广人稀，大伙儿千年一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旦走进村外的原野，再想找到一个人基本上就是大海捞针。在王世举一家人对儿子进行了两天的搜寻后，基本验证了这个推断。王攀的离家出走，王金锁尚且可以到会计家闹上一阵子以发泄心里的烦闷，可距离王攀出走还不到两个月的王高衍的出走，却是让王世举彻底崩溃了。他用一生的算计想要得到的荣光，却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的出走而彻底崩塌了，王世举仿佛是一夜间老了。

    相比于自己的两个发小兼同学，任家旺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家旺的父亲和大多数的农民一样，属于那种没啥出息的类型，他压根儿就没指望孩子有出息，“母鸡能下凤凰蛋啊？”任老爷子总爱这样说，他认为自己没出息，孩子能好到哪里去呢，让家旺上学就是因为家里的活计两个哥哥和自己就能轻松完成，用不着家旺添乱，加上家旺毛手毛脚的很难指望得上，让家旺放羊，他会因为去烤嫩玉米而将羊差点儿放丢了；让他去割草喂猪，他会因为到河里玩让镰刀被河水冲走。用家旺母亲的话讲，家旺就是“一个专门来祸害家里的冤家”，对于家旺，任老爷子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吓也吓了，可就是依然只会给家里添乱，于是，家旺就被送到了学校念书，任老爷子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一年花上五毛钱让他读书，能认几个字儿更好，学不好也无所谓，总比看见他捣乱就头疼强。

    没成想，就是这个不被人看好的任家旺，居然阴差阳错的成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小村到镇上读初中的学生。家旺有时候也想，做人，或许就和自己读书一样，应该顺势而为，凡事尽力去做就好，水到自然渠成，真没有必要去太较真儿，就像野外的小树，让它自由生长就是最好的管理，再弯曲难看的小树，在长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也差不到哪里去，“汪高衍就是也一个很好的例子。”家旺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