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由于疫情的影响，我的工作又陷入了停滞。我暂时也没有了写歌的欲望。

    心情作为直接影响我生活状态的因素，除了能决定我忧郁或欢喜，也让我在不同的阶段，创作不同题材的歌曲。

    去年曾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怎样也开心不起来，就写了一首歌叫折堕。后来觉得太晦气，又改了名字，我不能让人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无论经历痛苦还是欢乐，悲惨还是幸福，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到自己的创作中，他的人生经历，就是最好的创作题材。

    比如我第一次获得十万听众成就的时候，我的创作曲风就变得欢快了。但我不能让自己一直处于欢快的状态中，这会令我不能平静地看待自己的歌曲，过于兴奋，会让人变得自大，即使有缺点也不能及时发现。

    虽然这样会让人觉得我飘浮不定，变幻莫测。

    具体到日常创作中，我最常用的方法是，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拿一些从前写的歌曲出来，做一些必要的修改后发表。然后告诉别人，这首歌创作于二十多年前。

    这样就能避免一段时间写的歌曲全是忧郁，一段时间又全是欢快。

    其实那时候我能写得出这些歌，我是挺自豪的。虽然那时候我还在工厂拧螺丝，哦不，是打磨钻石。

    是真的钻石。

    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反正钻石又不是我的。而我也不过是完成第一道工序，后面还有第二、第三道工序，经过无数精雕细琢，才会出现在你的眼前。说不定，你爱人手上那个戒指的钻石，也曾在我手上打磨。

    说到这里，我脑海里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平洲了。

    我们所在的工业区有两栋楼，一栋用作生产车间，一栋用作宿舍。我们普通员工在七楼，质检部与管理层在六楼，工作与宿舍楼层相对应。

    老板与经理都是香港人，对工厂的管理相对较人性化。不同部门有不同的车间，每个独立车间都安装了音箱，平时就放一些港台流行歌曲，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听歌。最记得的是经常播放邰正宵与张信哲的歌曲，虽然每天工作繁锁无趣，但有音乐陪伴，大家内心感受还是挺愉悦的。

    那时候我们的部门大概有30多人，大部分都是女孩，只有四个男的。而斜对面的那个工业区，有一家数百人的大型鞋厂，也基本都是女的，下班的时候浩浩荡荡，成为当时一道极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工厂旁边另一栋楼，是一个纺织厂，全天二十四小时开工。透过窗户，机器轰鸣。我参加歌唱比赛被淘汰的那次，就是一直目不转睛盯着对面的机器，一边唱着“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

    后来，我们部门来了一个外国人做主管，叫阿里先生，来自斯里兰卡，黑黑瘦瘦的，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他的到来，是我们的恶梦。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肤色，他身上也没有大家所理解的那种特别味道，经过时都是香水味。

    而是因为，他一来就关了我们的音箱。估计在外国人眼里，安安静静的环境才能体现出严谨的工作态度。

    虽然大家都挺生气，但是没有人敢反抗，也不敢对他Sayno。顶多就是在他下六楼的时候，距离最近的马小艳就蹑手蹑脚过去打开。但是他一回来，扫视一下我们，又关上。

    这下，大家就死了心，组长周雪儿也无可奈何。

    他不让我们听音乐，但却为我们争取了一些福利。每个周六，他都搞一个抽奖活动，设置一些小礼品，有时候还会让老板或经理亲自来颁奖。大家就这样被他收买了，阿里先生前阿里先生后地叫。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星期五晚，也与第二天有礼物拿或有东西吃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除了说不让我们听音乐，好像他也不是那么的讨厌。有一次他还拉上我们几个男孩子，到三山大桥拍照，然后请我们吃雪糕。

    当时工厂最大的福利，是每年有一二次的旅游，我第一次去了广州东方乐园。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入游乐场，第一次坐过山车。阿里先生也拉着我和开锋拍了很多照片。晚上回到平洲，我又吃到了人生第一次自助餐。

    后来遇上金融风暴，福利全部打折，单价也降低了。

    我与开锋成为好朋友，不是因为他后来借西装给我约会看电影，而是他每天和我一起去跑步。那时候我们从工业区一路跑，沿着三山大桥一直跑到对面，然后又跑回来。只不过后来我去广州后，和我跑步的换了林松。

    那时候的三山，还是一大片荒地，远远看去，杂草丛生，比我老家的农村还农村。

    跑回工业区门口，那里有一家士多店，有早餐卖。我们通常买一盒酸奶，加一个莲蓉包。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习惯了早餐吃面包，一直至今，只是现在我习惯了喝咖啡。

    晚上下班后，有时候也下来买炒粉，斋的2元钱一份，肉的3元。老板娘问我：“打包吗”？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打包是什么意思。

    在那个工厂，最怕的不是被组长骂，而是钻石掉到地上。一百多平方的车间找一粒比鼻屎还小的石头，那是比遇上阿里先生还要恶梦的恶梦。即使不想再找了，为了避免有故意的嫌疑，也要拿着扫把扬几下灰尘。

    虽然整个部门只有四个男的，但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众星拱月的待遇。作为计件工种，没有人注意你，大家想的都是抓生产，多赚钱。做得好，是自己的事；做得不好，一样被骂个狗血淋头。

    只不过，经常是组长这头骂完我，那头又跟我讨论家驹的歌曲。她还是很关心我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患了甲沟炎而拔了脚趾甲，她帮我买了药，还买了很多吃的给我，所以我对她一直尊敬有加。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想起她，希望有机会能亲自感谢那些日子她对我的照顾。

    后来，我与姓蒋那女孩的事，她也有听闻，还说我年纪还小，希望我考虑清楚，毕竟跨越广东与湖南之间的距离，这样的爱情我能否承受得起。事实上，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么遥远的事情，婚姻这个词对于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来，缥缈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