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平洲工厂后，我并非直接到了广州。当中辗辗转转，一个月后我才进入正常的生活轨道。

    但辗辗转转四个字，中间过程却充满了不堪，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时间很短，但影响深远，那种无奈与心酸，许多年后想起，仍然让我有恐惧感。

    如果我知道会有后面的经历，打死我也不会离开，我会大胆拉起那个女孩的手，与她一起，再买一次喜糖。然后告诉她，我爱她；如果要给这份爱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白头偕老。

    后来我的初恋告诉我，那叫拖糖。

    离职前，开锋给了我广州工厂的联系方式，他说他以后可能也会过去。

    我起初并没有离开平洲，而是进了一个装修店做学徒。每天爬到楼顶，在上面焊护栏。

    毒辣的太阳丝毫没有怜悯我这个年轻人，不到3分钟全身已经湿透了。喝多少水也不过是在我的身体走一个过场，马上变成汗水流出来。

    我改不了喜欢唱歌的本性，一边抬着比我还重的材料一边哼着流行歌。工头问我是不是家有喜事，心情好忍不住要唱歌。最后他叫我让嘴巴歇一会，不然再多的水也不够喝。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顶到第四天我崩溃了。

    走之前连工钱我都不敢问，虽然我知道也没有。

    没有办法，我又开始重新找工作。

    这时候，我爸爸开了一个百货店，在镇上人流量最大的河南路，旁边就是最大的酒楼“永成饭店”，对面是市场。由于地段佳，经营品种齐全，所以生意好得很。

    二弟原哲当时读初二，受到打工浪潮的影响，他无心上学，也不想帮我爸爸看店，希望能和我一样外出打工，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我爸爸拗不过他，只好四处托人帮他联系工作。刚好一个亲戚有朋友在东莞，听说有一个工厂正在大量招普工，而且他朋友的小孩当时也准备进那个工厂。

    得知这个消息，我回了一趟家，与他们汇合，顺便看看新开的店。然后我爸爸带着我和原哲到了东莞中堂镇，一下车就看到亲戚说的那个厂，巨大的招工海报在马路对面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原哲第一次出远门，我也没有多少社会经验，我爸爸放心不下，所以他非要与我们一起去。

    工厂规定，新入职员工要交60元伙食费，当时也不知道这种规定是否合理，但既然已经来了，也只好交了120元费用。主管带着我们，上了三楼的男员工宿舍安排床位。

    其实三楼就二个大宿舍，所有的男员工都住在一起，床位密密麻麻，只有二个卫生间。门口一排水龙头，给员工漱洗之用。隔壁是女宿舍，但中间用铁护栏隔开。

    因为只有我妈妈一个人看店，我爸爸不敢多逗留，第二天早上就买了回去的车票。临走前，他留了三百元给我们，告诉我和原哲，这三百元要留待紧急情况下才用。然后一再叮嘱我们注意身体，凡事多忍让，勿与他人起争执。说完他便匆匆上了回家的长途车。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

    那是一栋三层的小厂房，一楼有几个房间，是管理人员住的。二楼是生产车间。

    早上七点就开始上班，工厂不提供早餐，所以六点半就要起床，排队漱洗完后，自己到工厂门口买早餐。东莞被称为“世界工厂”，除了打工者数量多得难以想象，也产生了遍布满地的走鬼档，所以找吃的东西一点不难。当然也有的人直接不吃，等到12点中午下班吃午饭。

    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高楼林立的繁荣，车水马龙的道路，往来不绝的行人，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三层的小房子里。甚至隔床而卧的工友，大家彼此也基本没有交流，捍卫着自己微小的心灵空间，处处充满防范。

    中午和傍晚各有一个小时吃饭休息的时间，然后一直加班到晚上11点，一天的工作才结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但伙食只有油渣和青菜。很多人只做二三天就承受不了，我们进来的第二天就走了10多人。我那亲戚的朋友家小孩，也只待了5天。

    厂方也不留，任由人走，所以一大奇观就是每天不停有人离开，然后又不停有新人进来。后来我便觉得他们纯粹是为了骗取每人入职时的60元费用，钱不多，但如此高的流量频次，长远来说，绝对可观。

    工厂是生产玩具的，到我们手上时是一些半成品的小狗，我们的工作是缝制小狗的脚趾。很简单，基本一下子就学会。但质检会一只一只地检查，不合格的便返工。

    我按当时的工价算了一下，一般的工人，一天的工钱只有二三元；就算非常熟练的工人，一天下来也就七八元，这就很诡异了。要知道，我最初进入平洲的工厂时，作为学徒工，一个月也有三百元工资。

    而更诡异的是几天后，主管把我们之前做的那批小狗玩具丢给我们，让我们拆了重新缝制，也不说理由。我再没有社会经验，到了这时也觉得有问题了。

    我马上与广州工厂联系好过去面试，当时我已经铁了心要走的了，没有等到请假批准便过了广州，面试成功当天马不停蹄又赶回东莞。

    回到工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打算趁着没人注意，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就走。

    趁着下班进出的人群，我混进了宿舍。还没10分钟，主管带着几个人进入宿舍，说我违反厂规，按旷工处理，要开除我，限令马上离开。

    原哲想跟着我走，但想到出了工厂门口，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留在这里，至少有最低的安全保障。所以我让他暂且先留下，第二天早上再说。

    出来后，我不知道何去何从，只知道这个地方叫中堂，其他一无所知。况且已近深夜，那种由心而发的恐惧，充斥着我全身每一根神经。但即使如此，我也没有哭，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依靠，眼泪解决不了我的处境。

    我的暂住证，在离职前我交还给了工厂。后来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傻瓜行为估计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会做。

    为了避免会有可能被当作三无人员收容，我只好花25元找了一个旅店。老板上下打量了我半分钟，确认我不是恐怖分子，押了我的身份证，带我进了一个单人房。

    第二天一早，原哲带上我们的行李，离开了那个血汗工厂。我让他先回家，等我在广州安定下来后，再想办法带他进厂。

    有了这段短短的人生经历，他对社会闯荡的艰难性有了初步的认识。而我的妈妈，知道我们过得如此坎坷，在电话里一直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