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大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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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 土司制度,他们必须接受

    “南诏为权臣郑买嗣所灭,而后大长和又已覆亡,西南诸僰既也愿奉表臣服,朕欲设立于滇地设立宣慰使司,而按各支部族领地大小、族民多寡,而酌情对于各酋首领授以宣抚、安抚、招讨...统称为土官,而授予诸级官职。

    但凡得受我朝册封的部族首领,非但保留管治一方的特权,而且后世子孙不问愚贤,可受封世袭。只是宣慰使司办学设馆,聘汉学儒师为教,土官但凡要承袭官职的子弟,务必入学受教,且承袭时也皆须赴阙受职,袭职者领受诰敕,而家世历代保留由朝廷颁发的金印,便可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

    被授以土官职阶之后,对于那些刀耕火种的部族,朝廷也会要资助扶植,助建房舍,开垦荒田、教习耕种,使其族民能够安居乐业。当然了,这也是全凭己愿,若是哪些首领疑虑我朝会侵夺他们的生杀大权,我朝也不会插手他族内事宜。

    而我朝入主滇地,自然也会派遣流官司掌汉人聚集的城郭镇坊政务。但以土、流分治之法,各部族只要不触犯我朝流官治下律法,在自己的领地之内,大小事宜均可自行定夺......”

    经过深思熟屡,李天衢对李珣等一众文臣侃侃而谈...然而他要治理云南地界的政策并非异想天开的独创,而是要采用参照唐、宋时期的羁縻国策,而由元朝设立,在明朝则达到全盛时期的土司制度。

    大唐时节所设的六大都护府,听起来虽然威风霸气,可实则羁縻制度甚为松散,对于周边诸方势力更似是象征性的统治,只要当地可汗、君王承认中原正朔为宗主,基本上完全可以自治,而中原王朝通常也不会干涉其内政。

    五十多年前,安南都护府府治所在,便为南诏国所攻陷,只得转移至交州另置静海军。所以各处羁縻州府与中原正朔王朝的关系若即若离。中原一统、王朝强盛时,周边各方藩属势力明面上固然会恭敬称臣,可是中原王朝一旦衰微...羁縻势力的首领非但不会服从中原正朔的统治,甚至还会成为巨大的威胁。

    可是土司制度则必然要确认当地处于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内,诸部首领当然在自己地盘世袭其位,手掌生杀大权,但是也先得按朝廷的规章流程来办...而其中有别于唐宋羁縻制度很关键的要素,则是务必要让接受册封的诸部首领知道:

    保证你们世袭统治权力的君主,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也不会再有什么南诏王、大长和国王...乃至按史载轨迹后来的大理国皇帝。关起门来,你们尽管自己做主,可如果对外宣称,你们的身份则都是魏朝官员。

    所以当地部族首领,若想要子孙后代世袭自治,那也意味着世世代代务必要顺服于中原王朝,否则哪一支部落以后倘若还要叛乱搅事,魏朝也尽可以出兵讨伐,取缔世袭的首领土司,再另行调遣流官,将其领土并入由朝廷直辖统治...这在其它部族看来,有些人好好的世袭土官不做,而魏朝再出兵征叛讨逆,这不也是名正言顺的?

    而李天衢这一番话说完,参赴议事的一众臣僚也立刻听出些门道来...正当有的人交头议论时,有个年纪约莫三旬出头,而生得仪表俊美的文臣便已击节称赞道:

    “陛下英明!果然高瞻远瞩!按说旧时南诏治下诸族各部风俗迥异于中原,前朝时节恶我则叛、好我则通。也全因山高地远,路途崎岖,如果派遣大军攻取,当地却瘟瘴肆虐,转运艰难,军旅亦无法久留...如果只是按唐时旧制赐封当地蛮酋授以王爵,也唯恐有哪支部族便如当年蒙舍诏那般,吞并西洱河地区诸部,灭其他五诏,而建南诏国,却成了中原正朔的西南边患......

    可是陛下设立土官,加封滇地诸蛮,日后即便会有人心怀鬼胎,亦或意图隔岸观火,而伺机有所异动...但也会有部族为了以我朝为靠山,而愿忠于朝廷。如此分化西南各族,使其无法再如南诏国那般尊奉共主,众部相倚为强,而消弭我朝边陲隐患!”

    李天衢循声望去,就见那个仪容俊雅的臣僚,倒也是后唐的降臣之一。他名为刘煦,本是涿州人士,而与刘暄、刘皞兄弟三人都以好学闻名于燕、蓟一代,只是后来兄长刘暄被仇家所杀,刘煦为了避祸与他兄弟刘皞奔逃,投至后唐,而先后历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的官职。

    按这刘煦的正史轨迹,他先后历任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后唐时节还做到了当朝宰相,后晋时节则官居东都留守。拜司空、同平章事,还与五代不倒翁冯道结成了亲家...而刘昫虽然也有身居相位却不顾及典故,以及待人不够宽容等弊病,但是他为人也看不惯府衙机构营私敛财,所以将因弊政租赋于民间的欠款一笔勾销,而得罪了大批三司官吏。所以当刘煦被罢相之后,便有一众臣僚欢呼庆贺有言“自此我曹快活矣!”......

    而且刘煦还有个最大的成就,二十四史中总计共两百卷的《旧唐书》,便是由他受命监修国史,而主撰编成的...李天衢心说当初我即便是囫囵吞枣的只看了个大概,倒也真算是拜读过。所以此人总体看来,若要出仕做官,到底还是长处大于短处。

    后世要查证古时史料,尤其是关于记录当时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以及同中原王朝相互来往的关系。往往在《旧唐书》中记载也更加详细,相对也更为可靠。现在虽然还没到刘煦负责监修国史的时候,可是他好学博识,知识领域涉猎广泛,看来现在便对旧时南诏国治下诸族各部前事过往、风土人情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至于他评价西南诸蛮的那句“恶我则叛、好我则通”...也正是刘煦在《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中所加的注解。

    听刘煦赞言说罢,李天衢轻轻一笑,旋即又道:

    “朕之所以打算设土官治土民,也是想到对于各支部族混居的地区,最不应该做的,贸然加深他们对中原的仇视情绪。毕竟我朝不止是要在滇地设立云南宣慰使司,黔、桂、蜀、鄂、湘...各地,哪处不是诸族混杂?是以能否让旧时南诏治下诸族奉我朝为正朔,而愿接受赐许的官职,也关乎日后兼并诸地的趋势。

    而南诏、大长和覆亡,杨师厚又肯逐步交接就兵权...趁着眼下滇地并无诸族尊奉的共主,也正是我朝分封..乃至分治各支部族的大好时机。以往南诏之所以成为唐朝西南边患,也正如李卿所言,西南诸部尊合并六诏的蒙舍诏为王,得以相倚为强。而大封、乌武、摩挲、濮人、乌蛮、茫蛮、西爨...等诸族本来各据一方,如今由我魏朝招抚赐封,想必也会有不少部族首领甘愿归从。

    只是设立云南宣慰使司,另封宣抚、安抚、招讨等诸级土官等事宜各种细节,朕与众卿还要仔细推敲一番...再看滇地诸部又会如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