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人尤其偏爱三国，种云来到荆州，想从世家子弟的一生窥见这个时代。

    三国世家，想要变化的和想要坚守的互相撕扯，处处都是心机、也处处都是对立。

    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庙堂之上，皆可见用人理政之道。

    而攻守之间，也足以见为人处世之哲学。这或许就是三国时代带给种云的最大乐趣。

    当然电视剧和游戏太多虚构，演绎毕竟与历史不同。

    建安五年，彼时中原纷乱，诸侯并起，袁绍引兵百万南下。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人人思汉，曹操心病难除、病痛难消。

    不久后，曹操一篇《招贤令》公布于众，只论才德、不论仁义，一反大汉四百年“举孝廉”传统，可见其求贤之诚。

    正是《招贤令》的颁布，汉献帝借此机会，血书“衣带诏”，命董承刺杀曹孟德。

    事件败露后，百名汉臣入狱，以司马懿、杨修为主的世家公子登上舞台。而后曹丕、曹植争夺世子之位，司马懿、杨修也各出奇谋。

    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大小英雄皆成于野心，也败于野心。古往今来，百姓都得意于道义上感人的故事，以自己的喜好来演绎历史。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这就坐定了曹操的原罪。然而撇开曹操的多疑、权变，其眼界、心胸、才能都让人折服。

    曹操以一归乡校卫起兵，却能在最后对抗“四世三公”的袁绍，这就不得不说起其用人之道。

    曹操用人，重“才”而不重“德”。

    曹操颁布《求贤令》，只要有治世之才，“不仁不义”者皆可为官。

    东汉，科举制尚未出现，用察举制与征辟制来选拔人才。但“举孝廉”的权利皆被门阀士族所把持，“品行”早已成为噱头。

    曹操的《求贤令》可谓是打破了陈规，世家当然不乐意和他合作。

    杨修之父杨彪就首先提出质疑：“官员应有德者居之，怎可用急功近利的小人？”

    然而究竟什么是德？曹操说到：“能临阵制胜，不使将士枉死者是德；治国安民，不使百姓受冻馁之苦是德。治国用兵，平定乱世，用有才者。”

    在后代，张居正也曾提出要能力，不要清官，虽然清官可以成为道德典范，但是不能造福一方，就算是道德情怀再高也是一个废物。

    曹操的用人特点，恩威并施，以收人心。

    曹操讨伐袁绍，在袁绍处发现朝中之臣密信，而曹操借此探曹丕、曹植的处事手段。

    曹丕是“查，而后烧”，而曹植与曹操一样，用人不疑，“袁绍之强，连我尚不能自保，况众人乎？烧！”。

    在曹操、曹植看来，大战之后，应广布福泽，以收人心。

    曹植直接谏言：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可留一、二隐患，如再有不轨，再杀不迟。

    需要注意的是，曹操本就多疑，与其说用人不疑，不如说曹操是疑人不用，恩威并施。在还不确定司马懿可用之时，司马懿只能做杂事。

    当然种云也承认，曹操知人善用，视野广阔。

    曹丕一直对曹操任用杨修耿耿于怀。在曹丕看来，杨修公器私用，为人阴险，“一味对杨修这样的人加恩，只会让他更贪婪。”

    但是在曹操看来，杨修的才华的确少有。且杨修之父杨彪，身后是心向汉室的所有大臣，杨修是袁绍的外甥，也有非常重要的人脉。

    曹操也告诉曹丕，“用人做事，只见一人一事，便是管中窥豹，一叶障目。好比用荀令君（荀），不只是因其谋略，而是因其背后有整个颍川氏族的背景。”

    司马懿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司马防为当时的京兆尹。

    “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当然，司马懿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其“鹰视狼顾”之相。

    “鹰视”就是形容像老鹰一样目光锐利，这种人善于观察。“狼顾“就是狼回头的看的意思，据说狼可以在身体不动的情况下把头扭回180度，这种人往往城府极深不同于常人。

    在相术中，“鹰视狼顾”是大奸之相，曹操曾坦言欲7次杀司马懿，这也是原因之一。

    那么，备受猜忌的司马懿又是怎么为臣的呢？审时度势，静水流深。

    司马懿刚开始为逃避去相府任职，不惜压断双腿。而在历史上，司马懿为避征辟，也确称病七年。司马懿不出仕的原因有很多。

    司马家为汉臣，亲眼目睹过董卓的败亡。此时为建安六年，曹操虽在官渡大败袁绍，但袁绍仍有很大势力，河北局势未定。

    而此时曹操作为挟天子的一方，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地位都受到各诸侯的针对，所以此时出仕有风险，不宜过早下注。

    因衣带诏一事，含章殿前，多少汉臣被绑，忠义直言却尸骨无存。司马懿此时，也是个心向汉的学子。

    儒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时曹操为“汉贼”，定为司马懿所不耻，说完种云都笑了。

    看似是曹操要征辟他，实际上是曹丕在拉拢自己的队伍。曹操都在曹丕，曹植之间摇摆不定，就连郭嘉，荀都不敢公开支持哪个，忙着去给曹丕站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司马懿采取的方法，用仁用忍，无欲者无求。

    司马懿劝杨修，应该用仁用忍。“无欲者无求，有多大能耐做多大事儿，生逢乱世，强者为尊，不容无才无力者。”

    事实上，司马懿的仕途的确不顺，曹家父子都对他既利用又防备，这一切，司马懿心知肚明。

    司马防多次教育他要学会“忍”，司马懿也多受《老子》影响，深知“心善渊”的道理，心思要藏得深，不能轻易让别人看出来。

    聪明的人都善于自保，司马懿的隐忍使他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保存了生命，并长期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

    《三国志》有一段《魏晋世语》的引用，太祖（曹操）遣太子（曹丕）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

    杨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遂以交构赐死。

    而最关键的一处，在于司马懿向曹丕的献计：“不违臣礼，不背子道，天底下的人争得都是输赢，而我们要问对错。”

    曹丕宁当输家，也不愿杀死阻拦他出城的门吏，所举的旗号便是仁义。

    曹操本想给两个儿子出一道难题，到头来，难题却摆在他自己面前，曹丕为了仁义而延误军机，曹植为了军机而滥杀无辜，到底哪个更适合继承他的大业呢？

    曹操最后选择了曹丕，史书中将其罪归于杨修。只是曹操其人，被视为雄猜之主，那样的乱世，急需英雄，而非圣人。

    封建社会，没有什么能高于权力，仁义往往都只是，通往最高权力的垫脚石与遮羞布而已。

    曹丕对曹操说：“愿忠孝而死，不愿忤逆而生。”意思就是不会僭越曹操的权力。

    杨修与司马懿比较，同为谋士，同样才华横溢，有着同样的理想和抱负，寻求明主辅之佐之。

    但一个恃才傲物，一个低调内敛。但二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杨修客观地评价，他的才华学识是出众超群的，那么杨修是怎么一步步走上“死亡”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