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蓉和铁柱他们先后得知了张红玉的死讯，但他们怎么也没料想到张红玉的患病和死亡竟然和一件震撼全国甚至影响全球的大事件会联系在一起——****疫情大爆发，而千里之外的彭行简在事发之初似乎就察觉到一丝端倪。

    在旅行的途中虽然可以放松生活的节奏，但彭行简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多年养成的习惯，坚持每天通过新闻渠道了解社会动态，这已经成为他雷打不动的功课。在社科院彭行简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社会发展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两个方面，因此了解社情是他研究工作的必修课。虽然他的很多事情可以交给助手去做，但他总觉得自己第一手得到的东西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一些。在旅行的这些日子里，每天晚在酒店客房里李梦晴总是在看她喜欢的电视剧，彭行简则在他的笔记本电脑或手机手查看社会新闻。彭行简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查明WH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老百姓须认真应对》的文章内容引起他的注意。文中提到2003年以前全球所有能够导致人类发病的冠状病毒有4类，2003年以后又有了SA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共计有6类冠状病毒可以引发人类疾病。而WH新发生的多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是由一种末知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应该引起我们对其R0值高度关注。彭行简看到其中”RO值”几个字的时候感到非常刺眼，这让他想起曾经参加过的一个《关于传染疾病防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支持》的社科项目的课题评审，那是在”“非典””疫情结束的几年后。

    在2003年“非典”开始流行的时候，国内对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认识和相关制度、支持措施都相当缺乏，对于“非典”一类的新发传染病没有任何应急预案作为政策上的指导依据。唯一能借鉴的是国家1989年颁布的《传染病法》，显然它无法适应“非典”这类新发传染病暴发时的防控需求。疫情初期许多医院并未将“非典”作为传染病隔离管理，院内交叉感染的现象十分严重，医疗应急设施和人员也相当匮乏。在疫情进展过程中一方面医院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和床位保证疫情暴发时大量患者的救治需求，另一方面也缺乏对于院内感染的防控和医护人员自身的防护措施，导致疫情发展凶猛并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非典”疫情过后，我国政府痛定思痛，加大了对公共安全事件预防的法律、法规的建设，2005年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制定和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明确规定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应急措施以及在物资储备中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卫生部也于2010年制定了《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制定了《卫生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管理办法》，从而进一步规范了应急队伍的建设和管理。针对传染病领域，2004年全国人大也修订了和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法》，有关部门在此后对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制定了多项指导意见和技术指南，这些措施在“非典”之后的传染病防治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并在多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经受了考验，其中包括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甲型流感，每隔数年即会出现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以及境外发生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病，在这些传染病的防控过程中，我们国家“后‘非典’时代”的卫生防疫体系都显示出其具有很强的控制疾病传播的能力。

    彭行简非常清楚的记得那次评审的对象是本院的几个研究人员与几家三甲医院传染病的几位专家共同组成的课题组提供的研究成果。课题研究报告的论述及所提供的相关资料让彭行简对我国疾控系统建设和传染病防治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彭行简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对疾病防控特别是传染病防治的专业理论知识缺乏了解，在评审前审阅这份研究报告的时候查阅过很多有关医疗和传染病疾控的资料，其中对这个”RO值”的概念就有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有关资料上了解到，RO是衡量病毒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是病毒再生繁殖数(ReproductionNnmber)的简写。它的计算公式是RO=(估计)1+增长率×系列间隔，其中增长率从病例开始增长时计算，系列间隔是指在一个传播链中两例连续病例的间隔时间。RO在传染病防治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可以专门用来衡量一个病毒的传染性强弱。资料中还特别提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的RO值在2~3之间，而那一次流感最终造成全世界10亿人感染及2500~4000万人死亡。所以彭行简对RO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提出要高度关注RO值这个观点的作者是一位专业的传染病医生，登载这篇文章的网站又是一个专业的医疗网站，这让彭行简对张红玉的病情和WH的疾病流行情况格外关心。他打电话给他的助手，要求他通过各种渠道去迅速搜集和整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相关的信息资料，并尽快地传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