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终并没有和母亲动手，就如同他们两个人这一生无数次想要动手，却谁都没有真的出手那样。

    父亲每次都好似要控制不住，但每次都控制住了。

    反倒是母亲，经常挥动自己久病中绵软无力的拳头。

    父亲在这种时候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他总是说母亲比他小八岁，应该是他让着母亲。

    有时父亲则会说，母亲身体不好，打坏了还得花钱看去。

    而我母亲就不同，她会在这个时候贴脸嘲讽父亲“窝囊废”。

    父亲只当自己耳背，什么也听不见。

    他们之间解决越来越多的矛盾和纠纷的办法，就是一年一度的分居活动。

    这个活动一般持续我一整个暑假，并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带我去外婆家避暑。

    在我第一年由母亲独自带着回外婆家时，我就清楚的知道，他们是需要欧洲心理学家说得“心理距离”。

    之后两三年，我忽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对于心里距离的通俗解释，即：距离产生美。

    好在，我的父母适用于心理距离理论，并没到走到“距离有了，美没了”那一步。

    当然，也可能他们走到了那一步，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没有真的迈出那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93年时，BJ发往莫斯科的列车上，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案件发生的当年，并没有引发多大的社会回响。

    但在案发后三四年的时间，民间传闻不胫而走，把事件传说得特别邪乎。

    而95年拍摄的一部香港电影《中俄列车大劫案》，则又把这一民间话题激发得沸沸扬扬。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家庭普及录像机和VCD之后，还会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

    因为，我母亲就是通过这种“非官方”渠道，于96年上半年，才看到的这部电影

    到了96年的暑假，母亲独自带着我坐火车，已经会感觉有些害怕。

    但无论是出于需要距离的理由，还是出于父亲给师弟打工不方便请假这个原因，母亲都必须独自带着我。

    在那时，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由我和母亲在海津先上车。

    当列车离开蓟县即将驶向雾灵山时，正在拿附近做服装生意的三姨夫会上车和我们汇合。

    三姨夫是退伍军人，胆子大，手段高。

    最重要的是，三姨夫上车时会带一大桶时下正流行的旭日升冰茶。

    要知道，在当年，旭日升和健力宝是我心中并列第二的饮料，仅次于姥姥家门口产的杏仁露。

    其实，发生过震惊全国大劫案的，是k3次国际快车。

    我们乘坐的这种“站站停”的慢车，上面的乘客都自嘲穷鬼，基本上也没后什么值得抢的。

    当然，国家并没有因为我们贪便宜就不卖我们的票。

    而且，国家更没有瞧不起我们，特意给我们这种站站停列车，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旅游号。

    一路平安抵达外婆家，我的两个表兄和一个表弟已经在院子里耍上了。

    要知道，那一年我外婆家的院子可大了，大到能种玉米。

    而且，我外婆并非职业务农，只是喜欢在院子里中些蔬菜粮食吃。

    这种爱好与我爷爷离休后喜欢种花养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我外婆只会侍弄农作物，舅舅走那年留下的花卉，基本上都养死了。

    家里只剩下一盆文竹和一盆君子兰，还基本上不开花。

    用我外婆的话说就是，这些活在盆里的玩意，她养不活。

    同样，活在温室里的孩子，我外婆也我不会养。

    就比如说：我。

    在我外婆得育儿观里面，孩子是不需要大人插手管理的。

    只需要让孩子自己在外面跑，孩子自然就会被雨水和泥土滋养长大。

    所以，即便我的小表弟才四岁，他已经学会了钻菜地捉蛐蛐。

    而我，自己连个蝈蝈都抓不着，好不容易捡来个活的，还捏不住。

    后来我大表兄看不过眼去，帮我把蝈蝈捉了回来，栓了一根草叶子叫我提着。

    我想，我是时候补上野趣这一刻，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面了。

    母亲从海津带回一些土特产品，主要是吃的。

    而我外婆，也最得意各个地方的特色点心。

    这并非与生俱来的喜好，实际上是上门送礼的人多了起来之后，外婆才养出的习惯。

    而我外公，也有自己独特的习惯。

    他的酒柜里面不乏茅台、五粮液、西凤、汾酒……等等国内名酒。

    就连颜色怪异的外国名酒也不少见。

    但我外公最喜欢的，却是一款名为“贯头山”的“土酒”。

    外公在酒上的知音，只有奶奶。

    因为只有奶奶对这种当时还不甚有名，甚至没有名列“八大名酒”之中的酒评价极高。

    当年双方那个会亲家时，奶奶也因此对外公家甚是满意。

    我也是后来才从外公口中得知，这个酒历史很老，最晚在清中期便誉满平津。

    至于说没有名列八大名酒，我外公觉得，那是因为评酒那几年，因为工业生产调整，这家酒厂暂时停产了。

    这个说法，后来在我老姨夫家里得到了印证。

    老姨夫的父亲当时在粮食局工作，据说就算他们是管粮食的，在那几年也没有粮食吃。

    所有的粮食都被统一调配供应与使用，他们粮食局里好多人，都是攥着一颗大葱，抱着水缸过一天。

    好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到难以行动。

    我知道他说得含蓄了，因为挺过来的人才能给你讲述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挺不过来的人，就算想告诉你他怎么死的，你也听不着啊。

    而我外公对烟的执着更加偏执。

    那一年，国内带过滤嘴的烟已经不少见，塔牌、云烟，等南方香烟已经盛行一时。

    即便“三五”、“骆驼”、“万宝路”，等等进口名烟在我外公家也司空见惯。

    像石林或者阿诗玛这些烟，在我外公家都不能进储物柜，只配在杂物间扔着。

    这倒也不是它们的口味不好，实际是我外公不抽有过滤嘴的烟，他只抽自己卷的烟。

    外公判断这些烟的家庭地位，全然看它们一条卖多少钱。

    在这里，我父亲作为外公的大女婿，也曾以一首焖烟叶和搓烟叶的收益，被外公欣赏不已。

    可在我认识我父亲这几十年里，我从未见过父亲抽哪怕一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