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跑步进入1994年，这一年我六岁半，也属于跑步进入一年级。

    原本，我的父母想让我在去年就读一年级。

    奈何，五岁半的我，说话还有些颠三倒四。

    当老师问我，“阿福，你几岁了”时？

    我父母原本为我准备的答案，应该是，“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六岁了”。

    如果我能准确回答出这个答案，老师就会通知我的家长办手续入学。

    奈何，我这个人本来说话就不清楚，回答问题时“我我我”了半天，最终还是说了个“五岁半”。

    五岁半属于口语化的表述，身边的小伙伴也有人用更加书面的表述说自己已经“满五进六”。

    不过，那个年代的老师其实不太在意我是不是会早一年上学，她们在意的是我说话好像还不太利索，恐怕还不具备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

    事实证明，那一年面试我的老师，很有一定高瞻远瞩的眼光。

    后面没几年，入学的年纪就管控得严格起来。

    毕竟，不能因为家大人不爱看孩子，就把孩子一股脑都送去学校。

    孩子太小的话，不要说学文化，连集体生活都无法适应。

    对于我来说，晚上一年学，其实也有个好处。

    因为，我念育红班的学校，它在94年的时候突然黄了。

    我仍然记得那个春天，在最后一节体育课下课后，我的父母就得到老师转达的消息。

    因为政策调整，学校合并，这间学校被规划掉了。

    如果需要继续上学，可以去隔壁庄子上的学校，离这里不算太远，家长骑车只需要多走十分钟路程。

    我至今仍然记得，体育课上惹了老师不高兴，却没有想到那是我在那个学校的最后一节体育课。

    我当时生活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父亲，并没有觉得多骑十分钟车子有什么问题。

    但是，同住一个社区的其他家长，却有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自己家已经上了两三年学的孩子，本来可以自己走着上学，为什么非要家里骑车去送？

    事情闹将起来，这些家长其实不敢把学校怎么样。

    当然，他们也找不到学校里面去，在通知到所有学生或家长以后，学校很快便关门上板。

    无法接受这些的家长，只好找自己供职的厂里。

    这是他们这些年养成的习惯，以厂为家，家里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工厂，找组织。

    组织在这一刻，担负起了应有的担当。

    工厂研究决定，如果孩子在今年需要转学或者入学，可以去一条街区之隔的区重点小学。

    因为户口问题不能入学的，厂里负责沟通协调，并出借读费。

    前文曾经提起过，借读费是一个学生三千块。

    即便到了94年，那也是我父亲半年的工资。

    这导致我父亲乍然听到这个消息，下班路上一路都在笑。

    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只剩下几个车间还有活干的厂子，居然能为工人出这份钱。

    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实惠而高兴，他是觉得国家和组织，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这些工人。

    父亲回到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对命运的看法，她说：“我们家阿福就是命好，以前每到阿福过生日时，你爸爸都会发奖金。

    这回更好了，单位直接给掏了借读费，我们阿福也要念重点小学了。”

    我那时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尤其是对3000没有恰当的概念。

    我对钱的唯一概念，停留在母亲自去年开始便一直念叨的“连粮食都涨价了”。

    前年一斤大米才两毛，去年一斤大米便是两毛六。

    母亲说，这个涨幅在三分之一左右。

    我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三分之一究竟是多少。

    后来，难题又多了一个，因为母亲说，新闻里报道了，粮食涨价是国家让涨的。

    这一刻，母亲对国家的看法与父亲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而到了今年，坊间又传闻国家要放开粮价，让粮食进入市场经济体制。

    大家都怕粮食涨价，争相在家里囤积粮食。

    我家十四平米的小屋，有小一半放床，另外小一半放了粮食。

    实践证明，粮价确实疯长过一阵，但那是因为民众的大量抢购和囤积。

    骤然放开粮价管控，自然会出现供销失衡导致涨价的局面。

    后来，国家看粮价涨势太快，便出手调控了物价。

    如今回过头看看，国家的手段很强势。

    毕竟，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翡翠涨的市场价格涨了三四百倍，而粮食涨价才涨了十几倍。

    这与工人的工资的增长速度，是成比例关系的。

    当然，那时的我并没有想过这么多，我觉得只要有学上就好啦。

    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心里很不愉快的事情。

    听说厂里要为上学的孩子交借读费，很多孩子已经小学毕业，甚至孩子还在上幼儿园的人，心思活动了起来。

    他们也能看出工厂这几年的不景气，生怕厂子没有几年活头，早晚得倒闭。

    他们便自发的聚集起来，要求厂里给他们这些孩子没上小学的家庭，每家发三千块钱。

    厂子里哪里还能拿出那么多钱，当然不肯同意。

    斗争便在厂里展开，面对市场经济浪潮时显得无能为力的工人师傅们，在面对厂长时拿出了企业主人翁的架子。

    又过了几天，厂长近乎被逼疯，他决定破罐子破摔了。

    他表示，可以接受工人师傅们的建议。

    给孩子交借读费，就相当于给孩子解决了一个户口。

    那么，不需要这个借读费的人，可以选择在旁边的工人新村买房。

    还是之前那句话，手续上厂里给协调，买房子厂里给出一半钱。

    工人新村的房子，历来就是各效益好的厂子买来给职工分房的福利房。

    这里住进了当时许多强势企事业单位的子弟，他们有当老师的，有做炼钢工人的，有抄电表的，有抄水表的，还有抄煤气表的。

    如今自行车厂打算给职工解决住房问题，简直就是逆时代而动。

    上一家在工人新村分房的单位，还是在1989年做得这件事。

    但，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行为，也成为压倒自行车厂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刚开学没几天，父亲便收到了一张“下岗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