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情无限展开，最后的落脚点都是那个冬天，决定写日记前，我要把那个冬天的事一股脑都写下去。

    写下上面一行字的时候，我的食指已经被钢笔印出深深的凹槽，竭力提住才能避免笔头贯彻纸张。

    人即便是在日记里也习惯美化自己的回忆，但我唯恐自己的恨意不能表露出来。我发誓，无论看到这本日记的人是谁。无论是未来的我，还是其他人。我发誓，没有一个字是美化后的，只有语言贫瘠造成的情感贫瘠。

    我扛着锄头朝家里走去，后面跟着提着空粪桶的弟弟，弟弟喜欢踩着我的脚印行走，所以长长的土泥路看起来只有两行脚印。

    那是那年的第一场雪，我感觉鼻头微凉，向空中伸出手掌，透明物在手心坠落，化成水流淌在纹路里。

    路渐渐开阔起来，我们进入了村子，迎面碰到的人也多了起来。奇怪的是，每个和我们碰面的人大多神色不自在，也都会加快步伐，只会对我俩强硬地一笑并点点头。

    我拦住了平日交好的李大伯，他神色复杂地劝我快回家看看。

    我当时脑子一空，感觉天旋地转起来，一般家里发生了大祸事，其他人才会说出这句话。我把锄头扔在路的一旁，弟弟也放下粪桶，跟着我狂奔。

    当我赶到家里的时候，家已称不上“家”这个称号了，只有一堆灰烬和几根没烧干净的栋梁，还有几个警察和法医在做调查。

    实在提不起笔写下那天的事，警察说是家里灶台的火没熄灭，顺着草垛燃烧了房子，我们的父母也在这场大火里失去生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送往医院，抢救无效。

    剩下的三天里，我们没吃下一顿饭，没睡过一次觉。按照别人的指示麻木地行动，拿高昂的治疗费用账单，销户，买棺材，举办葬礼，暂住原本拆迁用的安置房。没有多余的精力支持我们更多的想法，我虽然没有看到过那场大火，但那三天就好像被困在了一场大火中。

    等一切尘埃落地，村长李宏富拿着拆迁协议书来到安置房里，我的思维活泛了起来。

    一个月前，李宏富拿着一模一样的拆迁协议书来到家里，要求我的父母签字，被我的父亲直接拒绝。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村民的家里，李宏富吃了一鼻子的灰。

    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签，母亲一边剁着肉一边咒骂李宏富，说他克扣拆迁款，最后自己到手的拆迁款比建房子的钱还少，而且拆迁的地方要被规划成造纸厂，安置的房屋离造纸厂就几百米，隔壁村前几年也是修建了造纸厂，去年就有好几个得了癌症的。

    二十天前，李宏富又来到了家里，但这次带上了几个挂着金链子的彪形大汉，我们一家四口一起把他们轰出去。村里有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在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签，母亲一边扫着地一边叹着气，说这些村民都是无依无靠的人，他们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半个月前，李宏富带着我的表舅来到家里，表舅顺着眼，说了一大堆好处，低头劝父亲签字，父亲掀开桌子，怒斥表舅白眼狼，把表舅打出房子。村里又有一半的人在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签，母亲一边擦着供桌一边让我滚。我问了隔壁的李大伯，他说我家的房子是世代相传，有了感情。更何况拆迁要连着我家的祖坟拆，父亲和母亲当然不能同意。

    一个星期前，一辆挖掘机轰隆隆地来到我们家门前，旁边跟着李宏富和一大堆人，当然，还有李宏富手里的拆迁协议书。父亲叫我和弟弟拿起铁钉耙，我们三个人挡在挖掘机前，铲斗离我们三就几厘米，我的汗水不停地流，最后挖掘机退缩了，我扛起钉耙，像打了胜仗一样。可是晚上的时候，母亲哭着劝父亲签字。村里除了我们这家，其他人全部签了字。

    我问母亲我们为什么要签，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随后三天里，晚上的玻璃总是被石头砸碎，早上起来总是要捂着鼻子清理门前的粪便，还要时刻小心挂在院子里的衣服被淋上猪血。我和弟弟外出务农的时候，还总是碰到蛇和藏在草丛里的钉子，我们都知道是李宏富逼迫我们。

    我们三个男人去村长办公室，狠狠地骂了一顿李宏富，把办公室里的物品都砸了个粉碎。

    然后家里遭遇大火，所有的一切都烧成烟。

    如今的李宏富，同样带着白色的拆迁协议书，脸挂着僵硬的笑容。

    弟弟也意识到了火灾的端倪，脸从苍白一下就转成青紫色，随后冲出座位想要对着李宏富的头来一拳，却被李宏富带来的光头大汉抱住，弟弟的脸也由青紫变成血红色，像是一团火燃烧最旺时。弟弟被大汉死死按住手脚，营养不良的弟弟怎么拼得过满脸横肉的大汉呢？

    我呼吸开始急促，手不由自主的颤抖，脚开始麻木起来，眼前一阵眩晕。我站起来，也冲出去，想掰开光头大汉的手救出弟弟，但另外一个络腮胡大汉也把我给抱住，死死地困住我。

    两个大汉把我们抱起，重新放在原来的凳子上。大汉两只手紧紧按住我的肩膀，骨头吃痛。

    李宏富依然挂着一副僵硬的笑，拿起我们放在桌子上的一叠账单，一张张地掀着。账单上标着医疗费和殡葬费。

    李宏富说了一大堆话，假惺惺地悼念父母，最后把拆迁协议书摊在桌前给我们开。上面的金额比之前多了三倍，李宏富说是村里决定，给我们父母两人的抚恤金。

    拿金钱羞辱我们，我张口大声骂着。弟弟却一直沉默，示意让我不要说话。

    他点了点头，李宏富有点意外，挂着僵硬的笑容把协议书放在弟弟面前。光头大汉把束缚着弟弟的手放开，弟弟颤抖的手拿起笔，随后猛然扎向光头大汉的手腕处，光头大汉痛叫一声，弟弟一拳捣向光头大汉的脸，光头大汉的鼻血飙出来，随后把凳子蹬开，冲向李宏富，又是狠重的一击直拳打到李宏富的面门。

    压住我的络腮胡大汉反应过来，连忙冲向弟弟，我也跟着，抓住络腮胡大汉，想阻拦他。可是弟弟却没有继续殴打李宏富，只是无神地立着，眼神直勾勾地望着倒地的李宏富。

    李宏富喉咙鼓涌着，吐出一口浓稠的血，却叫络腮胡大汉不要动弟弟，然后缓缓起身面对弟弟。

    李宏富示意弟弟签字，弟弟转过身拿起笔歪歪扭扭地签下字。我抓住大汉的手松弛了下来，呆呆地垂落，又提起，签下我的名字。

    他们走后，我问弟弟为什么要签字，弟弟说医院和殡仪馆没做错什么，我们得先把这些债还了，再把那些债讨回来。

    弟弟说这话的时候耷拉着脑袋，我还以为他是忘了杀父杀母之仇，我现在对我当时这种想法感觉无比羞愧。

    等钱到账的日子是漫长的，我们兄弟俩一直窝在安置房里，读着小说看着电视，蔬菜和生肉被李宏富让村民搬到我们安置房前。

    其实安置房已经被分给我们了，但这完全不能称得上是家。

    大约过了一个半月，拆迁款发到我们的银行卡账户上，我们是村里第一个拿到钱的。

    我们出了门，去还钱，搭顺风车去往市里的医院和殡仪馆交了费用。

    我很喜欢医院的消毒水味，有一种从未闻过的清新空气的味道。弟弟则不太喜欢，他说消毒水味有些刺鼻。殡仪馆也是一股消毒水味，但味道不是很刺鼻。离殡仪馆不远的火葬场则是有一股燃烧的味道，我从小就喜欢柴火燃烧的味道，但不能猛吸，父母说会把飘出来的炭吸进肺里。弟弟则讨厌这股燃烧味，说挠得自己喉咙不舒服。

    去医院的路很繁华，医院正对门就是门店很大的水果摊，旁边的早点铺吆喝声很大，还有几家超市零零散散地在医院旁边。不止有住院的家属买东西，附近的居民也都聚在这里买东西。和外面吵闹的街区不同，医院里则是很安静的，除了缴费的地方人挤人乱糟糟的。我和弟弟爬楼梯去六楼找主任，看见有人蹲在墙角耷拉着脑袋，手里举个烟愣着神。还看见有人躺在地上睡觉，头枕着正方形的饭盒。走到五楼急症室旁边时，还听到大声的哭泣。

    听到哭泣的时候我鼻头一酸，想起了父母。我应该把父母去世时候的那些日子都写详细，但我不敢写，也相信自己一定不会忘记。

    殡仪馆则不一样，设在郊区里，旁边连一家超市都没有，更没有住户，显得很空旷。我们来的时候，有两三家人也来了，他们的脸上并没有很大的悲色，反而有一种麻木和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他们吵吵闹闹地来到殡仪馆的办公室，把我们挤到最后。我也想硬塞身子挤进去，弟弟却拉住我，摇头劝我不要。他说我们没有紧要事，他们却有很大事。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我抬头好奇望着弟弟，弟弟原本黝黑的脸很铁青，竟然透着一股苍白色。

    我们蹲在办公室大门外，眼看着太阳从天空中央缓缓坠落，最终落到满是杂草的地平线处。这几家人也陆陆续续地走了，我们起身，揉了揉发酸的腿，进入了办公室。里面的女人望着我们，皱了皱眉，不乐意地说下班了。

    弟弟说我们是来交钱的，女人连忙拉开一把椅子，搓着手笑着。我们坐了上去，交了钱。

    我望了望天，天是一种橘子皮的颜色。也是时候吃晚饭了，我提议去城里吃饭，毕竟我们一个半月没吃过一顿正经饭了，弟弟点了点头。

    搭上了公交车，公交车很颠簸，车上人也很少，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人。公交车在石子路上一颠一颠的，我的屁股被颠得生疼。

    我们进了一家小餐馆，点了一盘猪头肉、一盘梅菜扣肉和一盘土豆丝，还有两瓶汽水。这是我们吃过最贵的一顿饭，准确来说，这是我们吃过第一顿花钱的饭。

    饭桌上，我们没有提明天该怎么办，我们还报仇吗。只有呼噜噜的喝水声，还有饭菜的咀嚼声。我们加了一碗又一碗的饭，弟弟把最后半碗饭倒扣在只有菜汁的梅菜扣肉上，梗着脖子一股脑吃了下去。我们俩都吃了个肚圆，上次这么饱，还是弟弟过十岁生日的时候，母亲煮了一大锅的面条。

    关于明天该怎么办，我心里没有答案。但我叫弟弟起身回家，弟弟久久地坐在椅子上，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