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王允，用自己对朝廷的赤诚和一身正气赢得了铲除董卓斗争的胜利和世人的称赞。

    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

    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

    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

    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

    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

    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

    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

    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

    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

    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

    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

    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

    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他的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

    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吕布也多次相劝，可继而王允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

    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理承受不了

    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

    吕布又想把董卓的财物赏赐公卿、将校，王允又不准。

    王允平日却看不起吕布，以剑客对待他。

    吕布也认为自己有功劳，自吹自擂，既不得意，渐渐与王允不和了。

    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

    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

    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

    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派关东兵去解散他们，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这样，很容易引起兵变和混乱。

    还不如任命皇甫嵩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那儿，以便安抚军心。

    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凉州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

    凉州兵将领本来就成了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当他们得知王允要削夺他们的军权，解散凉州兵的消息后，更是惊慌。

    绝望的凉州兵寻思:反正是一死，不如死个痛快。

    于是他们迅速召集军队，严阵以待，准备见机起事，并且互相传告:蔡邕只不过受了董卓的一点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杀了。

    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丝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剥夺我们的兵权，置我们于死地。

    我们除了联合起来，别无选择。

    当时，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是李傕和郭汜。

    他们将所有凉州兵集合起来，誓师进发都城长安。

    东汉官兵不堪一击，不久，李傕、郭汜的部队便攻陷长安。

    吕布慌忙领兵出逃，在青锁门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

    王允断然拒绝，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

    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

    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

    况且，我身为宰相，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安无事，反而导致逆贼的反叛，我的责任重大啊!

    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

    说完，便扶着汉献帝逃到宣平城楼。

    李傕、郭汜追到宣平门下，叩头便拜。

    汉献帝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作乱京城，到底打算作什么?“

    李傕回答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遭人杀害，我们只想替太师讨回公道，不敢造反。

    等到捉拿处决凶手后，我们愿意接受审判。

    王允二话没说，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便随士兵走下了城楼。

    起先，王允提拔过同郡人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

    当时三辅地区兵多粮广，李傕等想杀掉王允，害怕二郡为患。

    于是先征召宋翼、王宏。

    等二人都到长安后，李傕于是逮捕王允及宋翼、王宏，把他们都处以极刑。

    王允时年五十六岁，他的长子侍中王盖、次子王景、王定及宗族十余人都被杀害，只有兄子王晨、王陵得以逃归乡里。

    王允死后，“天子感恸，百姓丧气“。

    迁都许昌后，汉献帝思念王允的忠贞气节，便改用隆重的殡礼重新安葬王允，还特意派虎贲中郎将“

    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赐以本官受绶，送还本郡“。

    后来，又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对汉代图书、档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护。

    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特意把兰台、石室两个藏书馆所藏的图书和档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运往长安。

    诸藏典策文章，宽共部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惟盖，小乃制为滕囊。“

    后来，王允收集了汉朝其他书籍，一律上奏珍藏，“经籍具存，王允有力焉“《后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冯绲的军队抵达长沙郡，叛军闻讯后，都到营中求降。

    冯绲采用了自己的从事中郎应奉的许多方略，又趁机率兵进击仍然还在作乱的武陵蛮夷，共斩得四千多颗首级，受降十多万人，荆州得以平定。

    朝廷下诏赐冯绲钱一亿，但冯绲坚决推辞不接受。

    冯绲率军回师后，推功给应奉，并举荐应奉任司隶校尉，而自己上书请求辞职，朝廷不许。

    但监军使者张敞秉承宦官的旨意，上奏弹劾冯绲带两个奴婢穿戎服随军出征，又常在江陵刻石纪功，请求下诏给有关部门审理。

    尚书令黄俊奏议，认为降罪但没有正法，所以不应该过多纠缠。

    西汉张敞，字子高，西汉茂陵(今陕西兴平)人。祖父张孺为上谷太守，父张福事汉武帝，官至光禄大夫。

    张敞以太中大夫事宣帝，时徙居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官终豫州刺史。

    张敞，山西临汾人，其家先徙陕西兴平，后徙西安。

    昭帝时，为太仆丞。因切谏昌邑王显名。

    宣帝擢为豫州刺史，旋征为太中大夫，平尚书事。

    后历任山阳太守、胶东相、守京兆尹。整顿京师治安颇有成效。朝廷每议大事应奏得体，多为宣帝采纳。

    尝为妻画眉，时人非之，以此不得大位。

    后以光禄勋杨恽获罪被杀事牵连，被劾奏当免。

    掾属讥之为“五日京兆“，不肯听命，他愤而案杀之，以此免为庶人。

    后复起任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等职。

    张敞起初是个乡有秩(乡官)，后补为太守卒史。由于为官清廉，又先后补为甘泉仓长、太仆丞，颇为当时的太仆杜延年所器重。

    昌邑王刘贺嗣立时，行悖无道，滥用私人。

    张敞因此很为汉朝前途担忧。

    他勇敢地向刘贺上谏，批评刘贺当了皇帝以后不能选贤用能，使得朝中国辅大臣不得褒扬，而昌邑挽辇小臣纷纷升迁。

    谏后十多天，刘贺即被废黜。张敞便因切谏而显名，被擢为豫州刺史。

    后来他多次上书言事，宣帝见他忠心耿耿，就擢他为太中大夫。

    这时大将军霍光秉政，张敞由于守正不阿得罪了霍光，受到排斥，被派去主持节减军兴用度之事，后又将他调出，担任函谷关都尉。

    宣帝初即位，担心已废的昌邑王刘贺有变动，特令张敞为山阳太守(山阳本系昌邑旧封，刘贺被废后返居此地)，暗中监守刘贺。

    张敞随时留心，常遣丞吏行察。

    嗣又亲往审视，见刘贺身长体瘠，病痿难行，著短衣，戴武冠，头上插笔，手中持简，蹒跚出来，邀张敞坐谈。

    张敞用言探视，故意说道:“此地枭鸟甚多。

    刘贺应声道:“我前至长安，不闻枭声，今回到此地，又常听见枭声了。“

    张敞听他随口对答，毫无别意，就不复再问。

    但将刘贺妻妾子女，按籍点验。

    轮到刘贺女持辔，刘贺忽然跪下，张敞亟扶贺起，问为何因?刘贺答说道:“持辔生母，就是严延年的女儿。“

    严延年，前因劾奏霍光，得罪遁去。

    及霍氏族灭，宣帝忆起严延年，复征为河南太守。

    贺妻为严延年女，名叫严罗紨，他把妻族说明，想是恐张敞抄没子女，故请求从宽。

    张敞经过多方考察，发现刘贺被废后沉迷酒色，昏愚痴狂，无心思也无能力起事，便据实奏闻宣帝。

    使宣帝从此不再担心刘贺有所行动。

    张敞久守山阳，境内无事，自觉闲暇得很。

    会闻渤海，胶东，人民苦饥，流为盗贼。渤海已派龚遂出守，独胶东尚无能员，盗风日炽。

    胶东为景帝子刘寄封土，传至曾孙刘音，少不更事，刘音母王氏，专喜游猎，政务益弛，张敞遂上书阙廷，自请往治，宣帝乃迁张敞为胶东相，赐金三十斤。

    张敞入朝辞行，面奏宣帝，谓劝善惩恶，必需严定赏罚，语甚称旨。

    因即辞赴胶东，一经到任，便悬示赏格，购缉盗贼。

    盗贼如自相捕斩，概免前愆，吏役捕盗有功，俱得升官，言出法随，雷厉风行，果然盗贼屏息，吏民相安。

    与龚遂治状不同。

    张敞复谏止王太后游猎，王太后却也听从，深居简出，不复浪游。种种政绩，自然得达主知。

    九年京兆尹。当时长安境内的社会秩序很乱，偷盗事件层出不穷，负责长安地区的京兆尹一职几度换人，都不称职。

    宣帝召见张敞，问以治禁之策，张敞充满信心地答应能办好此事。于是宣帝就下诏调张敞为京兆尹(治所在长安，西安)。

    张敞到任后，了解到境内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是长安)，盗贼甚多，商贩和居民深受其苦。

    他通过私行察访，向长安一些老年人询问，终于查出盗首原来是几个家境很富足，外出时还有童奴相随的人。

    街坊邻居们谁也想不到他们竟是盗首，平时还以忠厚长者相待。

    张敞察知后，不动声色，派人分头将几个盗首召至府中，列举了他们所犯各案，要求他们将诸窃贼全部拿交，借以赎罪。

    几个盗首说:“今天我们蒙召来此，必为同伙窃贼所疑，如能允许我们权补吏职，方可如约。“

    张敞当即允诺，给他们全部安排了官职，然后让他们回去。

    盗首回家后，设宴欢庆，遍邀同伙入饮。那些窃贼不知是计，一齐赶去赴宴祝贺，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盗首按照在张敞府拟定好的计谋，乘机将每个盗贼后背都涂上红色，好让守候在门外的捕役辨认。

    盗贼们饮罢辞出，即被捕役一一捉拿。

    这一下就捕捉数百名盗贼。

    从此，长安市内社会秩序一新，偷盗事件极少。

    张敞执法虽严，但知道适可而止，刚柔兼济。

    他同河南太守、酷吏严延年有交情，对他的滥用刑法，动辄杀人很不满意，曾写信劝告说:“六国时韩氏之默，捕捉兔子还要仰视人主之意，而后获之，愿次卿(延年字)少缓诛罚，思行此术。“

    可是严延年酷虐成性、专尚刑威，对张敞的告诫根本听不进去。

    张敞政绩卓著，得到宣帝嘉奖。

    他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议，他总要博引古今，拿出合于实际的实施办法，朝中公卿莫不佩服。

    可是，朝廷上对张敞也有不同议论。

    他不拘小节，不摆官架子，往往穿上便衣，摇着扇子，在长安街上自由自在地溜达;

    有时早晨起来没有事，还提笔为他的夫人画画眉毛。

    不料这些事竟被那些皇亲国戚据为话柄，在宣帝面前告发他行为轻浮，有失大臣的体统。

    宣帝亲自询问他有无这些事，他回答说:“闺房里边，夫妇之间，比画眉毛更风流的事儿还多着呢!难道光画画眉毛就算了吗?“

    宣帝听后笑了笑，没有办他的罪，但总觉得他缺乏威仪，不应上列公卿。

    所以他任京兆尹八、九年，始终也没有再得到提升。

    光禄勋杨恽受谗被诛后，在朝亲友统统受到株连而被罢免。

    张敞为杨恽好友，自然也在弹劾之列。

    宣帝惜其才能，所以扣留了所奏事，不想罢免他。

    这时，张敞派他属下的贼捕掾(主捕贼的小官吏)絮舜去查一个案件。

    絮舜以为张敞即将被免职了，不肯再为他效力，竟私自回到家中呆着。

    有人批评絮舜不该如此，絮舜不以为然地说;“我为此公尽力够多了，他不过是个五日京兆，还想办什么案子?“

    张敞听到这些话，怒从中起，立即将絮舜抓捕入狱，定了他的死罪。

    临刑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的命令对絮舜说:“五日京兆怎么样?冬日已尽，还想再活下去吗?“说完，即令斩首。

    没过几天，宣帝派出使者巡行天下，举冤狱，絮舜的家人用车拉着絮舜的尸体，向使者鸣冤。

    使者即奏张敞滥杀无辜。

    宣帝问明原委，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大事，想叫张敞设法逃脱。

    于是，先宣布了以前关于他同杨恽有株连，不宜再居其位的奏状，将他削职为民。

    受到这样的处分，张敞也明白了宣帝的用意，便缴还印绶，匆匆亡命而去。

    张敞离职后几个月，京师的社会秩序又乱起来，远不如前。

    这时，冀州也出现了大贼。

    宣帝思念张敞治贼有方，就派使者到他家中召他。

    张敞的家人见使者到，以为是为他以前杀无辜的事来抓他，都吓得哭了起来。

    可是，张敞却镇静自若，笑着对家人说:“我已亡命为民，郡吏就可以捕我。

    朝廷使者来，必是天子又要起用我了。

    说着就整理行装，随使者入朝。

    宣帝召见了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

    张敞到任后，境内的广川王宫接连发生盗窃案，可是总破不了。

    张敞派密探侦察盗贼居止之所，并杀掉了贼首。

    他根据侦察所得的情况了解到，广川王的内弟及同族宗室刘调等人都与盗贼有关系，王宫成了盗贼的庇护所。

    于是，亲自带领冀州的官吏，出动数百辆车，包围了广川王宫，并直接指挥，将刘调等人从宫中搜出，当即统统斩首，悬首级于王宫门外。

    张敞任冀州一年多，冀州的盗贼使灭迹了。

    后来，宣帝又命张敞为太原太守，实际任职仅一年，便使太原郡秩序井然。

    宣帝死后，元帝初即位时，待诏郑朋向元帝举荐说，张敞乃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

    元帝征求前将军萧望之的意见。

    萧望之认为张敞是治烦乱的能吏，可是“材轻非师傅之器“。

    元帝就派使都去召张敞，想任命他为左冯翊。然而恰在此时，张敞因病去世。

    汉朝时期，京兆尹张敞为官没有官架子，经常在散朝后步行回家。

    他和他的太太感情很好，因为他的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

    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

    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

    意思是夫妇之间，在闺房之中，还有比画眉更过头的玩乐事情，你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替太太画不画眉，你管它干什么?

    张敞每天都为他的妻子画眉毛，而且技艺十分娴熟，画出的眉毛十分漂亮，汉宣帝为此将他们树立夫妻恩爱的典范，后世以此为典，津津乐道。

    杜延年，河南南阳人。西汉时期大臣，御史大夫杜周的儿子，“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

    杜延年为人宽厚，精通法律。凭借门荫入仕，候补军司空丞。

    始元四年，担任校尉，平定益州蛮夷叛乱，迁谏大夫。论议持平，使朝廷和谐。

    向大将军霍光提出治国良策，议论废除酒和盐铁专卖，迁太仆卿。

    支持汉宣帝继位，告发左将军上官桀谋反，册封建平侯。

    历任给事中、西河太守、御史大夫等。善于处理政务，长期主管朝政，深得汉宣帝信任。

    杜延年的父亲杜周，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杜延年的两个哥哥一为河内郡守，一为河南郡守，家财累计上亿，办案都很酷暴。

    杜延年为人宽厚，通晓法律。后元二年，汉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执政，因为杜延年是三公之子，有作官的才能，举荐他担任补军司空。

    始元四年，益州蛮夷造反，杜延年以校尉的身份率领南阳士卒进击益州叛军。

    回军后，担任谏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和鄂邑长公主、燕剌王刘旦谋乱，代理稻田使者燕仓知道其谋，报告给大司农杨敞。

    杨敞惶惧，称病移居，报告给杜延年。

    杜延年报告汉昭帝，上官桀等被诛杀，杜延年因功受封建平侯。

    杜延年原是大将军霍光属吏，首先告发大奸，有忠节之名，因此升任太仆、右曹、给事中。

    霍光持刑罚严，杜延年辅之以宽。办理燕王案件时，御史大夫桑弘羊之子桑迁逃跑，曾留宿于父亲旧下属侯史吴家中。

    桑迁被捕后处死。

    适逢大赦，侯史吴出监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审理反叛案件中，都认为桑迁因父谋反受牵连，而侯史吴只是留宿桑迁不是藏匿反叛者，而是藏匿随从，即以赦令免侯史吴罪。

    后由侍御史查验，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无异;侯史吴原为三百石吏，首匿桑迁，不应与庶人匿随从者相等，侯史吴不得赦免。

    奏请覆审，举劾廷尉、少府放纵反者。

    少府徐仁是丞相车千秋女婿，因此千秋多次为侯史吴解说。

    恐怕霍光不听，车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集公车门，议论侯史吴当如何处理。

    议者都知霍光意旨，皆坚持侯史吴为违法。

    次日，车千秋上报众议，霍光于是以车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开会议事，朝廷内外异议，于是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下狱。

    朝廷皆恐车千秋受牵连。杜延年便上奏与霍光争辩，认为“官吏放纵罪人，有常法为据，今改为诬指侯史吴为大逆不道，恐怕过于严重。

    丞相车千秋一向无所守持，而对下吏常说好话，一向行为即是如此。

    至于说擅召中二千石，无甚根据。

    杜延年愚钝，认为丞相居位已久，又曾在先帝时任职，非有大变故，不可抛弃。

    近来百姓多言治狱深苛，狱吏严厉凶狠，今丞相所议又是狱事，如果这事也连及丞相，恐不合众心。

    群下哗然，庶人私相议论，流言四起，杜延年担心将军会因此事丧失名誉于天下!

    霍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判处弃市死刑，而不连及车千秋，无所贬黜。

    杜延年论议持平，使朝廷和谐，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