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千般艺，献给帝王家！

    这句话出处在元朝无名氏写的杂剧《马陵道》的开头，原文是：学成文武艺，献与帝王家。

    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好了文才也罢，武艺也罢，最终目的都是贡献给皇帝，都要替朝廷出力。

    汉明帝刘庄，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刘庄初封东海公，后进封东海王。后来，立为皇太子。

    同时，他也致力消除北匈奴的威胁。

    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汉明帝将佛教引进入中国重始佛教开始在中国流行。

    汉明帝在位期间，吏治清明，社会安定。

    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的三十年间，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史称明章之治。

    汉明帝热心提倡儒学，注重刑名文法，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

    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参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方防范。

    同时，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少数族侵扰的威胁，使汉族和少数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永平十六年，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

    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

    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由是西域诸国皆遣子入侍。

    自王莽始建国元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

    次年，又复置西域都护。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

    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

    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

    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至明帝末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激增至3400多万。

    东汉建武四年五月四日，刘庄生于常山郡元氏县，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母为光烈皇后阴丽华。

    当时，朝廷发现垦田亩数和人口不对，于是开始重新清查田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度田事件”。

    各个州郡的官员进京汇报工作，光武帝刘秀看到陈留吏的牍上写有，“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于是他就问陈留吏这是什么。

    陈留吏说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是在雒阳的长寿街上得到的。

    这时，帐幄后面只有十二岁的刘庄插话说，这是郡里的官吏教陈留吏怎么核查土地。

    刘秀又问，那为什么河南南阳不能问呢？

    刘庄又说，河南是帝城，南阳是帝乡，这两个地方田亩和宅第肯定逾制，所以不能认真核查。

    刘秀于是让虎贲将诘问陈留吏，陈留吏所言果然和刘庄一样。

    自此以后，刘秀对自己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儿子愈加青睐。

    后来，单臣、傅镇等造反，占据原武城，劫持了该城的官吏。刘秀派大将臧宫等率兵围剿。

    由于单臣、傅镇他们粮草充足，所以臧宫虽然把他们困在城里，又死伤很多士兵，但就是攻不破城池。

    刘秀招集大臣们研究对策，大家多提议悬赏以攻城。

    只有刘庄主张不要围城太紧、太急，让叛军可以突围，这样一个亭长就能对付他们。

    结果真如刘庄所料，叛军分散突围后都被平定、消灭。

    同年，刘庄被立为皇太子，并拜博士桓荣为师。

    刘庄登基后，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

    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

    永平二年，窦林以“欺君罔上、贪赃枉法”之罪下狱论死。

    刘庄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次下诏责罚，将窦融罢官。

    后来，刘庄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

    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

    可见刘庄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

    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刘庄还注意整顿吏治，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

    从慎重选举官吏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

    永平九年又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

    在选官用人上，刘庄严令杜绝权门请托。

    他的姊妹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

    刘庄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

    令官吏劝督农桑，治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

    此外，刘庄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

    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

    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刘庄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所以，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

    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两千一百多万，至刘庄统治后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激增至三千四百多万。

    刘庄和其子章帝刘炟在位期间，出现了繁荣的盛世局面，史称“明章之治”。

    建武中元一年，东汉洛阳皇宫，一个婴儿呱呱坠地，降临人间。

    这个婴儿的名字叫做刘炟。

    按照惯例，在介绍一个皇帝时，我通常会先介绍这位皇帝出生。

    历来帝王降生，必然天有异象，刮风啊，下雨啊，天上冒红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至于是不是出生时真有这种异象，我们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但所有在记叙上的不同寻常，都是为了告诉你，这个人，生下来就不一般。

    非常遗憾的是，翻遍《后汉书》，关于刘炟同志的出生，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那刘炟的少年时代呢？

    通常来讲，皇帝的少年时代应当也是不同寻常的，要么天资聪颖，要么才智过人，三岁能说话，五岁能吟诗，七岁古诗倒背如流，十二岁七步成诗，堪称当代文豪。

    那这种记叙内容能有多少真实性呢？

    还是那句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因为皇帝也是人，他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也有平凡人的喜怒哀乐。

    皇帝是人，皇帝不是神。

    我们当代不排除有个别帝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优秀的，但皇帝个个是神童，这也是不可能的。

    我曾经查看过很多汉代的史学资料，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人把皇帝神化。

    残酷的皇帝、昏庸的皇帝、贤明的皇帝、暴虐的皇帝。

    似乎几个字，或者一句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概括一位帝王，概括一个人漫长的一生。

    我认为，这样笼统的分析方式是不可取的，所以我打算见微知著的来分析汉章帝刘炟同志。

    但当我再次拿起史书翻看，又发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这位皇帝的少年时代也几乎是一片空白。

    皇帝小时候儿干过什么，做过什么，是如何被皇帝选中，又是如何加冕成为帝王的，史书统统没有记载。

    所以我只能非常遗憾的告诉你，关于刘炟同志的前半生，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永平三年，公元60年，刘炟五岁，被立为皇太子。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龙驭上宾，大行而去，皇太子刘炟即皇帝位，时年十九岁。

    没等来得及享受成为天下至尊的喜悦，刘炟同志很快就碰上了一个大麻烦。

    全国大部突然爆发了旱灾，其实属兖州、豫州、徐州最为严峻。

    兖州在山东济宁，豫州在河南南部，徐州在江苏北部。

    这三个地方是东汉的人口大省，饥荒一来，粮食收成锐减，大片田地荒芜，灾民遍地，老百姓的日子简直没法儿过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皇帝的反应很迅速。

    啥也别说了，开仓放粮吧！

    但光是开仓放粮，似乎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想要彻底解决饥荒，不仅要先让老百姓吃上饭，把命保住，还要弄明白饥荒的来源是什么？

    用现代科学的视角来分析，发生饥荒的诱因多种多样，季节变化，全球气温，甚至生态圈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大面积的饥荒。

    那么古代有科学吗？东汉有科学吗？

    当然也有。

    张衡同志发明了地动仪，华佗先生发明了麻沸散。

    总结来说，东汉时期的科学发展很有看头，但并不完全够用。

    尤其是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可以说是和刘炟同志的少年时代一样，一片空白。

    皇帝召集大臣连夜开会，商讨如何治荒。

    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得出一条结论：灾荒和神灵发怒有关，而神灵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世间阴阳失调。

    这个结果着实有些搞笑，很明显，大臣们一问三不知，只能糊弄皇帝，而糊弄皇帝的方式也很简单，既然不知道，那就往封建迷信上推。

    皇帝若有所思，抛出了新的疑问。

    那造成阴阳失调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看来皇帝不是特别好糊弄，皇帝要一个具体答案。

    大臣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司徒鲍昱站了出来。

    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老人跪在皇帝面前，娓娓道来：先皇刘庄，也就是你的父亲，是咱们两汉历史上的著名的法制专业户。

    前两年楚王刘英犯罪，可把你爹给气坏了，刘英亲戚朋友也多。

    先皇天天出去抓人，有时候一天能抓好几百人。

    这些人有的罪大恶极，但有的只不过是从犯。

    更有甚者，其实是被无辜牵连的，你父亲不讲情面，把这些人全都处死了，这些人死了之后成了孤魂野鬼，不得安息，所以搞的天地间阴阳失调。

    一段话说得有模有样，逻辑缜密，理论扎实，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纯属是胡说八道。

    可皇帝听完，却深信不疑，再次发问：既然如此，要如何解决呢？

    皇帝问完之后，自己已经有了答案。

    这位聪慧的帝王明白大臣们的用心良苦，对皇帝本人来说，父亲刘庄的做法同样让自己很难评价。

    一方面，国无法不立，刘庄是一个执法非常严格的帝王。

    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高级将领还是皇亲国戚，只要触犯法律，等待的就是刘庄同志的法网恢恢。

    轻则开除免职，中则发配流放，重则当即处死。

    对刘庄来说，整个帝王的繁荣和发展，必须依靠强而有力的法律制度来支撑。

    严刑峻法，一视同仁，这样的皇帝不多。

    但在这样威严的法律之下，会不会有冤假错案？

    会不会有无辜牵连的人？

    会不会给民众造成恐慌，会不会阻碍社会发展的进步？

    而由皇帝本人贯彻执行的法律，又是否是合理的呢？

    当然，封建帝制时代，没有人敢对皇帝发出这样的质疑。

    因为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的，能对皇帝提出质疑的，只有皇帝本人。

    现在，汉章帝刘炟发出了对父亲汉明帝刘庄的疑问，也发出了对自己的疑问。

    这个疑问的内容很简单，那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历史证明，刘炟同志是个好皇帝。

    他吸取了父亲在法律制度上过分严苛的经验和教训，搞起了政宽刑疏的政策。

    如果说他的父亲汉明帝刘庄的执政风格像巍峨的大山，压的人喘不过气来，那么汉章帝刘炟的执政风格就像和煦的阳光，无时不刻都能给你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各地的饥荒有没有因为皇帝执政风格的改变而减轻，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从这件事上可以知道的一个信息是，刘炟是一个温和的人。

    前脚处理完饥荒，后脚西域就出事儿了。

    大家知道，两汉时期是很混乱的，从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开始，各路势力你来我往，在中原大地上就算是打开花了。

    国内打架，西域人民可就不服天朝管了，纷纷脱离汉朝的控制。

    到明帝刘庄即位时，曾经安排过大臣班超出使西域，重新和西域人民联络感情，使西域各地臣服，并且在当地建立了指挥中心。

    远通西域，各部臣服，这事儿看起来就算是解决了。

    但等到章帝刘炟当了皇帝，西域的焉耆、龟兹、车师三个小国决定不再跟着东汉混了。

    小国家有大梦想，他们也不想一辈子窝在沙漠里吃沙子。

    于是，三个小国联合匈奴人，打算攻打西域都护府，给东汉政府点颜色瞧瞧。

    老规矩，国家有问题，皇帝又召集大臣，商量对策。

    群臣再次交头接耳，这次的商议倒是很一致。

    本着前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军事方式，大臣建议皇帝，不用惯着他们，不服就打。

    很快，皇帝派兵西上，迅速平定了叛乱。

    现在，民生问题也解决了，军事问题也解决了，皇帝终于有时间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

    值得表扬的是，这位心性温良，善于纳谏的皇帝并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爱好。

    他不沉迷女色，也不爱穷奢极欲，更加没有什么奇怪的小癖好。

    皇帝的业余时间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书法。

    并且，最关键的是，这位皇帝的书法不是随便练练，而是专业级别的。

    刘炟同志，是一个书法大家。

    他的书法自成一脉，笔法苍劲，笔势雄浑，世人称之为“章草”。

    而“章草”，就是中国草书的前身。

    而东汉，就宛如皇帝苍劲有力的书法，正式开启了他的盛世。

    这位皇帝一生勤政，颇有作为，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十分优秀的帝王。

    同样，和他的父亲一样，刘炟同志，很没有名气。

    前有秦皇汉武，后有曹刘孙三家，前有西汉雄图，后有三国乱世。

    人们一提到东汉，往往都是东汉末年。

    但其实，像明帝和章帝这样的优秀帝王实在不该被埋没。

    他们的故事也许没有那些古往今来的帝王精彩，他们的人生也许没有那些一生跌宕的皇帝传奇，但他们无疑才是，最可爱的人。

    爱人民，爱国家，这就是可爱的人。

    而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刘炟生于建武中元二年，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母为贾贵人。

    永平三年二月十九日，刘炟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三岁。

    刘炟年少宽容，爱好儒术，很受父亲汉明帝的器重。

    永平十八年八月初六日，汉明帝去世，刘炟即皇帝位，时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尊嫡母皇后马氏(明德皇后)为皇太后。

    史称刘炟忠厚仁义，笃于亲系，而且其政令刑罚的确也是比较宽疏。

    例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

    刘炟废除这项制度。而刘炟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且把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人民头上。

    可见刘炟之宽疏，并非完全建立在原则之上。

    刘炟的一些政令刑罚，有时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在于灾祥谶纬之学。

    建初元年，兖、豫、徐等州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

    刘炟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人民，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

    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几年治楚王刘英狱，抓人成百上千。

    这些人并不是都有罪，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

    那些判处徒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

    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

    现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解除旱情，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

    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如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

    刘炟听从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

    刘炟在位期间，行宽厚之政，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

    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

    禁盐、铁私煮、私铸。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

    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汉明帝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使西域诸部归服，中央政府在该地建立都护府。

    不过，该地仍是不断发生战乱，局势颇不平静。

    刘炟即位之初，边关再起纷乱，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中央政府的军政驻地，形势颇为吃紧。

    刘炟召群臣商议对策，众人皆欲暂缓，惟有司徒鲍显力主马上增援。

    刘炟采纳鲍显的意见，派兵西进，解救了边关危机。

    不过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刘炟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

    由于确实存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困难，刘炟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

    这时班超住在疏勒国，也接到撤退的诏书，他收拾行装，备好马匹，准备返回久别的祖国。

    在西域生活多年，他有些依依不舍，西域人民也爱戴和尊敬他。

    听说班超要回国，疏勒国人民惊惶不安，因为班超对付匈奴有办法，班超一走，又要永无宁日了。

    疏勒都尉抽出长刀，满面流泪，对天长叹道:“汉朝使节弃我而去，我国必为匈奴所灭。与其后日死亡，不如今日魂随汉使，送其尔归!“

    说罢，即引刀自刎。

    班超虽然也难舍难分，但王命在身，只好拨转东行。

    不久到了于阗国，于阗人民拦道迎接班超，听说他要东归，都失声痛哭，就近的人们伏地抱着班超坐骑的马腿，不让他离开。

    班超无奈，只好留下来，同时上书刘炟，请求他留屯西域。

    刘炟同意了班超的请求。

    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有效地遏止了北匈奴的侵扰。

    西域各国除龟兹外，都愿意臣服于汉。

    建初六年，班超在疏勒上书汉章帝，请求派兵支援，降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

    刘炟支持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

    适时有平陵人徐干自告奋勇地到朝中上书，愿意立功异域。

    刘炟大喜，立即命令他为假司马，率领一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

    在西域诸国中，乌孙最为强大，班超又请求刘炟遣使慰问乌孙国王。

    刘炟同意，派遣使臣前往乌孙。

    乌孙国王非常高兴，于建初八年，派遣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

    在西域，汉朝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刘炟觉得非常称意。

    于是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他代表东汉政府在西域行事的权力。

    由于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乌孙的内附，使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

    西域诸国都愿意接受班超的节制，这样就为以后的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道路。

    刘炟即位后，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实行“与民休息“，并且“好儒术“，使得东汉经济、文化在此时得到很大的发展。

    这时思想也比较活跃，如王充等。

    此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刘炟还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

    因为明、章两代大体承继光武之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称“明章之治“。

    但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

    而且刘炟过于放纵外戚，导致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种下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

    他是光武帝刘秀之孙、明帝刘庄之子，史上素有贤君之名。

    他是在永平十八年八月明帝猝死之后即位的，在其统治的十三年里，东汉王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四夷宾服。

    后世史家将明、章二帝时代并称，誉为“明章之治”，追侔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

    但就是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英明之君，却在三十一岁的大好年华撒手人寰，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汉章帝死时才三十出头，按说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

    他的性情谦和、宽厚，对内崇尚儒学，对外恩威并施，为政风格与汉文帝很类似。

    如果他能像汉武帝一样长寿的话，东汉帝国的前途必将无限光明。

    但遗憾的是，随着他的早逝，东汉帝国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就此结束，逐步陷入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互相恶斗的混乱局面，最终陷于覆灭。

    可是，汉章帝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史书对此讳莫如深。

    在《后汉书·章帝纪》只有短短几个字：“（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九》则说：“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

    两书说法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章帝的年龄有差异。

    这是因为古人计算年龄常用虚岁，所以常有一到两岁的差别。

    基于对司马温公历来严谨的高度信任，一般《通鑒》与史书发生冲突时，史家大多以《通鑒》的说法为准，本文也不例外。

    简单地说，汉章帝的死亡原因，官方的说法正式是病死的，但他死的很突然，很蹊跷。

    他的死亡前后还是留下了很多异常事件，发人深思：

    就在几天前，还召见了入朝请安的三位亲王。

    一向好端端的，怎么会猝然驾崩呢？

    要知道，皇帝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就连哪怕连“不豫”这样稍微有点小病的情况都没有呢。

    遗诏中让窦宪担任大将军，临朝辅政。

    皇后的几个兄弟窦景、窦瑰等都提拔成为中常侍，负责宫禁宿卫重任。

    进入新的权力中枢的全部是窦氏家族成员，没有一个原政府高级官员。

    这种做派，与光武、明帝去世的时候的决定大不相同。

    这份遗诏究竟是真是假呢？

    要知道，章帝生前一向重视刘氏诸王的亲情关系。

    丧事还没办完，就要把他的骨肉兄弟们赶走，是何道理？

    如此做派，于礼不合，与理不通。

    第四，既然要赶走刘氏诸王，就应该一视同仁。

    要走都走，要留都留。为什么要单独留下了齐王刘晃、利侯刘刚、都乡侯刘畅三人？

    在国家大丧期间，都乡侯刘畅为什么胆敢招摇过市，频繁出入上东门一带皇家禁院？

    第五，几年前，先帝刘炟早就颁下严令，废除官员留宿值班制度，夜里的值班工作，一律改由宦官担任。

    而先帝尸骨未寒，窦氏兄弟就集体夜宿宫禁之中，就算他们几个是亲属，也不怕淫乱宫闱吗？

    好吧，就算窦氏是皇亲，又是特殊时期，不算违制。

    那么为什么像步兵校尉邓叠、侍中郭举也夜宿宫闱，把他们这些外人招引进宫，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第六，为什么皇太后窦氏在居丧期间，不依礼法在宫里守节，却是频繁出入上东门附近的皇家禁院别墅，她究竟在做什么？

    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些异常迹象，不能不引起当时朝廷重臣们的怀疑与猜测。

    实际上，章帝的死讯传出，当时的三公太尉宋由、司徒袁安、司空任隗都很震惊，他们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的。

    近几年以来，章帝几乎每年都要出巡，马不停蹄往外跑。

    在章和二年新年到来之前，他刚从外地巡视回来不久。

    正月，也就是短短的一个月前，他还在洛阳回见了前来朝拜的济南网刘康、阜陵王刘延、中山王刘焉。

    因为他对三位王爷的待遇太好，还引起了大臣何敞的不满，向他提了很多意见。

    在接见三位王爷的时候，章帝谈笑风生，哪里像是个有病的人？

    此外，因为他对三位王爷招待的太好，赏赐过于优渥，尚书何敞上奏反对，奏章告到了太尉宋由那里。

    宋由虽身为三公之首，但此人一阿依附窦宪。

    因为没有得到窦宪的授意，弄得宋大人也是不知所措，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事情闹到朝堂上，君臣之间可是打了一阵子嘴仗。

    此外，章帝爱好文学，尤其喜欢读辞赋，很赏识崔絪、班固、傅毅等几个文人。

    就在不久前，他还亲临国舅窦宪的府上，召见了崔絪，答应说过了年就给他升官，专门从事文书工作。

    崔絪为之感恩戴德，一心盼着这一天。

    谁知这才过了年没几天，章帝居然驾崩了？

    章帝这一死，崔絪出仕的事情也就泡汤了。

    如果说皇帝有病，是个快要死的人，崔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种种迹象表明，章帝之死大有可疑之处，令人疑窦丛生……

    总之，从史书的记载来看，章帝的不像是病死的。

    事隔两千年，证据可能早已湮灭，似乎很难追寻。

    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断简残章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获悉章帝死亡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