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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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纸醉金迷 第2章 托孤

    前49年,汉宣帝病重,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傅周堪召入宫中,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任命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都拜受遗诏,辅佐国事,掌领尚书事,职典枢机。

    这年冬天十二月初七,汉宣帝在未央宫驾崩。二十六日,太子刘奭即皇帝位,是为汉元帝。

    萧望之和周堪都有教导天子的旧恩,所以很得天子的信任。

    然而,由于汉元帝刚刚即位,加之他不愿多事更张,使得中书仅弘恭和仆射石显实际掌握了朝中的权力。

    萧望之和周堪也因此被弘恭和石显构陷,萧望之被免职,周堪和刘更生被废为平民。

    不过,没过几个月,皇上又下诏征召周堪和刘更生,想要任用他们为谏大夫。

    后来,又因为弘恭和石显的建议,都改任为中郎了。

    汉元帝可真是个没有主见的主儿。

    前47年,中书令弘恭去世,石显被任命为中书令。

    到了第二年,即前46年,汉元帝又擢升周堪为光禄勋。同时,周堪的学生张猛被任命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两人很受皇上的信任。

    到了前43年的九月,下了霜冻,庄稼被冻坏,天下闹大饥荒。

    丞相于定国和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以及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为发生了灾情变异,向皇上请示辞职。

    汉元帝批准了他们的辞呈,并赐给他们可以坐乘的安车和驷马,还有六十斤的黄金。

    薛广德,博学多识,为人温雅宽容,薛广德最初是由萧望之聘用,后入朝庭。

    汉代聘用制度,表明当时用人制的先进性,有利于选拨贤才。

    儒者贡禹、薛广德等则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以经术晋升公卿之位者始终占有很高的比例。

    在元帝时代,薛广德、贡禹、韦玄成、匡衡等儒学之士都曾列居高官。

    薛广德在朝中为政的最大特点就是直言进谏,有时甚至不给皇帝情面。

    薛广德曾上书数十次,他上书言事首先援引古事,然后征引典籍。他的很多建议,元帝都采纳了。

    贡禹死后,汉元帝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当日到任未久,适值永光元年春日,元帝驾幸甘泉,郊祭泰畤,行礼已毕,元帝忘乎所以,欲在其地射猎。

    广德认为这样会严重影响当地百姓的生活,于是上书谏阻。

    说当地百姓因为皇帝狩猎而流离失所,希望皇帝体恤百姓的疾苦。元帝认为言之有理,就与光禄大夫张猛等立即回宫了。

    薛广德和张猛是汉元帝时期的两位大臣,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冒死进谏。

    有一次,汉元帝准备去宗庙祭祀,为了显示自己的排场,他打算乘豪华楼船出游。

    薛广德觉得这样做太劳民伤财了,而且与朝廷的礼制不符,按照惯例皇帝祭祀出行应当乘车马,于是他脱下帽子磕头进谏道:“皇上应该从桥上前往。“

    其实,它的真正意思是,皇上祭祀出行应当乘车马而不是楼船,应当走陆路而不是水路。

    汉元帝听了,当然很不高兴,但并没有发作,只是说:大夫您戴上帽子吧。

    可薛广德哪里肯轻易放弃,他于是威胁皇上:“陛下如果不听取臣的意见,臣就要当场自刎,以血溅污陛下的车轮,使陛下不能够进入宗庙!“

    这下汉元帝可是龙颜大怒了,眼看灾难就要降临薛广德头上,站在一旁的张猛赶紧出来打圆场:“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

    走水路危险,走陆路就安全得多,圣明的君主是不可以冒着危险行事的。皇上还是听从御史大夫的建议吧。

    张猛的话和薛广德是一个意思,但是这话说出来就中听多了。

    汉元帝的怒气消去大半,想想薛广德只是不善言辞,可为人耿直,对朝廷忠心,是难得的良臣,再说自己的做法本来就不太合理,既然张猛都给了自己台阶,不如就听从他们的意见,给他们一个面子。

    就这样,汉元帝最后还是乘车马去祭祀了。

    汉元帝永光元年,薛广德为御史大夫不过数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

    元帝以灾害连连,人民流亡,下诏责问三公。

    皇帝批准了他的辞呈,赐给他安车驷马和六十斤黄金。

    薛广德便驾车东归沛地退隐,广德回到沛郡,地方官员亲自到边界上来迎接他,而沛这个地方的人们也以他的到来感到荣耀。

    薛广德后来把皇帝赐的安车悬挂起来,留给后世子孙。因此,悬车有荣退之意。

    西汉大臣韦玄成,年轻时继承父业,通晓儒经。

    他在士人面前特别谦虚恭敬,出门遇上所认识的人步行,总是叫跟随的人下车,用车送所认识的人。

    对于贫穷和地位低下的人,他更加尊敬。

    由于他的好名声一天天流传,加上他通晓儒家经典,便被由常侍骑提拔为谏大夫,改任大河郡(治今山东省东平县东)都尉。

    当初,韦玄成的二哥韦弘任太常丞,负责宗庙祭祀,管理各处陵墓,事务繁杂,多犯过错。

    由于大哥韦方山早逝,其父便认为应该让韦弘自己请求辞职,以做他爵位的继承人。

    而韦弘怀着谦让爵位继承人的打算,不肯辞职。

    等到韦贤病重时,韦弘终于因宗庙的事而获罪下狱。

    家中询问韦贤应该由谁继承爵位,韦贤因韦弘不按他的意图行事,愤恨而不肯说。

    这时,韦贤的门生和族人共同商议,假托韦贤遗嘱,叫韦玄成做爵位继承人。

    韦玄成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听说要让自己继承爵位,而他知道这不是父亲的本意,便假装疯狂,胡言乱语,借着有病,不肯应命。

    韦玄成一向很有名气,士大夫们大多看出他是假装有病,想将爵位让给哥哥。

    于是,有关人士写信严厉地批评他,而他的朋友中有人又上书皇帝说不要委屈他。

    丞相和御史大夫以他假装有病来弹劾他。事情闹大了。

    宣帝传下诏书,说不要弹劾了,召他来见我。

    韦玄成迫不得已,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宣帝赞赏他的节操,任命他为河南郡太守,任命他的哥哥韦弘为东海郡太守。

    几年以后,韦玄成被征召担任未央宫卫尉,改任太常。

    后来因与原平通侯杨恽交情深厚,受到牵连。

    杨恽被杀后,他虽被免去官职,但列侯的爵位仍在。

    一次,他以列侯身份陪祀惠帝祠庙时,因清晨天雨路滑,他未驾驷马之车而骑马前往,被认为有罪,削除封国,降为关内侯。

    他对此极为伤痛,觉得对不住祖宗。

    后来,宣帝为了教育他的次子淮阳王刘钦,便征召韦玄成,任命他为淮阳国中尉。

    当时,刘钦年幼,尚未前往封国,韦玄成遂接受诏命,参加了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会议是由宣帝亲自主持召集的一次学术会议。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

    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下诏让韦玄成跟太子太傅萧望之及刘向、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精通“五经“的著名儒生,在长安城内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

    黄龙元年,宣帝去世,刘奭即位,是为元帝。元帝任命韦玄成为少傅,又升任为太子太傅,直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永光二年春,接替于定国担任丞相。他在受到贬黜的10年之后,终于继承了父亲韦贤所曾担任的丞相职位,恢复了扶阳侯的封国,荣耀一时。

    由于父子二人都是以通晓儒经官至丞相的,所以邹鲁一带流传的谚语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传给一部儒经。“

    韦玄成担任了7年丞相,于建昭三年去世。

    旧史评论说,他在坚守正道和老成稳重方面赶不上父亲韦贤,但他的文章风采却超过了他的父亲。

    白虎观会议,是指东汉章帝时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

    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

    但是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

    虽然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

    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汉章帝建初四年,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于当时乃是朝廷修缮儒学之所。

    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

    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

    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

    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

    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

    东汉初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

    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

    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

    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

    章帝建初四年,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

    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

    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

    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当年冬十一月壬戌,章帝邀集名儒、诸王集于白虎观,由五官中郎将魏应代表皇帝发问,其后各家儒生加以讨论,形成共识后由侍中淳于恭加以回答,此后章帝再亲自决定对此答案是否满意。

    在白虎观会议上,涉及性的话题也不少,比如,经过群臣和名儒郑重讨论,最后由皇帝拍板,规定了人们应该和未满50岁的妾同房多少次。

    这可能是因为贵族子弟从10岁到20岁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这个问题需要重视。

    会议连续举行了一个多月,会后,班固奉旨对会议内容加以总结,写成《白虎通义》四卷。

    会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白虎观会议把谶纬学说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

    白虎观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国倡导学术自由的里程碑。

    史高退休,石显在朝廷中失去了他最大的靠山,所以内心惧怕周堪和张猛等人。

    也因此,他一有机会就想法毁谤他们。

    刘更生深知石显的为人,他担心周堪和张猛等人再会遭到石显的危害,就向汉元帝上书,劝谏皇上,说:

    臣听说虞舜任命九名大臣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很有风范,彼此谦让,显出一片祥和的样子。

    在朝廷上的大臣都能很融洽地相处,百姓也都能同心协力,团结在一起,所以当箫《韶》九奏以后,凤凰因感至而来仪。

    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因为朝廷不和,彼此相诽怨,于是发生了日蚀、月蚀、地震,使得百川泛滥,山谷崩裂,寒暑霜雪也都失去了它的节序。

    由此看来,和气可以致详,戾气便会带来灾异,多祥和之气的国家,就能得到平安;灾异频繁的国家就很危险了。

    这是天地间的常道,古今所一致认同的义理。

    现在陛下开创夏商周三代的功业,招揽文学才士,待以优柔宽大,使得有贤德的人都能被进用。

    “可是,现在竟变得贤佞混杂,是非不分,邪正错乱,忠奸并用。

    朝廷的大臣,彼此意见不同,各相违背,互有毁谤,搬弄是非。

    当公正的大臣被进用的时候,那便是太平治世的表征;而公正的大臣被陷害的时候,就是灾乱的征兆。

    从初元以来到现在,已有六年了,在《春秋》上所记载的,六年之中所发生的灾变,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

    追究所以会如此的原因,那是由于一些谗邪的人也被进用的关系。

    “现在那些邪佞的人,渗透在贤臣之中,和贤人们并立在朝廷上,朋党合谋,去善归恶,空言无实,常常危言耸听,歪曲事实,希望能改移主上的心意,如果贸然便采纳了佞人的言论,这就是天地所以先行示戒,各种灾害变异所以交相发生的原因。

    “追究秦始皇、鲁定公消退贤人的情形,取以为戒,放逐邪佞的党派,大开引进正人君子的途径,断绝疑心,区别善恶,使不再犹豫不决,使是非彰明可知。

    那么,各种灾异自然就会消失,所有的祥瑞就会同样涌来。这是太平盛世的基业,是子孙万世的福利!”

    石显是中书令,刘更生的奏章石显当然是能看到的了。

    石显看过刘更生的这一奏章,更加痛恨周堪他们了。

    恰在这年的盛夏,天气突然变冷,太阳昏暗无光。

    石显便向皇上上奏书,说这种灾异现象都是因为朝廷任用周堪和张猛等人才出现的。

    周堪当过几年皇上的老师,皇上对周堪还是非常了解的。

    他心里很器重周堪,可是又担心石显等人不断的毁谤进谗,无法取得大家的信任。

    这也就是说,其实汉元帝心里非常清楚,周堪等人是遭石显毁谤的。

    可他就是没办法扭转这种局面。

    当时的长安县令杨兴,因为富有才能,得到皇上的宠信,经常称誉周堪,皇上想借助杨兴的赞美,来重用周堪,于是,就问杨兴说:“朝廷上的大臣常常争论光禄勋的不是,这是为什么呢?”

    杨兴这人,虽有才能,但却是一个善变的人,他误解的皇上的用意,以为皇上是在疑惑周堪,于是就想顺着皇上的旨意,回答说:“周堪这种人,不但不容于朝廷,就是在乡里,也会遭到非议啊!臣看到众人说周堪和刘更生等人商议毁谤皇上的骨肉近亲,认为该杀;臣从前上书说周堪不可以去伤害他,这是为国示恩啊!”

    本来皇上是想听到杨兴赞许周堪的,不成想,这杨兴反倒也毁谤起周堪来了。

    于是,皇上就接着杨兴的话茬,问道:“如此的话,那么将用什么罪名去诛罚他呢?现在该怎么办呢?”

    杨兴说:“臣认为可以颁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封邑三百户,不要让他主持政务了。这样一来,圣君也不至于忘失了师傅的恩惠,这是最周全的处理。”

    令人不解的是,听完全杨兴的话后,汉元帝竟然真的开始对周堪有了疑心。

    也由此可以看出,石显之所以能得逞,完全不在于石显有多大的能耐,而根本在于皇上偏听偏信。

    在周堪这件事上,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诸葛丰。

    诸葛丰,字少季,琅琊诸县(山东诸城)人,西汉官员,三国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先祖。

    诸葛丰自幼聪慧,读经阅史,曾为御史大夫贡禹属官,后荐举为文学侍御史。

    汉元帝时,曾授其为司隶校尉,继而长为光禄大夫。

    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之小人恨之入骨。

    后因弹劾权臣,皇帝不允,被降为城门校尉。不久被免官,贬为庶人,后老死家中。

    琅琊诸县人诸葛丰,因通晓经术而做郡文学,以特别刚直而闻名。贡禹任御史大夫时,任命诸葛丰为属官,并推荐他为侍御史。

    后汉元帝提拔诸葛丰做司隶校尉,他侦察揭发没有回避任何人,京师人送了他个俗语:“间何阔,逢诸葛。“

    汉元帝欣赏他的高尚节操,提升他为光禄大夫。

    当时侍中许章凭外戚亲属关系位尊,为君王所亲近。

    奢侈淫逸不守法度,他门下宾客犯法,都与许章相勾连。

    诸葛丰考察并弹劾许章,准备上奏他的事情,恰逢许章私自外出,诸葛丰停下车举起符节诏许章说:

    “下车!“

    打算拘捕他。

    许章处境困迫,急忙赶着车子逃去,诸葛丰追赶他。

    许章趁势跑进宫门,向汉元帝乞求哀怜,诸葛丰亦向汉元帝上奏许章不法,汉元帝便下令收回诸葛丰的符节。

    从诸葛丰开始,历史上的司隶校尉不再掌握符节了。

    诸葛丰上书推辞说:“臣丰低能胆小,文不足以鼓励他人从善,武不足以捉拿邪恶。

    陛下不估量臣能否任命为司隶校尉,没有什么效劳表现,又提高臣的职位任光禄大夫,官位高了职责也重了,不是臣应当在的位置。

    又被年岁衰暮逼迫,常担心有一天会忽然死去,没有什么来报答皇上的厚恩,使评论是非之士和讽谏之臣没有补益,长久地得到一个白吃饭的名声。

    所以常常希望抛弃性命,不待时机就斩奸臣之首,悬在都市,把他罪恶写在简牍上,使四方人知道干坏事的处罚,然后退下来被斧钺斩首,实在是臣心甘情愿的。

    仅凭布衣之交,尚且还有结为生死与共的朋友,今凭四海之大,竟无为节操和友谊而伏死的大臣,都苟合曲从讨好,循私挠法相互包庇,顾私门利益,忘记国家政事。

    邪恶污秽之气上感于天,因此灾异屡现,百姓贫困。

    这是臣下不忠的结果,臣实在以此为耻不止。

    凡是有人情的莫不想安存而恶危亡的,然而忠臣正直之士不逃避祸患的,的确是为国君啊。

    今陛下如天覆地载一样,于物没有不容纳的,派尚书令尧赐臣丰书说:'司隶侦察揭发不守法纪,奖善惩恶,不能独断专行,避免出现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顺从经术意思。'

    真是恩深德厚,臣丰顿首幸运得很。

    臣私下非常愤懑,希望赐予臣清闲,望陛下裁决。“

    汉元帝没有应允。

    此后,诸葛丰的意见更加不被汉元帝所采纳,于是他又上书说:“臣听说伯奇为人孝顺却被父亲抛弃,伍子胥忠心却被国君杀害,鲁隐公慈爱却被弟弟杀死,叔武尊敬兄长却被哥哥杀戮。

    凭这四子的高尚行为,屈平的才能,然而还是不能使自己表白反而被杀戮,难道这些还不足以昭示世人吗?

    如果让臣杀身来治国,被诛来显扬国君,臣的确愿意。

    惟独怕没有补益,却被众多的邪恶之人所排斥,让谗夫得逞,正直之路被阻塞,忠臣丧气,智士塞口,这是愚臣所惧怕的事啊。“

    诸葛丰于同年春夏之际,遭捕判罪,在位的官员多议论他的不是。

    汉元帝调诸葛丰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上书告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

    汉元帝却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乃下诏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屡次称赞周堪、张猛之美。

    诸葛丰前任司隶校尉,不顺应四季,治理法度,专作苛暴,来获取虚威,朕不忍心交法官审讯,让他做城门校尉。

    他不内心反省自己,却反怨周堪、张猛,来求报怨,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恣意毁人声誉,不顾前言,真是特别不忠实的人。朕可怜诸葛丰年纪老了,不忍心加刑,就把他免官做庶人吧。“

    诸葛丰就这样被免官,贬为庶人,后老死家中。

    诸葛丰原是掌管督察百官以及三辅各郡的司隶校尉。

    因为他为人刚直,与众不同,闻名于朝廷,好几次冒犯贵戚,使得很多在位的人都说他坏话。

    后来在春生夏长的时候,以不顺天时而去拘捕审治人犯,遭到处罚,被降为掌管长安各城门守备的城门校尉。

    不知为什么诸葛丰竟也上书告发周堪和张猛的罪状。

    汉元帝不以为诸葛丰所告发的有理,就下诏令给御史大夫,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和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廷为官的时候,经常称赞周堪和张猛的美善。

    诸葛丰以前是司隶校尉,因为不能顺应四时,修饰法度,专尚苛暴,以得虚威;朕不忍心把他下给司法官吏去治罪,所以贬他为城门校尉。

    他却不知内自反省,反而怨恨了周堪和张猛,以求报复,举告毫无证据的言辞,揭发难有佐验的罪名,是毁是誉,随意指责,不顾前言周堪和张猛的美好,今则攻讦他的过失,先后相违,没有比这更无信的了。

    朕怜惜诸葛丰的年老,不忍心加给他刑罚,现在要免他为平民。”

    皇上又接着说:“诸葛丰举告周堪和张猛的贞信不立,朕因为怜惜他们而不去治罪,同时也爱惜他们才能未能有所发挥,所以现在降周堪为河东太守,降张猛为槐里令。”

    回过头来,认真分析为什么汉元帝对周堪和张猛会有这样的处理结果,最为直接的感觉就是,除了皇上不明事理,不分是非外,恐怕找不出别的原因了。

    初元年间,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都担任给事中。

    萧望之领尚书事,知道石显专权奸邪,陈述其意见说:“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国家政权的关键,应该让公正通明的人担任此职。

    汉武帝日夜游宴后宫,所以重用宦官,这不符合旧的规定。

    不应该让宦官担任中书之职,响应古代礼制,不能让刑余之人接近皇帝。“

    元帝没有采纳萧望之的建议,因此萧望之惹得石显非常恼怒。

    后来萧望之等人都遭到石显的迫害,萧望之被逼自尽,周堪、刘更生被废官禁锢,不再任用,有关这些内容见于《望之传》。

    后来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人都密上奏章,常在被皇帝召见时揭发石显的短处。

    石显派人打探其事,定其罪过,京房、贾捐之被弃市,张猛自杀于公车署内,陈咸一人抵罪,被剃去头发,服城旦之刑。

    后来郑地长官苏建得到石显私信把它上奏皇帝,石显后来便以别的理由判其死罪。

    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大臣官员都非常害怕石显,不敢轻举妄动。

    石显又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党羽,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都可以获得高官显位。

    石显看到左将军冯奉世父子身为公卿非常有声望,冯奉世的女儿又是皇帝内宫的昭仪,因此想依附他,于是石显向皇帝推荐昭仪的哥哥谒者冯逡,说冯逡性情严整,可以在宫中侍奉。

    皇帝因此召见冯逡,想任命冯逡担任侍中,冯逡趁机要求秘密地对皇上讲一些事情。

    皇帝听到冯逡说石显专权非常愤怒,立即罢免冯逡,去当郎官。

    后来御史大夫空缺,群臣都举荐冯逡之兄大鸿胪冯野王品行才能无与伦比,皇帝以此问石显,石显说:“九卿之中没有谁能比野王更胜任此职。

    不过,野王是昭仪的亲兄,我担心后代人认为陛下不用众多贤才,亲近后宫嫔妃的亲属,让其担任三公之职。“

    皇帝说:“好,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于是下诏书赞美野王,却废弃而不重用他,有关这些情况见于《野王传》。

    石显知道自己专权的事情广为人知,担心一旦皇帝手下人侦知自己的情况,能够离间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所以常常向皇帝主动坦白自己的过错,显示自己,拿一封信为验证。

    石显曾出宫到官署征用民力财物,石显事先向皇帝说明,担心宫门关闭不能进来,请求皇帝派人降诏让门吏届时开门。

    皇帝答应了。

    石显故意迟至深夜才回来,称皇帝有诏让人开门而入。

    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权,伪造皇帝诏书私开宫门,皇帝听说,笑着把那上书给石显看。

    石显趁机哭泣说:“陛下非常偏爱小人,把政事交给我处理,大臣们无不嫉妒,他们老想陷害我;像这样上书害我的事情肯定不止一件,希望圣明的皇帝要了解我的忠心和处境。

    我低微卑贱,确实没有能力让自己使万众都快乐起来,也担当不了天下人的怨恨,我要求归还掌管国家枢机的重要官职,接受在后宫中打扫台阶的差役,死而无憾!

    希望陛下您哀怜我,使我能平安的活下去。“

    皇帝认为他讲的都属实,很同情他,多次慰劳、勉励石显,更增加赏赐。

    这样,石显得到的赏赐以及众朝臣巴结他而送的礼资多达一万万。

    当初,石显听到众人议论纷纷说他杀了前将军萧望之。

    萧望之是当世大儒,很有影响;石显害怕天下饱学之士讥讽诽谤自己,因此如何处理这件事成为他的心病。

    这时,明经著节士琅琊贡禹担任谏大夫,石显趁机派人向贡禹问好,想拉拢他。

    石显把贡禹推荐给皇帝,越过九卿,直接当上了御史大夫,礼节非常完备。

    喜欢评论的人因此称颂石显,认为石显并不嫉妒和讲萧望之的坏话。

    石显就是像这样处心积虑玩弄阴谋诡计逃脱祸患,取信于皇帝的。

    元帝晚年卧病,当时定陶恭王很受元帝宠爱,但是石显拥护皇太子却非常积极有力。

    元帝死后,汉成帝刘骜刚继位,就把石显调到长信宫作中太仆,官禄是中二千石。

    石显失去依靠后,失权不到几个月,丞相御史就像皇帝列举石显以前的罪恶,他的党羽牢梁、陈顺都被免官。

    石显与其妻儿返回故乡,一路上忧心难安吃不下饭,死在路上。以前巴结石显获得一官半职的人都被罢免。

    少府五鹿充宗被降职做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降职为雁门都尉。

    长安又流传新的歌谣说:“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

    贡禹,字少翁,琅琊人。以精通经义、品行端正而著称,被征召为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辞官。

    后来又被推举为贤良,任河南令,在任一年多,因公事被府官指责,被迫脱帽谢罪。

    贡禹说:“帽子一旦摘下,岂能再戴!”

    于是辞官而去。

    汉元帝即位不久,征召贡禹为谏大夫,多次屈尊向他询问政事。

    当时,年成不好,农业歉收,各郡县封地处境困难,贡禹上奏说:“现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超越天道的情况由来已久了。承接衰微的局面,挽救混乱的礼制,恢复古代的教化,这一切都指望陛下您了。”

    元帝很欣赏贡禹的忠诚,就下令,升任贡禹为光禄大夫。

    不久,贡禹上书说:“我八十一岁了,耳朵听不清,眼睛也看不准了,不能再对国家对朝廷有所贡献了,我就是所说的有损朝廷形象的人了。希望能辞去官职,返回故里,若能如愿,便死而无憾了。”

    元帝批示说:“朕因为先生有伯夷的廉洁,史鱼的刚直,遵循经义据守古道,不盲目屈从世风,孜孜不倦为民请命,是当今俗世少见的高尚贤良的人,因而亲近先生,希望先生参与国政。

    如今还没来得及多听听先生的惊世之论,先生却说要隐退,难道是先生有什么遗憾不顺心的事吗?”

    此后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

    正赶上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便接替他担任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之位。

    自贡禹在朝为官后,多次评论政事得失,上书数十次。

    贡禹认为,古时人民没有赋算口钱的负担,从汉武帝征伐周边少数民族起,开始向老百姓征收重赋,百姓生养儿子长到三岁,便要开始交纳口钱,因此百姓十分困苦,以至于出现生下儿子便杀死的现象,实在是很悲惨可怜。

    应当规定小孩七岁换牙以后再交口钱,年满二十岁再开始交纳赋算。

    贡禹又建议说各处行宫别馆以及长乐宫的戍卫人员可以削减一大半,以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

    再有各官府的奴婢总共有十多万人,他们终日游戏玩耍,无所事事,还要靠征收百姓的赋税来供给他们衣食,每年费用达五六万之多,应当将他们免去奴婢身份成为庶人,给他们吃的,让他们代替关东戍卒。

    皇帝下诏,命令百姓生孩子七岁后再开始交纳口钱,这个规定从此开始。

    又停用了上林宫馆中那些皇帝很少临幸的处所,将各诸侯王庙的卫兵减少一半。

    其他方面元帝虽没有完全听从贡禹的建议,但很赞赏他的质朴耿直之心。

    贡禹又上疏,要求罢除郡国的宗庙,制定汉家宗庙亲尽则毁的礼制,都未能实行。

    贡禹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去世,元帝赐钱百万,任其子为郎,官至东郡都尉。

    萧望之下狱后,刘奭大惊,斥责石显为何这样。

    石显低头认错,但却暗中设下了连环套。

    石显和汉元帝说,陛下刚登基,就把老师关进了牢里。

    如果现在放了他,宣告他无罪,天下臣民会怎么看皇帝,刘奭心想,这很有道理,于是罢免了萧望之的官位。

    石显不断重复类似的模式陷害萧望之,而萧望之认为,皇帝在不清楚内部情况的时候,听取了宦官的建议来陷害忠良,作为皇帝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

    性格刚直的萧望之不愿忍受这样的羞辱,在自己家中自杀。

    刘奭得知此事非常伤心,绝食三日,哭得撕心裂肺,自己的老师是他精神的指示人,说死就死,实在不甘,左右侍臣也都感动地擦着眼泪,认为陛下果然是仁君。

    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之情,葬礼的规格很高,每年都派使者来祭拜老师,然而对于他老师被人陷害至死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来补偿他的老师,也没有去调查和惩罚那些陷害他老师的人。

    诚实的刘奭万万没有想到,宦官会拿皇帝当枪使。

    石显经常协助刘奭工作,但也经常从中偷鸡模狗,很多的忠臣告发石显,但是刘奭却把告发一事当作笑话告诉石显,石显知道自己布下的陷阱已经起作用了。

    于是便装作委屈,刘奭还给他金银抚慰,后来有人告发石显,汉元帝就置之不理。

    对内廷宦官都慷慨施恩的皇帝,足以证明他的性格缺陷很大。

    汉元帝毫无主见和建树

    父亲给他指定的三个辅政大臣,汉元帝一下子就杀了两个。剩下的一人在朝野并无权利,也没有发挥的空间,形同摆设。

    他之后的人生让弘恭和石显两个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

    其实,无论是儒家制度,还是皇家制度,本质上都是人治制度。

    制度改革必须由有能力的人设计并实行,否则效果会减半,甚至失败。

    很明显,汉元帝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儒学家。

    后来他虽然广招儒生,但质量乃至本质已经不能比了。

    宦官非常了解元帝的心理,汉元帝喜欢儒家学者,那么他们就找听话的儒者,推荐给他。

    年近八十的贡禹在官海浮沉中度过了平庸的一生。

    在石显的推荐下,他的地位逐渐上升。但是宦官有恩于他,对他们只能唯唯诺诺。

    受到史高举荐的匡衡也是如此。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生们才得以走上仕途的稳定道路。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只关注功名和权力,没有理想的庸俗的官迷。与贡禹、匡衡经历相同,被宦官或外戚提拔,得到元帝重用的儒臣还有很多。

    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却只想以禄保位。

    像萧望之那样。只追求天下的安定,而不追求名利的人是非常少的。

    汉元帝得到了这些背后的“名儒”,大为高兴,在他们的协助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政策。

    首先财政省用,停止修缮宫馆台阁,减少珍禽异兽的饲养,削减宫廷宿卫。

    还多次进行赈济,减轻赋税并减轻刑罚,其次加强儒学。

    他还将礼制改革,废除原有的郡国庙,确立京师庙。

    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保守制度,不让远在边疆地区的士兵对其他地区进行打压。

    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少。

    原因之一是这些规定没有切实惠及国家和人民。

    还有就是这些制度太过于理想化。

    最根本的原因是汉朝体制通知不达,有的制度只是虚张声势。

    为了使元帝加深对他们的依赖,宦官将捧杀汉元帝,让他去加入他想要实行的儒家之中。

    但是在那个时期,儒家的典籍已经很多并且很全面了,想要去学习儒家思想是不难实现的事情。

    而元帝将书中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再现在现实中,试图实现太平盛世,这非常不现实。

    在一些迂儒的推波助澜下,儒学复古主义的浪潮乘势而起,从那一时间开始,直到汉朝灭亡,都在蚕食着朝中的官员。

    汉元帝毫无主见,任由朝中小人陷害忠良,帮助他们最多的就是皇帝虽然他知道这些忠臣被宦官们设计坑害,但他也只是口头批评身边的宦官,并没有惩罚逼死萧望之的幕后操纵者,事后还纵容他们。

    这个宽仁,其实是愚蠢,宦官明目张胆,后来更加放纵。

    以萧望之为首的儒臣,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很高的统治能力和道德修养,而外戚和宦官,看重自己的权势和利益,缺乏对天下的责任和操守。

    汉元帝逼死萧望之,驱逐其他儒臣,重用宦官,等于是废弃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即使后来汉元帝重用儒臣,但他们也只有依靠宦官才能生存,而且宦官本身就心胸险恶,和这些儒臣在一起之后更是变本加厉。

    宦官干政下引起王朝衰败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外戚、宦官都是威胁着王权的存在。

    汉代王朝是秦以后的大一统朝代,皇帝们不可能不知道宦官当道的危险性。

    秦王朝历经两世灭亡时,宦官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汉武帝时期,武帝也是坚决铲除外戚和宦官,不让其他势力有机可乘,这给之后的皇帝也敲响了警钟,而汉元帝仿佛没有“听到”一样,依旧依赖宦官,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最后,在外戚,儒臣以及宦官这三股势力的斗争中,最终宦官胜利了。

    在这之后朝中的权力严重失衡。

    汉元帝也感染疾病,只能把权利交到宦官的手中,他们的权势日盛,无论是谁都害怕他们。

    汉元帝虽然是天子,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宦官石显手中。

    汉元帝的想法,作为封建社会的皇帝,只能说太过于幼稚了。

    石显不仅与宫廷内的太监结成內患,还与契丹等外戚势力勾结,并在朝中结盟了许多有风气的儒臣。

    这也让汉朝的内部和外部都变得乌烟瘴气,汉元帝的权利被进一步削弱,京房曾告诫人们不要轻信宦官,但元帝对此一无所知,还毫无作为,这也让石显的权利更大,曾经发布对他们不利言论的京房也被驱逐,后来直接被处死。

    石显虽然擅长权术,但缺乏治国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使国家陷入瘴气之中。

    总而言之,元帝之所以被认为导致了西汉的没落,是因为元帝在当政期间,赋予了宦官和外戚很大的权力,使他们的影响力减弱。

    而且,由于这种权力的转移,民间的百姓生活困苦,再加上那段时期天灾频发,汉朝走向下坡路也在情理之中。

    在人治时代,并立的制度和法则并不是国家强盛或衰退的原因。身处高位的皇帝才是决定一切的源头。

    加入皇帝没有把他父皇留下来的忠臣杀害,没有宠信奸佞的宦官,如果元帝对儒学纸上谈兵,汉朝可能是另一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