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49年，汉宣帝病重，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傅周堪召入宫中，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任命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都拜受遗诏，辅佐国事，掌领尚书事，职典枢机。

    这年冬天十二月初七，汉宣帝在未央宫驾崩。二十六日，太子刘奭即皇帝位，是为汉元帝。

    萧望之和周堪都有教导天子的旧恩，所以很得天子的信任。

    然而，由于汉元帝刚刚即位，加之他不愿多事更张，使得中书仅弘恭和仆射石显实际掌握了朝中的权力。

    萧望之和周堪也因此被弘恭和石显构陷，萧望之被免职，周堪和刘更生被废为平民。

    不过，没过几个月，皇上又下诏征召周堪和刘更生，想要任用他们为谏大夫。

    后来，又因为弘恭和石显的建议，都改任为中郎了。

    汉元帝可真是个没有主见的主儿。

    前47年，中书令弘恭去世，石显被任命为中书令。

    到了第二年，即前46年，汉元帝又擢升周堪为光禄勋。同时，周堪的学生张猛被任命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两人很受皇上的信任。

    到了前43年的九月，下了霜冻，庄稼被冻坏，天下闹大饥荒。

    丞相于定国和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以及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为发生了灾情变异，向皇上请示辞职。

    汉元帝批准了他们的辞呈，并赐给他们可以坐乘的安车和驷马，还有六十斤的黄金。

    薛广德，博学多识，为人温雅宽容，薛广德最初是由萧望之聘用，后入朝庭。

    汉代聘用制度，表明当时用人制的先进性，有利于选拨贤才。

    儒者贡禹、薛广德等则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以经术晋升公卿之位者始终占有很高的比例。

    在元帝时代，薛广德、贡禹、韦玄成、匡衡等儒学之士都曾列居高官。

    薛广德在朝中为政的最大特点就是直言进谏，有时甚至不给皇帝情面。

    薛广德曾上书数十次，他上书言事首先援引古事，然后征引典籍。他的很多建议，元帝都采纳了。

    贡禹死后，汉元帝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当日到任未久，适值永光元年春日，元帝驾幸甘泉，郊祭泰畤，行礼已毕，元帝忘乎所以，欲在其地射猎。

    广德认为这样会严重影响当地百姓的生活，于是上书谏阻。

    说当地百姓因为皇帝狩猎而流离失所，希望皇帝体恤百姓的疾苦。元帝认为言之有理，就与光禄大夫张猛等立即回宫了。

    薛广德和张猛是汉元帝时期的两位大臣，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冒死进谏。

    有一次，汉元帝准备去宗庙祭祀，为了显示自己的排场，他打算乘豪华楼船出游。

    薛广德觉得这样做太劳民伤财了，而且与朝廷的礼制不符，按照惯例皇帝祭祀出行应当乘车马，于是他脱下帽子磕头进谏道:“皇上应该从桥上前往。“

    其实，它的真正意思是，皇上祭祀出行应当乘车马而不是楼船，应当走陆路而不是水路。

    汉元帝听了，当然很不高兴，但并没有发作，只是说:大夫您戴上帽子吧。

    可薛广德哪里肯轻易放弃，他于是威胁皇上:“陛下如果不听取臣的意见，臣就要当场自刎，以血溅污陛下的车轮，使陛下不能够进入宗庙!“

    这下汉元帝可是龙颜大怒了，眼看灾难就要降临薛广德头上，站在一旁的张猛赶紧出来打圆场:“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

    走水路危险，走陆路就安全得多，圣明的君主是不可以冒着危险行事的。皇上还是听从御史大夫的建议吧。

    张猛的话和薛广德是一个意思，但是这话说出来就中听多了。

    汉元帝的怒气消去大半，想想薛广德只是不善言辞，可为人耿直，对朝廷忠心，是难得的良臣，再说自己的做法本来就不太合理，既然张猛都给了自己台阶，不如就听从他们的意见，给他们一个面子。

    就这样，汉元帝最后还是乘车马去祭祀了。

    汉元帝永光元年，薛广德为御史大夫不过数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

    元帝以灾害连连，人民流亡，下诏责问三公。

    皇帝批准了他的辞呈，赐给他安车驷马和六十斤黄金。

    薛广德便驾车东归沛地退隐，广德回到沛郡，地方官员亲自到边界上来迎接他，而沛这个地方的人们也以他的到来感到荣耀。

    薛广德后来把皇帝赐的安车悬挂起来，留给后世子孙。因此，悬车有荣退之意。

    西汉大臣韦玄成，年轻时继承父业，通晓儒经。

    他在士人面前特别谦虚恭敬，出门遇上所认识的人步行，总是叫跟随的人下车，用车送所认识的人。

    对于贫穷和地位低下的人，他更加尊敬。

    由于他的好名声一天天流传，加上他通晓儒家经典，便被由常侍骑提拔为谏大夫，改任大河郡(治今山东省东平县东)都尉。

    当初，韦玄成的二哥韦弘任太常丞，负责宗庙祭祀，管理各处陵墓，事务繁杂，多犯过错。

    由于大哥韦方山早逝，其父便认为应该让韦弘自己请求辞职，以做他爵位的继承人。

    而韦弘怀着谦让爵位继承人的打算，不肯辞职。

    等到韦贤病重时，韦弘终于因宗庙的事而获罪下狱。

    家中询问韦贤应该由谁继承爵位，韦贤因韦弘不按他的意图行事，愤恨而不肯说。

    这时，韦贤的门生和族人共同商议，假托韦贤遗嘱，叫韦玄成做爵位继承人。

    韦玄成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听说要让自己继承爵位，而他知道这不是父亲的本意，便假装疯狂，胡言乱语，借着有病，不肯应命。

    韦玄成一向很有名气，士大夫们大多看出他是假装有病，想将爵位让给哥哥。

    于是，有关人士写信严厉地批评他，而他的朋友中有人又上书皇帝说不要委屈他。

    丞相和御史大夫以他假装有病来弹劾他。事情闹大了。

    宣帝传下诏书，说不要弹劾了，召他来见我。

    韦玄成迫不得已，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宣帝赞赏他的节操，任命他为河南郡太守，任命他的哥哥韦弘为东海郡太守。

    几年以后，韦玄成被征召担任未央宫卫尉，改任太常。

    后来因与原平通侯杨恽交情深厚，受到牵连。

    杨恽被杀后，他虽被免去官职，但列侯的爵位仍在。

    一次，他以列侯身份陪祀惠帝祠庙时，因清晨天雨路滑，他未驾驷马之车而骑马前往，被认为有罪，削除封国，降为关内侯。

    他对此极为伤痛，觉得对不住祖宗。

    后来，宣帝为了教育他的次子淮阳王刘钦，便征召韦玄成，任命他为淮阳国中尉。

    当时，刘钦年幼，尚未前往封国，韦玄成遂接受诏命，参加了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会议是由宣帝亲自主持召集的一次学术会议。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

    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下诏让韦玄成跟太子太傅萧望之及刘向、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精通“五经“的著名儒生，在长安城内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

    黄龙元年，宣帝去世，刘奭即位，是为元帝。元帝任命韦玄成为少傅，又升任为太子太傅，直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永光二年春，接替于定国担任丞相。他在受到贬黜的10年之后，终于继承了父亲韦贤所曾担任的丞相职位，恢复了扶阳侯的封国，荣耀一时。

    由于父子二人都是以通晓儒经官至丞相的，所以邹鲁一带流传的谚语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传给一部儒经。“

    韦玄成担任了7年丞相，于建昭三年去世。

    旧史评论说，他在坚守正道和老成稳重方面赶不上父亲韦贤，但他的文章风采却超过了他的父亲。

    白虎观会议，是指东汉章帝时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

    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

    但是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

    虽然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

    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汉章帝建初四年，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于当时乃是朝廷修缮儒学之所。

    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

    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

    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

    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

    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

    东汉初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

    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

    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

    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

    章帝建初四年，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

    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

    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

    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当年冬十一月壬戌，章帝邀集名儒、诸王集于白虎观，由五官中郎将魏应代表皇帝发问，其后各家儒生加以讨论，形成共识后由侍中淳于恭加以回答，此后章帝再亲自决定对此答案是否满意。

    在白虎观会议上，涉及性的话题也不少，比如，经过群臣和名儒郑重讨论，最后由皇帝拍板，规定了人们应该和未满50岁的妾同房多少次。

    这可能是因为贵族子弟从10岁到20岁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这个问题需要重视。

    会议连续举行了一个多月，会后，班固奉旨对会议内容加以总结，写成《白虎通义》四卷。

    会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白虎观会议把谶纬学说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

    白虎观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国倡导学术自由的里程碑。

    史高退休，石显在朝廷中失去了他最大的靠山，所以内心惧怕周堪和张猛等人。

    也因此，他一有机会就想法毁谤他们。

    刘更生深知石显的为人，他担心周堪和张猛等人再会遭到石显的危害，就向汉元帝上书，劝谏皇上，说：

    臣听说虞舜任命九名大臣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很有风范，彼此谦让，显出一片祥和的样子。

    在朝廷上的大臣都能很融洽地相处，百姓也都能同心协力，团结在一起，所以当箫《韶》九奏以后，凤凰因感至而来仪。

    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因为朝廷不和，彼此相诽怨，于是发生了日蚀、月蚀、地震，使得百川泛滥，山谷崩裂，寒暑霜雪也都失去了它的节序。

    由此看来，和气可以致详，戾气便会带来灾异，多祥和之气的国家，就能得到平安；灾异频繁的国家就很危险了。

    这是天地间的常道，古今所一致认同的义理。

    现在陛下开创夏商周三代的功业，招揽文学才士，待以优柔宽大，使得有贤德的人都能被进用。

    “可是，现在竟变得贤佞混杂，是非不分，邪正错乱，忠奸并用。

    朝廷的大臣，彼此意见不同，各相违背，互有毁谤，搬弄是非。

    当公正的大臣被进用的时候，那便是太平治世的表征；而公正的大臣被陷害的时候，就是灾乱的征兆。

    从初元以来到现在，已有六年了，在《春秋》上所记载的，六年之中所发生的灾变，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

    追究所以会如此的原因，那是由于一些谗邪的人也被进用的关系。

    “现在那些邪佞的人，渗透在贤臣之中，和贤人们并立在朝廷上，朋党合谋，去善归恶，空言无实，常常危言耸听，歪曲事实，希望能改移主上的心意，如果贸然便采纳了佞人的言论，这就是天地所以先行示戒，各种灾害变异所以交相发生的原因。

    “追究秦始皇、鲁定公消退贤人的情形，取以为戒，放逐邪佞的党派，大开引进正人君子的途径，断绝疑心，区别善恶，使不再犹豫不决，使是非彰明可知。

    那么，各种灾异自然就会消失，所有的祥瑞就会同样涌来。这是太平盛世的基业，是子孙万世的福利！”

    石显是中书令，刘更生的奏章石显当然是能看到的了。

    石显看过刘更生的这一奏章，更加痛恨周堪他们了。

    恰在这年的盛夏，天气突然变冷，太阳昏暗无光。

    石显便向皇上上奏书，说这种灾异现象都是因为朝廷任用周堪和张猛等人才出现的。

    周堪当过几年皇上的老师，皇上对周堪还是非常了解的。

    他心里很器重周堪，可是又担心石显等人不断的毁谤进谗，无法取得大家的信任。

    这也就是说，其实汉元帝心里非常清楚，周堪等人是遭石显毁谤的。

    可他就是没办法扭转这种局面。

    当时的长安县令杨兴，因为富有才能，得到皇上的宠信，经常称誉周堪，皇上想借助杨兴的赞美，来重用周堪，于是，就问杨兴说：“朝廷上的大臣常常争论光禄勋的不是，这是为什么呢？”

    杨兴这人，虽有才能，但却是一个善变的人，他误解的皇上的用意，以为皇上是在疑惑周堪，于是就想顺着皇上的旨意，回答说：“周堪这种人，不但不容于朝廷，就是在乡里，也会遭到非议啊！臣看到众人说周堪和刘更生等人商议毁谤皇上的骨肉近亲，认为该杀；臣从前上书说周堪不可以去伤害他，这是为国示恩啊！”

    本来皇上是想听到杨兴赞许周堪的，不成想，这杨兴反倒也毁谤起周堪来了。

    于是，皇上就接着杨兴的话茬，问道：“如此的话，那么将用什么罪名去诛罚他呢？现在该怎么办呢？”

    杨兴说：“臣认为可以颁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封邑三百户，不要让他主持政务了。这样一来，圣君也不至于忘失了师傅的恩惠，这是最周全的处理。”

    令人不解的是，听完全杨兴的话后，汉元帝竟然真的开始对周堪有了疑心。

    也由此可以看出，石显之所以能得逞，完全不在于石显有多大的能耐，而根本在于皇上偏听偏信。

    在周堪这件事上，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诸葛丰。

    诸葛丰，字少季，琅琊诸县(山东诸城)人，西汉官员，三国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先祖。

    诸葛丰自幼聪慧，读经阅史，曾为御史大夫贡禹属官，后荐举为文学侍御史。

    汉元帝时，曾授其为司隶校尉，继而长为光禄大夫。

    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之小人恨之入骨。

    后因弹劾权臣，皇帝不允，被降为城门校尉。不久被免官，贬为庶人，后老死家中。

    琅琊诸县人诸葛丰，因通晓经术而做郡文学，以特别刚直而闻名。贡禹任御史大夫时，任命诸葛丰为属官，并推荐他为侍御史。

    后汉元帝提拔诸葛丰做司隶校尉，他侦察揭发没有回避任何人，京师人送了他个俗语:“间何阔，逢诸葛。“

    汉元帝欣赏他的高尚节操，提升他为光禄大夫。

    当时侍中许章凭外戚亲属关系位尊，为君王所亲近。

    奢侈淫逸不守法度，他门下宾客犯法，都与许章相勾连。

    诸葛丰考察并弹劾许章，准备上奏他的事情，恰逢许章私自外出，诸葛丰停下车举起符节诏许章说:

    “下车!“

    打算拘捕他。

    许章处境困迫，急忙赶着车子逃去，诸葛丰追赶他。

    许章趁势跑进宫门，向汉元帝乞求哀怜，诸葛丰亦向汉元帝上奏许章不法，汉元帝便下令收回诸葛丰的符节。

    从诸葛丰开始，历史上的司隶校尉不再掌握符节了。

    诸葛丰上书推辞说:“臣丰低能胆小，文不足以鼓励他人从善，武不足以捉拿邪恶。

    陛下不估量臣能否任命为司隶校尉，没有什么效劳表现，又提高臣的职位任光禄大夫，官位高了职责也重了，不是臣应当在的位置。

    又被年岁衰暮逼迫，常担心有一天会忽然死去，没有什么来报答皇上的厚恩，使评论是非之士和讽谏之臣没有补益，长久地得到一个白吃饭的名声。

    所以常常希望抛弃性命，不待时机就斩奸臣之首，悬在都市，把他罪恶写在简牍上，使四方人知道干坏事的处罚，然后退下来被斧钺斩首，实在是臣心甘情愿的。

    仅凭布衣之交，尚且还有结为生死与共的朋友，今凭四海之大，竟无为节操和友谊而伏死的大臣，都苟合曲从讨好，循私挠法相互包庇，顾私门利益，忘记国家政事。

    邪恶污秽之气上感于天，因此灾异屡现，百姓贫困。

    这是臣下不忠的结果，臣实在以此为耻不止。

    凡是有人情的莫不想安存而恶危亡的，然而忠臣正直之士不逃避祸患的，的确是为国君啊。

    今陛下如天覆地载一样，于物没有不容纳的，派尚书令尧赐臣丰书说:'司隶侦察揭发不守法纪，奖善惩恶，不能独断专行，避免出现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顺从经术意思。'

    真是恩深德厚，臣丰顿首幸运得很。

    臣私下非常愤懑，希望赐予臣清闲，望陛下裁决。“

    汉元帝没有应允。

    此后，诸葛丰的意见更加不被汉元帝所采纳，于是他又上书说:“臣听说伯奇为人孝顺却被父亲抛弃，伍子胥忠心却被国君杀害，鲁隐公慈爱却被弟弟杀死，叔武尊敬兄长却被哥哥杀戮。

    凭这四子的高尚行为，屈平的才能，然而还是不能使自己表白反而被杀戮，难道这些还不足以昭示世人吗?

    如果让臣杀身来治国，被诛来显扬国君，臣的确愿意。

    惟独怕没有补益，却被众多的邪恶之人所排斥，让谗夫得逞，正直之路被阻塞，忠臣丧气，智士塞口，这是愚臣所惧怕的事啊。“

    诸葛丰于同年春夏之际，遭捕判罪，在位的官员多议论他的不是。

    汉元帝调诸葛丰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上书告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

    汉元帝却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乃下诏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屡次称赞周堪、张猛之美。

    诸葛丰前任司隶校尉，不顺应四季，治理法度，专作苛暴，来获取虚威，朕不忍心交法官审讯，让他做城门校尉。

    他不内心反省自己，却反怨周堪、张猛，来求报怨，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恣意毁人声誉，不顾前言，真是特别不忠实的人。朕可怜诸葛丰年纪老了，不忍心加刑，就把他免官做庶人吧。“

    诸葛丰就这样被免官，贬为庶人，后老死家中。

    诸葛丰原是掌管督察百官以及三辅各郡的司隶校尉。

    因为他为人刚直，与众不同，闻名于朝廷，好几次冒犯贵戚，使得很多在位的人都说他坏话。

    后来在春生夏长的时候，以不顺天时而去拘捕审治人犯，遭到处罚，被降为掌管长安各城门守备的城门校尉。

    不知为什么诸葛丰竟也上书告发周堪和张猛的罪状。

    汉元帝不以为诸葛丰所告发的有理，就下诏令给御史大夫，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和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廷为官的时候，经常称赞周堪和张猛的美善。

    诸葛丰以前是司隶校尉，因为不能顺应四时，修饰法度，专尚苛暴，以得虚威；朕不忍心把他下给司法官吏去治罪，所以贬他为城门校尉。

    他却不知内自反省，反而怨恨了周堪和张猛，以求报复，举告毫无证据的言辞，揭发难有佐验的罪名，是毁是誉，随意指责，不顾前言周堪和张猛的美好，今则攻讦他的过失，先后相违，没有比这更无信的了。

    朕怜惜诸葛丰的年老，不忍心加给他刑罚，现在要免他为平民。”

    皇上又接着说：“诸葛丰举告周堪和张猛的贞信不立，朕因为怜惜他们而不去治罪，同时也爱惜他们才能未能有所发挥，所以现在降周堪为河东太守，降张猛为槐里令。”

    回过头来，认真分析为什么汉元帝对周堪和张猛会有这样的处理结果，最为直接的感觉就是，除了皇上不明事理，不分是非外，恐怕找不出别的原因了。

    初元年间，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都担任给事中。

    萧望之领尚书事，知道石显专权奸邪，陈述其意见说:“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国家政权的关键，应该让公正通明的人担任此职。

    汉武帝日夜游宴后宫，所以重用宦官，这不符合旧的规定。

    不应该让宦官担任中书之职，响应古代礼制，不能让刑余之人接近皇帝。“

    元帝没有采纳萧望之的建议，因此萧望之惹得石显非常恼怒。

    后来萧望之等人都遭到石显的迫害，萧望之被逼自尽，周堪、刘更生被废官禁锢，不再任用，有关这些内容见于《望之传》。

    后来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人都密上奏章，常在被皇帝召见时揭发石显的短处。

    石显派人打探其事，定其罪过，京房、贾捐之被弃市，张猛自杀于公车署内，陈咸一人抵罪，被剃去头发，服城旦之刑。

    后来郑地长官苏建得到石显私信把它上奏皇帝，石显后来便以别的理由判其死罪。

    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大臣官员都非常害怕石显，不敢轻举妄动。

    石显又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党羽，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都可以获得高官显位。

    石显看到左将军冯奉世父子身为公卿非常有声望，冯奉世的女儿又是皇帝内宫的昭仪，因此想依附他，于是石显向皇帝推荐昭仪的哥哥谒者冯逡，说冯逡性情严整，可以在宫中侍奉。

    皇帝因此召见冯逡，想任命冯逡担任侍中，冯逡趁机要求秘密地对皇上讲一些事情。

    皇帝听到冯逡说石显专权非常愤怒，立即罢免冯逡，去当郎官。

    后来御史大夫空缺，群臣都举荐冯逡之兄大鸿胪冯野王品行才能无与伦比，皇帝以此问石显，石显说:“九卿之中没有谁能比野王更胜任此职。

    不过，野王是昭仪的亲兄，我担心后代人认为陛下不用众多贤才，亲近后宫嫔妃的亲属，让其担任三公之职。“

    皇帝说:“好，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于是下诏书赞美野王，却废弃而不重用他，有关这些情况见于《野王传》。

    石显知道自己专权的事情广为人知，担心一旦皇帝手下人侦知自己的情况，能够离间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所以常常向皇帝主动坦白自己的过错，显示自己，拿一封信为验证。

    石显曾出宫到官署征用民力财物，石显事先向皇帝说明，担心宫门关闭不能进来，请求皇帝派人降诏让门吏届时开门。

    皇帝答应了。

    石显故意迟至深夜才回来，称皇帝有诏让人开门而入。

    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权，伪造皇帝诏书私开宫门，皇帝听说，笑着把那上书给石显看。

    石显趁机哭泣说:“陛下非常偏爱小人，把政事交给我处理，大臣们无不嫉妒，他们老想陷害我;像这样上书害我的事情肯定不止一件，希望圣明的皇帝要了解我的忠心和处境。

    我低微卑贱，确实没有能力让自己使万众都快乐起来，也担当不了天下人的怨恨，我要求归还掌管国家枢机的重要官职，接受在后宫中打扫台阶的差役，死而无憾!

    希望陛下您哀怜我，使我能平安的活下去。“

    皇帝认为他讲的都属实，很同情他，多次慰劳、勉励石显，更增加赏赐。

    这样，石显得到的赏赐以及众朝臣巴结他而送的礼资多达一万万。

    当初，石显听到众人议论纷纷说他杀了前将军萧望之。

    萧望之是当世大儒，很有影响;石显害怕天下饱学之士讥讽诽谤自己，因此如何处理这件事成为他的心病。

    这时，明经著节士琅琊贡禹担任谏大夫，石显趁机派人向贡禹问好，想拉拢他。

    石显把贡禹推荐给皇帝，越过九卿，直接当上了御史大夫，礼节非常完备。

    喜欢评论的人因此称颂石显，认为石显并不嫉妒和讲萧望之的坏话。

    石显就是像这样处心积虑玩弄阴谋诡计逃脱祸患，取信于皇帝的。

    元帝晚年卧病，当时定陶恭王很受元帝宠爱，但是石显拥护皇太子却非常积极有力。

    元帝死后，汉成帝刘骜刚继位，就把石显调到长信宫作中太仆，官禄是中二千石。

    石显失去依靠后，失权不到几个月，丞相御史就像皇帝列举石显以前的罪恶，他的党羽牢梁、陈顺都被免官。

    石显与其妻儿返回故乡，一路上忧心难安吃不下饭，死在路上。以前巴结石显获得一官半职的人都被罢免。

    少府五鹿充宗被降职做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降职为雁门都尉。

    长安又流传新的歌谣说:“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

    贡禹，字少翁，琅琊人。以精通经义、品行端正而著称，被征召为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辞官。

    后来又被推举为贤良，任河南令，在任一年多，因公事被府官指责，被迫脱帽谢罪。

    贡禹说：“帽子一旦摘下，岂能再戴!”

    于是辞官而去。

    汉元帝即位不久，征召贡禹为谏大夫，多次屈尊向他询问政事。

    当时，年成不好，农业歉收，各郡县封地处境困难，贡禹上奏说：“现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超越天道的情况由来已久了。承接衰微的局面，挽救混乱的礼制，恢复古代的教化，这一切都指望陛下您了。”

    元帝很欣赏贡禹的忠诚，就下令，升任贡禹为光禄大夫。

    不久，贡禹上书说：“我八十一岁了，耳朵听不清，眼睛也看不准了，不能再对国家对朝廷有所贡献了，我就是所说的有损朝廷形象的人了。希望能辞去官职，返回故里，若能如愿，便死而无憾了。”

    元帝批示说：“朕因为先生有伯夷的廉洁，史鱼的刚直，遵循经义据守古道，不盲目屈从世风，孜孜不倦为民请命，是当今俗世少见的高尚贤良的人，因而亲近先生，希望先生参与国政。

    如今还没来得及多听听先生的惊世之论，先生却说要隐退，难道是先生有什么遗憾不顺心的事吗?”

    此后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

    正赶上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便接替他担任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之位。

    自贡禹在朝为官后，多次评论政事得失，上书数十次。

    贡禹认为，古时人民没有赋算口钱的负担，从汉武帝征伐周边少数民族起，开始向老百姓征收重赋，百姓生养儿子长到三岁，便要开始交纳口钱，因此百姓十分困苦，以至于出现生下儿子便杀死的现象，实在是很悲惨可怜。

    应当规定小孩七岁换牙以后再交口钱，年满二十岁再开始交纳赋算。

    贡禹又建议说各处行宫别馆以及长乐宫的戍卫人员可以削减一大半，以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

    再有各官府的奴婢总共有十多万人，他们终日游戏玩耍，无所事事，还要靠征收百姓的赋税来供给他们衣食，每年费用达五六万之多，应当将他们免去奴婢身份成为庶人，给他们吃的，让他们代替关东戍卒。

    皇帝下诏，命令百姓生孩子七岁后再开始交纳口钱，这个规定从此开始。

    又停用了上林宫馆中那些皇帝很少临幸的处所，将各诸侯王庙的卫兵减少一半。

    其他方面元帝虽没有完全听从贡禹的建议，但很赞赏他的质朴耿直之心。

    贡禹又上疏，要求罢除郡国的宗庙，制定汉家宗庙亲尽则毁的礼制，都未能实行。

    贡禹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去世，元帝赐钱百万，任其子为郎，官至东郡都尉。

    萧望之下狱后，刘奭大惊，斥责石显为何这样。

    石显低头认错，但却暗中设下了连环套。

    石显和汉元帝说，陛下刚登基，就把老师关进了牢里。

    如果现在放了他，宣告他无罪，天下臣民会怎么看皇帝，刘奭心想，这很有道理，于是罢免了萧望之的官位。

    石显不断重复类似的模式陷害萧望之，而萧望之认为，皇帝在不清楚内部情况的时候，听取了宦官的建议来陷害忠良，作为皇帝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

    性格刚直的萧望之不愿忍受这样的羞辱，在自己家中自杀。

    刘奭得知此事非常伤心，绝食三日，哭得撕心裂肺，自己的老师是他精神的指示人，说死就死，实在不甘，左右侍臣也都感动地擦着眼泪，认为陛下果然是仁君。

    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之情，葬礼的规格很高，每年都派使者来祭拜老师，然而对于他老师被人陷害至死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来补偿他的老师，也没有去调查和惩罚那些陷害他老师的人。

    诚实的刘奭万万没有想到，宦官会拿皇帝当枪使。

    石显经常协助刘奭工作，但也经常从中偷鸡模狗，很多的忠臣告发石显，但是刘奭却把告发一事当作笑话告诉石显，石显知道自己布下的陷阱已经起作用了。

    于是便装作委屈，刘奭还给他金银抚慰，后来有人告发石显，汉元帝就置之不理。

    对内廷宦官都慷慨施恩的皇帝，足以证明他的性格缺陷很大。

    汉元帝毫无主见和建树

    父亲给他指定的三个辅政大臣，汉元帝一下子就杀了两个。剩下的一人在朝野并无权利，也没有发挥的空间，形同摆设。

    他之后的人生让弘恭和石显两个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

    其实，无论是儒家制度，还是皇家制度，本质上都是人治制度。

    制度改革必须由有能力的人设计并实行，否则效果会减半，甚至失败。

    很明显，汉元帝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儒学家。

    后来他虽然广招儒生，但质量乃至本质已经不能比了。

    宦官非常了解元帝的心理，汉元帝喜欢儒家学者，那么他们就找听话的儒者，推荐给他。

    年近八十的贡禹在官海浮沉中度过了平庸的一生。

    在石显的推荐下，他的地位逐渐上升。但是宦官有恩于他，对他们只能唯唯诺诺。

    受到史高举荐的匡衡也是如此。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生们才得以走上仕途的稳定道路。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只关注功名和权力，没有理想的庸俗的官迷。与贡禹、匡衡经历相同，被宦官或外戚提拔，得到元帝重用的儒臣还有很多。

    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却只想以禄保位。

    像萧望之那样。只追求天下的安定，而不追求名利的人是非常少的。

    汉元帝得到了这些背后的“名儒”，大为高兴，在他们的协助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政策。

    首先财政省用，停止修缮宫馆台阁，减少珍禽异兽的饲养，削减宫廷宿卫。

    还多次进行赈济，减轻赋税并减轻刑罚，其次加强儒学。

    他还将礼制改革，废除原有的郡国庙，确立京师庙。

    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保守制度，不让远在边疆地区的士兵对其他地区进行打压。

    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少。

    原因之一是这些规定没有切实惠及国家和人民。

    还有就是这些制度太过于理想化。

    最根本的原因是汉朝体制通知不达，有的制度只是虚张声势。

    为了使元帝加深对他们的依赖，宦官将捧杀汉元帝，让他去加入他想要实行的儒家之中。

    但是在那个时期，儒家的典籍已经很多并且很全面了，想要去学习儒家思想是不难实现的事情。

    而元帝将书中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再现在现实中，试图实现太平盛世，这非常不现实。

    在一些迂儒的推波助澜下，儒学复古主义的浪潮乘势而起，从那一时间开始，直到汉朝灭亡，都在蚕食着朝中的官员。

    汉元帝毫无主见，任由朝中小人陷害忠良，帮助他们最多的就是皇帝虽然他知道这些忠臣被宦官们设计坑害，但他也只是口头批评身边的宦官，并没有惩罚逼死萧望之的幕后操纵者，事后还纵容他们。

    这个宽仁，其实是愚蠢，宦官明目张胆，后来更加放纵。

    以萧望之为首的儒臣，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很高的统治能力和道德修养，而外戚和宦官，看重自己的权势和利益，缺乏对天下的责任和操守。

    汉元帝逼死萧望之，驱逐其他儒臣，重用宦官，等于是废弃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即使后来汉元帝重用儒臣，但他们也只有依靠宦官才能生存，而且宦官本身就心胸险恶，和这些儒臣在一起之后更是变本加厉。

    宦官干政下引起王朝衰败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外戚、宦官都是威胁着王权的存在。

    汉代王朝是秦以后的大一统朝代，皇帝们不可能不知道宦官当道的危险性。

    秦王朝历经两世灭亡时，宦官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汉武帝时期，武帝也是坚决铲除外戚和宦官，不让其他势力有机可乘，这给之后的皇帝也敲响了警钟，而汉元帝仿佛没有“听到”一样，依旧依赖宦官，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最后，在外戚，儒臣以及宦官这三股势力的斗争中，最终宦官胜利了。

    在这之后朝中的权力严重失衡。

    汉元帝也感染疾病，只能把权利交到宦官的手中，他们的权势日盛，无论是谁都害怕他们。

    汉元帝虽然是天子，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宦官石显手中。

    汉元帝的想法，作为封建社会的皇帝，只能说太过于幼稚了。

    石显不仅与宫廷内的太监结成內患，还与契丹等外戚势力勾结，并在朝中结盟了许多有风气的儒臣。

    这也让汉朝的内部和外部都变得乌烟瘴气，汉元帝的权利被进一步削弱，京房曾告诫人们不要轻信宦官，但元帝对此一无所知，还毫无作为，这也让石显的权利更大，曾经发布对他们不利言论的京房也被驱逐，后来直接被处死。

    石显虽然擅长权术，但缺乏治国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使国家陷入瘴气之中。

    总而言之，元帝之所以被认为导致了西汉的没落，是因为元帝在当政期间，赋予了宦官和外戚很大的权力，使他们的影响力减弱。

    而且，由于这种权力的转移，民间的百姓生活困苦，再加上那段时期天灾频发，汉朝走向下坡路也在情理之中。

    在人治时代，并立的制度和法则并不是国家强盛或衰退的原因。身处高位的皇帝才是决定一切的源头。

    加入皇帝没有把他父皇留下来的忠臣杀害，没有宠信奸佞的宦官，如果元帝对儒学纸上谈兵，汉朝可能是另一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