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话，在每个盛世阳光的普照下，都有数不清的阴影霾霾。

    汉宣帝刘询是一位中兴之主，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任用贤臣，开创了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经济富庶、社会安定的治世局面，被人们称为“孝宣中兴”。

    不过，汉宣帝也犯了一些错误，其中一项举措甚至为西汉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那么，精明强干的汉宣帝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他又为何会犯这样的错误？

    众所周知，西汉的江山是被外戚王莽篡夺的，而汉宣帝的最大错误就是重用外戚！

    西汉初年，曾经出现吕氏外戚专权的情况，后来的皇帝虽然也任用外戚，但都比较谨慎。

    汉武帝虽然重用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但他们的权势并没有维持太久，卫青的子孙们甚至惨遭屠戮。

    换句话说，在汉宣帝之前，外戚干预政治的情况并不多见。

    汉宣帝亲政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外戚的地位更高。

    享有的特权、赏赐也更多，而且更够名正言顺地干预朝政，权势甚至超越丞相。

    史良娣是汉宣帝的祖母，史家的在宣帝时受到重用，四人被封为侯，其中史高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史丹官至左将军。

    王夫人是宣帝的母亲，家中有两人官至大司马、丞相。

    许皇后、王皇后的家人也受到了汉宣帝的重用。

    汉宣帝不仅重用妻子的娘家人，还重用了祖母、母亲的家人，所以在宣帝统治时期，外戚的权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许广汉是许皇后的父亲，他的新宅落成时，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居然率领朝中大小官员亲往祝贺。

    无论是史家、王家，还是许家，这些外戚才能平庸，但却得到了皇帝的重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第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汉宣帝在培植自己的力量！

    汉宣帝自幼成长于民间，在朝中没有什么影响力，后被霍光拥立为皇帝。

    汉宣帝对霍光十分敬畏，身边的官员、侍从都是霍光的人，即使在霍光死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

    为了除掉霍氏集团，汉宣帝只能依靠自己的亲人，也就是这些外戚们，所以才对他们委以重任。

    西汉前期，中官的地位很低，外戚们并不愿意出任这些职务。

    丞相的地位虽然尊贵，但与皇帝经常发生冲突。

    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丞相田蚡推荐的官员过多，引发了汉武帝的不满。

    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开始设置中朝官，逐渐形成了“中朝决策，外朝执行”的政治格局。

    汉武帝死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执掌朝政，地位远在丞相之上。

    中朝官不仅地位尊贵，而且能够出入宫廷，参与决策，且深受皇帝的信任，外戚们自然愿意担任这样的官职。

    从汉宣帝开始，中朝官一直由外戚来担任，这样一来，外戚的权势迅速膨胀，权力越来越大。

    汉宣帝死后，他的儿孙们延续了外戚担任中朝官，辅佐朝政的习惯，最终导致汉朝江山易主。

    汉匈自开战以来，汉军士卒加马匹也总计死了十多万，这里面的抚恤金，以及兵器辎重等水陆运输费用，全是天文数字。

    几项下来，汉朝的国库不仅空了，而且出现了大量财政赤字。

    掌管经济与财税的大司农郑当时，就傻了，因为他没钱了，一分钱都没了，但皇帝还要他再拿钱出来赏赐那些归降的匈奴人以及立了军功的将士，这可真要人命。

    而我们知道，秦汉时的国库与皇室财政是分开的，田租与人头税归国库，由大司农掌管；山川之税、盐铁之利及其他商业税则归皇室财政，由少府掌管。

    国库不能用皇室的钱，皇室也不能动用国库的钱（分开管也是为了限制皇帝乱花钱）；之前打仗的费用与安置匈奴人的费用要国库出，老郑没话说；可皇帝赏赐臣民的钱一般都是由皇室财政支出的，怎么如今也要我国库出啊，我是真没钱了呀！

    刘彻看着郑当时笑了：不就是要你拿点钱出来吗？哭什么穷！

    你来看朕怎么弄钱吧，学着点儿。

    武帝随即下诏规定：允许百姓花钱赎罪与买官鬻爵。

    他安排了一个新名目，叫武功爵，共分十一级，起初一级为十七万钱，即黄金十七金，以上每增一级加两万，买到最高级需要三十七万钱。

    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有的可以减罪，有的可以免役，有的甚至可以优先出任政府官吏。

    结果光这一项，武帝就净赚黄金三十万斤，不但填补了亏空，而且还有结余。

    刘彻，如果不去做皇帝，倒是个出色的生意人。

    武功爵最低都要十七万钱，而当时一个中产人家所有资产的总和也不过十万钱，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爵。

    只有那些富商豪强才可以随便买，想买多少买多少，于是在合法的钱权交易之下，富人有钱有势肆无忌惮，穷人苦不堪言生不如死，于是他们只剩了一条出路，从军杀敌，建功立业！

    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一大原因就是在统一六国后军功爵兑现能力下降，秦军将士回报剧减，因而忠诚度下降，天下一旦大乱，便独立的独立，投降的投降。

    前车可鉴哪，所以汉武帝对立了军功的汉军将士，是从来不吝啬的。

    只要你斩获首虏数量足够，你要钱给钱，要爵给爵，要官给官，刘彻从来眼睛不眨一下。

    这对汉家热血男儿，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所谓“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只要军功，就能改变自己与家族的命运，每个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卑贱，都有可能封侯，这是何等的荣耀与诱惑，相比于此，生死何足道哉！

    来吧来吧，上阵杀敌吧，只要杀的够多，下一个封侯的就是你！

    据史料统计，汉武帝时封侯总数为八十九人，其中将军为侯者五十三人，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汉封侯者二十九人，而其他非军功封侯者只有七人，只占总数百分之八。

    而且汉武帝时军人的待遇也是最高的，每次大战结束后就是狂欢般的赏钱、拜官与封爵，这些史书上都有连篇累牍的记录。

    汉武帝之后，朝廷更常以“将军”、“大将军”用作辅政者的加衔，这与后世常用“大学士”作为辅政者的加衔。

    所有这些，无异于最好的征军广告与激励士气宣传语。

    至此，卫霍用连番的大捷，刘彻用无数的金钱，引发了强汉民族空前的战争狂热。

    一时间，锐勇轻死之士充塞朝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华夏的每片土地上，处处尚武成风，民众以从军为乐事，军人以骑射为炫耀，官员以允文允武为最高理想，将校以军功封爵为莫大荣耀，就连六十岁的老郎中令李广与四十岁的抄书员班超，都孜孜以求万里封侯事。

    毋庸置疑，强汉，这是一个尚武色彩浓厚的军国主义强国，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大扩张时代。

    在战国末年头曼单于之前，匈奴最早就是在漠北发展，其发源地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燕然山）与肯特山（狼居胥山）之间的色格楞河上游地区。

    其实鬻爵制度在汉惠帝时就有，文景期间也一直延续，但汉武帝卖得最广，也卖得最贵。

    当然，文景皇帝卖的爵大多只是个荣誉头衔，在经济层面更多像是一种风险低又保值的金融产品，只可以免税免役除罪罢了，其性质略如钱穆先生说的公债，虽有提升国家财政流动性的因素，但主要目的还是提升国民对朝廷的支持度。

    而汉武帝卖的爵位还可以当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这就不仅是国债期权了，这就似乎恢复到了秦帝国的战时经济——政府通过爵位卖掉一部分“股份”，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取发动对外战争的巨大人力财力资源（秦主要是人力，汉主要是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