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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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贰部:文治武功 第18章 无毒不丈夫

    无毒不丈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手段毒辣,技高一筹!

    对待仇人不应该心慈手软,对待敌人不应该手下留情,这样才能称为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产生了现在的歧义。

    实际上,这句话的本意并不支持这种解释,而是强调大丈夫应有果断的一面。

    宁成是穰县人,做侍卫随从之官服事汉景帝。

    他为人好胜,做人家的小官时,一定要欺陵他的长官;做了人家的长官,控制下就象捆绑湿柴一样随便。

    他狡猾凶残,任性使威,逐渐升官,当了济南都尉,这时郅都是济南太守。

    在此之前的几个都尉都是步行走入太守府,通过下级官吏传达,然后进见太守,就象县令进见太守一样,他们畏惧郅都就是这个样子。

    等到宁成前来,却一直越过郅都,走到他的上位。

    郅都一向听说过他的名声,于是很好地对待他,同他结成友好关系。

    公元前144年,由于长安附近皇族中的好多人凶暴犯法,景帝召来宁成当了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些。

    宁成的治理办法仿效郅都,他的廉洁不如郅都,但是皇族豪强人人都恐惧不宁。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宁成改任为内史。

    外戚们多诽谤宁成的缺点,他被依法叛处剃发和以铁缚脖子的刑罚。

    这时,九卿犯罪该处死的就处死,很少遭受一般刑罚,而宁成却遭受极重的刑罚。

    他自己认为朝廷不会再用他当官,于是就解脱刑具,私刻假的有关文件,出了函谷关回到家中。

    他杨言说;“当官做不到二千石一级的高官,经商挣不到一千万贯钱,怎能同别人相比呢?”

    于是他借钱买了一千多顷可灌溉的土地,出租给贫苦的百姓,给他种地受奴役的有几千家。

    几年以后,遇上大赦。他已有了几千斤黄金的家产,专好抱打不平,掌握官吏们的短处,出门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跟随其后。

    他驱使百姓的权威比郡守还大。

    约公元前125年,皇帝想起用得到赦免依然家居的宁成,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我昔日在山东做小吏,宁成为济南都尉,治民就像用狼来放羊一样,不能让宁成来治民。”

    于是让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后,关东郡国的官吏察看郡国中出入关口的人都扬言说:“宁肯看到幼崽哺乳的母虎,也不要遇到宁成发怒。”

    约公元前124年,义纵从河内调任南阳太守,听说宁成在南阳家中闲居,等到义纵到达南阳关口,宁成跟随身后,往来迎送,但是义纵盛气凌人,不以礼相待。

    到了郡府,义纵就审理宁氏家的罪行,完全粉碎了有罪的宁氏家族。

    宁成也被株连有罪,至于孔姓和暴姓之流的豪门都逃亡而去,南阳的官吏百姓都怕得谨慎行动,不敢有错。

    张汤是杜陵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

    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

    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

    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

    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任职很久。

    周阳侯田胜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

    张汤一心帮助他。

    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引见张汤遍见各位贵族。

    张汤担任给事内史,为宁成掾,因为办事无误,又被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

    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推荐给武帝,补任为御史(《汉书》),令他处理诉讼。

    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

    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

    不久,赵禹迁升为中尉,调任为少府,而张汤也升为廷尉,两人关系密切,张汤象对兄长一样对待赵禹。

    赵禹为人廉洁孤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食客。

    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

    张汤为人多狡诈,玩弄智谋驾御他人。

    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

    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汉武帝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

    上奏的疑难案件,一定预先为汉武帝区别断案的原委,汉武帝肯定的,便著为谳决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汉武帝的英明。

    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汉武帝拜谢,他还揣摸汉武帝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臣下愚昧,只及于此。

    因而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汉武帝奏事,受到称赞,

    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

    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

    他断决的罪犯,若是汉武帝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汉武帝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

    所断决的罪犯,若是豪强,定要运用法令予以诋毁治罪。

    若是贫弱的下等平民,则当即向汉武帝口头报告。

    虽然仍用法令条文治罪,汉武帝的裁决,却往往如张汤所说。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

    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

    拜见各位公卿大失,更是不避寒暑。

    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而那些严酷的官吏象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

    丞相公孙弘多次称道他的优点。

    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都穷追狠治,彻底审理。

    汉武帝欲释放严助和伍被。

    张汤与汉武帝争论说:“伍被本来就曾谋划反叛之事,而严助亲近交结出入皇宫的陛下近臣,私自交结诸侯亦如此类,不加惩处,以后将无法处治。”

    汉武帝因此同意将伍被、严助治罪。他以审理案件排挤大臣作为自己功劳的表现,多像这样。

    从此,张汤更加受到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

    正巧匈奴浑邪王等人降汉,汉朝廷调动大军讨伐匈奴,崤山以东干旱,贫苦百姓流浪迁徙,都依靠官府供给食物,官府库存空虚。

    张汤从而禀承武帝的旨意,请求制造白金货币及五铢钱,垄断盐铁的生产和买卖,排挤富商大贾。

    还公布告缉令,剪除豪强兼并的家族,舞弄文辞,巧言诋毁以辅助法令的施行。

    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常至日暮,武帝甚至忘记吃饭。

    丞相形同虚设,国家大事都听张汤的意见。

    全国被搞得民不聊生,都骚动起来,官府所兴起的各项生产,也无法获利。

    官吏们从中侵夺渔利,从而又被严厉地依法治罪。

    因此,使得公卿以下的官员,直至平民百姓,都指斥张汤。

    张汤患病时,汉武帝曾亲自前去看望,其隆贵到了这种地步。

    匈奴人前来请求和亲,群臣在皇帝面前讨论此事。

    博士狄山说:“和亲对我们有利。”

    汉武帝询问有什么好处,狄山说:武器是凶器,不应多次动用。

    高皇帝欲图征伐匈奴,在平城陷入困境,于是与匈奴结和亲。

    孝惠帝、高皇后时,天下因此而得以安乐。

    及至孝文帝,要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北部边境萧然而苦于战事。孝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孝景帝往返于两宫之间,胆战心寒了几个月。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一朝始终不谈军事,国家富裕充实。

    如今从陛下开始发兵攻击匈奴,使得我们国家空虚,边境地区的百姓极度贫穷困乏。

    由此看来,不如和亲。

    汉武帝问张汤,张汤说:“他是个愚蠢的儒生,没有知识。”

    狄山说:“臣下的确是愚忠,但象御史大夫张汤那样,却是诈忠。如张汤审理淮南、江都王谋反的案子,以恶毒的文辞肆意诋毁诸侯王,离间宗室的骨肉之亲,使蕃臣内心不安。臣因此知道张汤为诈忠。”

    于是汉武帝面带不快对狄山说:“我让你担任一个郡的长官,能不能不使匈奴人入境抢掠?”

    回答说:不能。

    再问“负责一个县呢?”

    回答说:不能。

    又问:“负责一个烽障呢?”

    狄山知道再说不能,便会被治罪,只好说能。

    于是汉武帝派狄山到边境负责一个烽障。

    一个多月之后,匈奴人砍了狄山的头以后离去。

    从此以后,群臣震慑,不敢再谈和亲。

    张汤的门客田甲,虽然是个商人,但有很好的品德。

    当初张汤任小吏的时候,因为金钱的关系而互相往来,及至张汤当了大官,田甲又曾责备张汤行事中的过失,也表现出忠正刚烈之士的风范。

    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第七年的时候。终于被免官治罪。

    河东郡人李文曾与张汤有隔阂,不久担任御史中丞。

    为了泄愤,多次在上奏的文书中寻找对张汤不利的证据,都没有得逞。

    张汤有个心爱的属吏名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李文不满,便指使他人上奏影射李文有图谋不轨的奸邪之事,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处以死罪。

    实际上他心里明白此事是鲁谒居所为。

    武帝问起这件事说:“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是怎么引起的?”

    张汤假装吃惊的地说:“这大概是因李文以前的熟人怨恨引起的。”

    鲁谒居患病住在里巷的一户人家,张汤亲自去探望,并为鲁谒居按摩双足。

    赵国靠冶炼铸造营利,赵王刘彭祖多次指控铁官,张汤却每每排斥赵王。

    赵王寻查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

    鲁谒居曾审理赵王的讼案,赵王对他心怀怨恨,上书告发说:“张汤是朝廷大臣,掾史鲁谒居有病,张汤却亲自到他那里为其按摩双足,我怀疑他们可能有什么大阴谋。”

    此事下到延尉审理。鲁谒居因病而死,事情牵连到他的弟弟,被拘押在导官那里。

    张汤也到导官的官衙审理其他囚犯,见到了谒居的弟弟,欲暗中帮助他,表面却装作不认识。

    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他的用意,因此怨恨张汤,指使人上书告发张汤与鲁谒居的阴谋,共同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告发李文之事。

    汉武帝将此案交给减宣处理。

    减宣曾与张汤不和,接手此事后,穷追狠治,并且不向武帝进奏。正巧有人盗走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相约一起谢罪。

    至武帝面前,张汤暗想,只有丞相在四时到各国陵拜祭,此事只应由丞相请罪,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事,没有必要承担责任。

    丞相谢罪后,武帝派御史审查这件事。张汤欲图奏报说丞相知道盗钱之事,丞相庄青翟深感恐惧。

    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因此准备打击张汤,以罪名陷害他。

    长史朱买臣素来怨恨张汤,张汤当时任小吏,要跪拜者请朱买臣等上前。

    不久,张汤任廷尉,审理淮南王谋反的案件,排挤庄助,朱买臣对此心怀不满。

    及至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朱买臣以会稽太守升任主爵都尉,处于九卿之位,数年之后,因为触犯法令被免官,降职为守长史。

    他曾去拜见张汤,张汤高傲地坐在床上,他的府丞和掾史对朱买臣也没有礼貌。

    朱买臣是楚地的士人;对此深为怨恨,常欲置张汤于死地。

    王朝,是齐地人,因为懂得方术,官至右内史。

    边通,学战国纵横家的说人之术,是个性情刚烈强悍的人,两次任官至济南王国相。

    他们的地位都曾比张汤高,不久失去官位,任守丞相长史,只好在张汤面前委曲求全、张汤多次代行丞相职权,知道这三位长史一向尊贵,所以常故意凌辱他们。

    因此三个长史合伙谋划说:“当初张汤与丞相相约向汉武帝谢罪,不久却出卖了丞相;如今又欲以宗庙之事弹劾丞相,这是欲留取代丞相的地位。我们知道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

    他们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友人田信等,说张汤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屯积取利,与张汤平分。

    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汉武帝向张汤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屯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

    张汤听后;没有谢罪,还惊讶地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

    减宣又上奏了鲁谒居之事。

    汉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

    张汤一一予以否认,不服。

    于是汉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

    赵禹见到张汤后,责劝张汤说:“阁下怎么不懂分寸,您审讯处死了多少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圣上很重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为什么要多次对证呢?”

    张汤于是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

    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

    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

    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

    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

    汉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

    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

    释放了田信。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

    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汉武帝与张汤商量制造白鹿皮币,询问大司农颜异的意见。

    颜异反对,汉武帝不高兴。张汤又与颜异不和,正好有人以其他事告发颜异,颜异就被逮捕下狱,由张汤审问。

    颜异曾和客人对话,客人说法令初下,有不便之处,颜异没回应,只是稍微讥讽了几句。

    张汤就上奏称颜异作为九卿,见法令不便,没有明说却内心诽谤,判处死刑。

    于是开启了所谓“腹非(腹诽)”的先例,从此公卿大夫也大多阿谀奉承、讨好皇帝。

    义纵少年时,曾伙同他人抢劫为盗。

    汉武帝即位后,他的姐姐义妁,因医术高明,得幸于王太后。

    依赖这种关系,义纵被拜为中郎,任汉武帝侍从。

    在皇帝身边不久,他被派住上党郡任--县令。

    任县令期间,他敢作政为,《汉书》说他“治敢往,少温籍,县无逋事”,意思是说,他敢于施行暴政,从不对任何人容情,使得县境之内没有盗贼容身之地。

    在考察政绩时,被举为当时第-。

    随后,他又先后被迁升为长陵令和长安令。

    长陵与长安多贵族权贵,他们的子弟门客,依权仗势,违禁乱法之事不断。

    义纵到任后,“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对违反法令者一律严惩。王太后外孙名仲,身为皇亲,有恃无恐,横行京师。

    义纵查知后,派人捕获,绳之以法。他的勇敢举动,得到汉武帝赞赏,认为有治民能力,提升他为河内郡都尉。

    河内郡豪强地主较多,气焰凶炽,义纵到郡,立即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

    河内郡迅速稳定,“道不拾遗”。义纵旋被提升为南阳郡太守。

    汉武帝时,重用敢于镇压豪强地主的官员,出现丁不少有名的酷吏!

    关都尉宁成是当时颇负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非常富有,有陂田千余顷,尽数租佃给贫民,共有雇农数千家。

    他被罢官居家时,“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因此,宁成是一个本质上实属豪强的酷吏。

    即使这样,他也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而感到胆寒,当义纵出关赴任时,宁成极为惊恐,对义纵毕恭毕敬,亲迎亲送。

    义纵洞悉宁成用意,却不为所动,决心予以打击。

    他抵达南阳上任后,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恨究底,将宁成治罪。

    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它郡。

    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

    时汉朝己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

    为保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

    义纵到郡,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200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200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400余人同日斩杀。

    全郡人闻讯吓得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汉武帝变更币值,将铸币权由私人手中收归中央后,各地盗铸五株钱者甚多,京师地区,盗铸者尤其猖獗。

    为刹住盗铸之风,保护汉政府财政收入,在元狩四年,汉武帝又把义纵与另一个酷吏王温舒调回京师,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督察京畿地区。

    由于这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盗铸者成分复杂,因此尽管义纵到任后大加捕杀,却不能彻底遏止盗祷之风,盗铸之事仍时有发生。

    汉武帝元狩六年,汉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宫,见沿途驰道久未修整,有所损坏,开始对义纵不满。

    这年冬季,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认为这会扰乱民生民心,未请示汉武帝,便派人把杨可的部下抓起一批。

    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义纵,并遣大臣杜式严查,最终定义纵为破坏执行诏令之罪,将其诛杀。

    义纵为官多年,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曾枉杀了不少无辜百姓,应受遣责,但他卓有成效地“以鹰击毛挚为治”,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

    故司马迁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绩,并誉他们为“虽惨酷,斯称其位”者。

    尹齐,西汉大臣。

    尹齐初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

    时张汤为御史大夫,经常称赞尹齐为政廉洁,做事果断。

    武帝使尹齐负责捉拿盗贼,尹齐执法不避权贵,有功,迁关内都尉。

    其前任宁成即以严酷著称,出入潼关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对宁成畏惧如此。

    尹齐到任后,严酷之名“甚于宁成”。

    武帝以为能,拜为中尉。

    由于尹齐督察苛刻,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虽有所收敛,但一般官吏也都因担心触犯刑律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治事,故诸事多废,尹齐为此被免官。

    后来,死于淮南都尉任中。

    死后,家中的财产不过50金,可见做官廉洁。

    因其诛杀过多,仇家要联合焚烧尹齐的尸体,其妻只好载尸逃回原籍。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

    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

    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

    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西汉初年,关东诸王,屡谋与朝廷抗争,地方豪强也企图乘机割据称霸,对西汉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在中央常备军中,除增设八校尉、期门军、羽林军之外,还专设楼船军(水军)。

    汉武帝因杨仆战功赫赫,且熟悉关东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而任其为楼船将军,前往关东监督。

    关东是相对关中而言的,秦、西汉等定都今关中(含今陕西西安、渭南、咸阳、宝鸡的地区)的王朝,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

    为拉拢人心,汉武帝把关中的土地分给了当朝有功之臣,唯独没有杨仆的份。

    汉武帝对他说,关内的土地分完了,你就做一个关外侯吧。

    老家在关东的杨仆并不情愿做一个让人耻笑的“关外侯”。

    他上书汉武帝,要求将函谷关东移至今新安县境。

    为扩大关中地盘,加强对关东的控制,汉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带领他的部下及门人,将函谷关东移至三百里外的今新安县境,称其为新关,“旧关”也因此而改置弘农县,南湾村就此归入了关中的地盘。

    杨仆在关东监督期间,因治军有方深受汉武帝赏识,任其为主爵都尉。

    此时,恰逢南越发生叛乱事件,汉武帝命杨仆率兵南下平叛。

    其进军路线是:出豫章(今南昌)、下浈水,会师番禺(今广州)。

    元鼎五年,杨仆按规定路线到达豫章后,溯赣江而上,经南康至南安,为大庾岭所阻,全师只得弃舟登岸,从陆路越过大庾岭,来到浈、凌两江交汇处,伐木造船,再建楼船师。

    有资料说:“(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西汉时一丈约合2.3米,说明楼船高大雄伟,威武壮观,可见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相当高超。

    杨仆南下平叛历时一年有余,足迹踏遍了今天的广州、香港、珠海、深圳和海南岛等大片土地,为打击叛乱势力,维护民族大融合的太平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史记》、《汉书》都记载了楼船将军杨仆平南越之乱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有诗曰:“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汉节梅花外,春城海水边。”

    至今南雄一带仍有“杨历岩”、“楼船水”等地名,表现了后人对杨仆的思念。

    但是,后人在评价杨仆南下平叛事件时,也有不同的看法。

    平叛战争取得胜利后,杨仆还受命带兵参加了另外两次大的战争。元封元年,杨仆与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合力剿灭东越。

    杨仆受命率兵五万横渡渤海,与左将军荀彘共征朝鲜。

    因指挥不力、战术陈旧、士卒死伤过多而被汉武帝治罪,后贬为庶人。

    武帝时,约于元朔五年左右,奉命整理军事类图书,根据当时掌握的图书文献,将兵部图书编辑为《兵录》。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

    第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

    第三,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

    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减宣屡次被免官又屡次被起用,担任御史及中丞之官差不多有二十年。

    王温舒免去中尉之官后,减宣担任左内史一职。

    他管理米盐之事,无论事情大小都要亲自经手,亲自安排县中各部门的财产器物,县令和县丞也不得擅自改动,如果他们敢不服从命令,减宣甚至对他们处以重刑。

    同时为官几年,其他各郡郡守都只能办好一些小事而已,但是唯独减宣能从小事办到大事,凭借他的力量保证政策顺利推行下去。

    后来,因为他的属官成信与他结怨。成信逃走藏到上林苑中,减宣派郿县县令杀死了成信。

    官吏和士卒射杀成信时,不小心射中了上林苑的大门。

    减宣被交付法官判罪,法官认为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减宣被迫自杀。

    减宣是杨县人,因为当佐史无比能干,被调到河东太守府任职。将军卫青派人到河东买马,看到减宣能干无比,就向皇上推荐,被征召到京城当了大厩丞。

    当官做事很公平,逐渐升任御史和中丞。

    皇上派他处理主父偃和淮南王造反的案件,他用隐微的法律条文深究诋毁,所以被杀的人很多,被称赞为敢于判决疑难案件。

    他屡次被免官又屡次被起用,当御史及中丞之官差不多有二十年。王温舒免去中尉之时,减宣当左内史。

    管理米和盐的事,无论事大或事小都要亲自经手,自己安排县中各具体部门的财产器物,官吏中县令和县丞也不得擅自改动,甚至用重法来管制他们。

    当官几年,其他各郡都办好了一些小事而已,但是唯独减宣却能从小事办到大事,能凭借他的力量加以推行,当然他的办法也难以当做常法。

    他中途被罢官,后来又当了右扶风,因为怨恨他的属官成信,成信逃走藏到上林苑中,减宣派郿县县令击杀成信。

    官吏和士卒射杀成信时,射中了上林苑的门,减宣被交付法官判罪,法官认为他犯大逆不道的罪,判定为灭族,减宣就自杀了。

    杜周得到任用。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根据《前汉书》记载,杜周出生于南阳郡杜衍县,本来是南阳太守手下的一名办事,通过巴结上司得利,受推荐给张汤,升为廷尉史。

    他办事专门看上司的意思。

    上司中意的人他就故意减轻罪状,上司厌恶的人他就加以打击。

    在他任廷尉职期间被关入监狱的人数大增,被关监狱的时间也延长。

    他的做法还受到武帝赏识,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上升到三公的地位,家资无数。

    他的两个年纪大的儿子都成为重要地区的郡守,控制黄河两岸重地,而且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残暴。

    只有少子杜延年为人宽厚。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着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

    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

    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

    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

    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

    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

    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

    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

    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

    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

    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

    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

    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天汉三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病死。

    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

    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

    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

    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