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所以说，抓制度化管理首先要从领导抓起，从领导班子的制度化抓起，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制度化管理，必须从领导集体的制度建设开始。一个单位的各项制度建设伊始首先应建立领导们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办法，只有把这些规章制度建立起来，

    自古以来，居高位者只有顺从民心之所向，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与敬意。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统治者若是做事只为自己开心，必然不会有好的结局，也必然不会走得长远。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亲薄姬在秦末原为魏王魏豹妾。楚汉之争初期，魏豹附汉而叛汉，乃为汉将韩信、曹参败俘，后被汉将周苛所杀。

    因此，薄姬成了俘虏，送入织室织布。

    后刘邦见她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岁余不得宠幸。

    汉高祖四年初，刘邦坐在河南宫内成皋台上，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位美人相伴，她们在一起谈笑当年与薄姬的约定。

    汉高祖听到后，问她们笑什么，两人将实情全部告诉了汉高祖。

    刘邦内心感到伤感，怜悯薄姬，当天就把薄姬召来并与她同房。

    薄姬说：“昨夜我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肚子上。”

    汉高祖说：“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

    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

    汉高祖四年，在河南宫内成皋台生下儿子刘恒。自薄姬生下儿子刘恒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邦。

    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在亲征平定代地诸侯陈豨的叛乱后，册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

    其后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

    另一方面，汉初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母亲的悉心教导，养成了谨慎沉静的性格。

    更重要的是，这为即位后成功应对功臣问题与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汉高后八年，吕后去世后，忠于刘邦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皇孙朱虚侯刘章兄弟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

    考虑到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评估了诸王和外戚势力后，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

    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反而引起了疑心，属臣们也意见不同：代国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进行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

    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

    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马上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夏启延续夏禹那样。

    卦师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

    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步步为营，深怕中计，丧命黄泉。

    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

    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

    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

    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

    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馆舍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进入馆驿商量。

    让刘兴居打扰宫掖，然后确保平安后，住进了未央宫。选择良辰吉日，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汉高祖七年，贾谊出生于洛阳(河南郡郡治所在地)，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

    汉高后五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

    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

    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

    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

    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

    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

    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文帝四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文帝时，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

    汉文帝五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

    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

    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

    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

    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

    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被赦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

    但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

    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

    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

    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

    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

    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

    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

    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

    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折叠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

    “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

    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

    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

    “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

    后来，宣帝、元帝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

    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

    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

    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

    “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

    “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

    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

    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

    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汉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

    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

    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

    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

    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

    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

    “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

    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

    “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

    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宣帝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

    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

    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

    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

    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

    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

    宣帝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

    元帝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

    意思是:汉惠帝四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

    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

    惠帝死后，少帝立，由吕后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

    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

    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

    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

    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

    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

    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