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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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布衣天子 第4章:秘不发丧

    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秦始皇在世时,搞了几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形象工程”,政绩斐然。这些面子工程是:修驰道,筑长城、盖阿房宫、建骊山墓。

    过去秦国境内,有几条省道就够了,现在全国都统一了,连一条拿得出手的国道都没有,对于大秦帝国来说,这肯定是不行的。

    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秦始皇下令将原秦国境内的马路,同六国境内旧马路连接起来。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扩建九条高速公路,此时的咸阳,成了九省通衢。

    在秦直道修造的时候所用的土都是高温加热的“熟土”,目的是:杀死土中存在的微生物等杂物,然后进行反复夯筑,其道路夯实厚度有50多厘米。另外,还要添加盐土、石灰等盐碱物质破坏植物生长的基质,防止植物生长。

    驰道中间宽约7米左右,专供秦始皇出差使用,两边供老百姓使用,每隔几米就有种树和路标《汉书》。

    自古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秦朝的基本制度是以耕战立国,力求将全国所有的资源都供给到军事上,这在六国纷争的大争之世非常有效,但却不适合于统一后的长期发展。

    秦王嬴政搞了这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厄运接踵而来。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幸天下的旅途中染病,车驾行至巨鹿郡南部的沙丘宫时,病重不起。秦始皇预感到不详,在病榻前口授遗诏,赐送远在北部边境监军的长子扶苏。遗诏由赵高笔录,主要内容如下:将所监领的军队托付将军蒙恬,迅速赶到咸阳主持丧葬”。遗诏还未送出,秦始皇就驾崩了,享年五十岁。

    秦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突然暴毙。因为事出仓促,根本来不及安排后事。

    秦始皇驾崩过于突然,除了负责伺候的数名近侍宦者外,知情者只有胡亥、李斯和赵高三人。因为事关天下安危,李斯当即作出决定,秘不发丧,封锁消息,将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车中,由近侍宦官驾御,定时奉献饮食,百官奏事如常,一切犹如以前。随后,车驾迅速西行,直奔咸阳。

    秦始皇完全没想到,奸臣赵高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敢篡改遗诏,处死扶苏和蒙恬,让昏庸无能的胡亥登上了皇位。秦始皇最后到死才下口谕立长子扶苏,这是他个人眼光的问题。

    他没想到自己当了皇帝,还敢有人违抗旨意。他常年做着长生不老的美梦,总觉得自己能掌控世界更久一些。

    他以为他还能压制住李斯和赵高,这种迷失般的自信彻底毁掉了这位年轻时气吞六国的英雄,也是他自己彻底葬送了秦朝的命运。

    除此之外,六国的后裔从未放弃复国的目标,他们一直在默默等待着一个推翻秦朝的时机,尤其是同秦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楚国后裔,正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最终秦朝也正是灭亡于楚国后裔项羽。

    在这逃亡的路上,刘邦就汇聚了百来号人。然后就在这不久,公元前209年,秦朝末年,在秦二世的暴政下,农民终于起义爆发,这带头大哥陈胜就第一个挑起了反秦的大旗,和秦朝叫板,对着干。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影响下,许多地方官吏也感到秦的暴政不能长久,于是也纷纷反叛朝廷,归附义军,保全自己。

    机会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只有当我们真正准备好迎接它时,它才会成为我们成功的催化剂。机会是经常会有的,重要的是看你能否把握住它,看你是否有牺牲的精神。机会不是绝对公平,但它一定垂青有准备的人。

    在生活中要学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同时也要时刻保持谦虚,人一定要学会感恩,珍惜身边的人和事,这是一生最美好的财富。

    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而是需要我们去争取和抓住,没有人能够永远依靠别人,要独立自主才能取得成功。没有任何一种经历是无价的,它们会成为你一生的财富,人生的意义不是来自成功,而是来自成长的过程。

    伟大的事业不是靠力气速度和身体的敏捷完成的,而是靠性格意志和知识的力量完成的。

    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所以不要停止提升自己,直到你把握住那个改变一生的机会。刘邦的机会终于来了!

    萧何任职的沛县与蕲州相近,沛县县令眼看烽火遍地,于是找来萧何、曹参等人,秘商起兵之事。

    萧何当时任县令的参谋,萧何就劝说县令将本县流亡在外的人召集回来,增加起义的力量。

    “你是秦朝的官吏,沛县百姓恐怕很难听你的话,如果要图大事,非把逃亡的豪杰请回来不可。”萧何建议道,“这样一来,沛县就可以安如泰山了。”

    县令觉得有道理,就让樊哙去喊刘邦回徐州来加盟。可是这指令一发出去,县令就后悔了。

    县令想:这刘邦此时已经有数百人之众,威望极高,让他回来,岂不是引狼入室,搞不好还会被刘邦所杀。

    所以,他命令关闭城门,并准备捉拿萧何。刘邦听说后,就将一封信射进城中,鼓动城中老百姓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大家一起保卫家乡。

    这百姓对这昏庸暴政的县令本来就不满,加上有刘邦城外起义军的支持,就杀了县令,开城门迎接刘邦。

    人性当然自私,总会想尽办法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不管是谁,熟人或是一面之缘的人。可是,进入了他们的关系,那就是无私。

    刘邦入城后,召集沛城父老共商大计。大家都推举刘邦为县令,背秦自立。刘邦却推辞道:“现今天下纷扰,诸侯并起,沛县县令的位置,应当选择全县最有声望的人担任,才能服众!

    曹参、萧何都是高知分子,学界翘楚,技术大拿,属于:学者型官员,眼光独到!曹参心想:万一起义不成功,会被秦朝诛灭九族,因此竭力推举刘邦。

    沛县父老也说占卜后刘邦是最合适的人选!都拥戴刘邦。陈胜起义后,刘邦集合三千子弟响应,攻占沛县。

    于是,他们便在县衙大堂举行了仪式,誓师起事,并按战国旧制,称刘邦为“沛公”。

    于是,这刘邦就顺利当上这沛县的首领,人称沛公。统领义军3000余人。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到终点。人到中年,我们已经跑过半程,此刻的努力,将为后半程的冲刺积蓄力量。挣钱,不仅为了自己,更为了家庭的幸福和事业的腾飞。

    中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这时的刘邦,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而努力创业,就是对过去的最好回报。每一分付出,都是对未来的积累和投资,用辛勤的努力,换取人生的宏伟蓝图。

    此后的刘邦,已经48岁了。而他的宏伟蓝图,才刚刚开始。

    萧何年轻时任沛县主吏掾(主管群吏进退),平时勤奋好学,思想机敏,对历代律令颇有研究。

    萧何生性勤俭节约,从不奢侈浪费。性格随和,很善于识人,结交了许多好友。

    在刘邦的团队中,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能力和视角,这正是刘邦成功的关键。通过分享经验和知识,刘邦将共同努力,为伟大的目标创造奇迹。

    新成立的团队,代表着希望与活力。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激发每个人的潜力,一起开启新的征程!

    刘邦创业初期,建立了自己的团队。其中,屠夫樊哙,狱掾曹参,车夫夏侯婴,还有吹鼓手周勃。

    萧何见刘邦器宇轩昂,风骨不凡,谈吐也有别于众人,是大贵之相,所以对他格外佩服,并曾多次利用职权暗中袒护他。

    四十八岁前浑浑噩噩在沛县,刘邦平平常常混日子,稀里糊涂度时光。

    四十八岁后一步一步走向西汉,刘邦气宇轩昂入关中,殚精竭虑定天下。

    刘邦在中年男人的困境中却依旧怀揣梦想,多少次好不容易凑来几千兵马,都被打的只剩三兄弟,却总是能卷土重来,坚韧不拔的保持着一名中二少年,为匡扶天下而奋斗,为兄弟能赴汤蹈火!

    所以,有人说他前半生是刘邦,后半生是汉高祖。

    在中国古代,皇帝治理国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尤其是清朝设立军机处之后,一人系天下之安危,治国的风险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刘邦,大家都知道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可是在48岁之前,还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家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当过最大的官就是一个小小的乡镇派出所长而已。

    官帽是最好的化妆术,让平凡的男人变得有魅力,吸引无数美女如飞蛾扑火般去追求幸福。

    可是有本事的地方是,虽然仅任职小小官吏,但为人讲义气,又有点流氓的痞气。官场不需要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反而更能吃得开。就是这件事情给了刘邦发家的第一桶金!

    仁慈心软的人不能带领军队,义气为先的人不能掌管财权。战场生死攸关,关键时刻不能妇人之仁,否则只能满盘皆输,输掉更多人的性命。

    所以将帅必须要狠得下心。世上忠义之士多好友,他们重友而轻财,所谓仗义疏财,所以义者不能守财,也守不住。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财。

    官场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就在那时,徐州沛县的县令也想跟着起义,好在起义成功后,分点肉吃。

    官场就像一潭水,看起来很平静,实则水很深。官场水太深,你要想在其中生存发展,就必须要有过人的智慧和能力。

    城府,可能是为官者修炼的最成功的课目。官场上的人都是这样,不到最后谁也不会亮牌,该装就得装,只有会装的人,才能会周旋,如果连装都不会装,说明你这个人太幼稚了,也是办不成什么大事的。有的时候,装,其实是为了作势!

    为人处世,城府深的人往往表现出内敛而不外露的功力,善于伪装,难以被人看穿心思。

    当你了解人性,你也许就能够原谅所有的自私和软弱、所有的谎言与背叛。

    刘邦在起兵反秦之前,就是家乡的一个混混,说谎成性,过着落魄的生活,可谓失败至极,连他爸爸都断定他不会有出息,他的朋友萧何也评价他“多大言,少成事”。

    其实,难怪他干啥啥不行,说谎第一名!试问世界上哪个行当专靠说谎就能干出番名堂?经过无数次碰壁之后,刘邦终于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当皇帝!因为干别的都不成。

    从刘邦的例子可见,如果事事遵循礼仪道德,历史上多人是当不上帝的,中国代正被称为“圣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说明人的目的在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话未免绝对,在历史上,不乏舍生取义、为民请命的人,经得起道德尺度衡量的堪称完美的人,比如文天样、史可法等,所以,绝不能认为道德教化完全归于无用。

    但也应承认,众生之中,品德高尚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奔忙一辈子,追求的不外乎“名利”二字。

    太史公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一个人如果把利益作为唯一的目标,能期待他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吗?跟他们谈道德,岂不是对牛弹琴?

    所以,皇帝并非主要靠道德来治国。

    在古代官场,很多官员表面上道貌岸然,风度翩翩,光彩照人,其实骨子里跟市井无赖未必有太大的差别。

    几十年沉浮宦海的经历早把他们磨练成了老滑头,对皇帝的惯用伎俩是装傻、装疯、装聋、装哑、装可爱、装可怜,对朝廷能半就满,能编就骗。

    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反之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痕留下了就永久都在。

    如果你每天给他一块钱,只要一天不给,他就会恨你。如果每天给他一个巴掌,只要一天不打他,他就会跪谢。人性如此!

    治理这样一群官员,皇帝除了不断提出道的要求之外,更主要的办法还是运用权术。

    久而久之,道德甚至也沦为一种权术,比如拿道德做武器去打击政敌,拿道德当“化妆品”来让自己脸上有光,自以为是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责备别人一责备臣子,责备下属,责备百姓,责备小辈,说得义正词严,口干舌燥,痛心疾首,但说到底仍属于权术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