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人们会问：武汉也好，九江、安庆也好，怎么没有见到湘军的影子？

    其实，这个时候湘军的“影子”已经出现在九江和安庆的附近。

    曾国藩回乡组建湘军的时候，李瀚章已经因功任补湖南直隶州知州。曾国藩便把李瀚章调进湘军总理后路粮草，并且立刻派他随李文安和李章铜领兵驰援九江和安庆，李鹤章刚刚招募的十几个乡勇也被曾国藩派送到安庆。

    因为湘军是刚刚组建的，所以，不但太平军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就连土匪山贼也敢太岁头上动土。李家父子率领的湘军还没有到达前线和太平军交战，就被土匪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看着湘军不堪一击，李鹤章想带兵和土匪硬拼却被李文安拦住：“沉住气！我们是来学经验的，不是来显本事的，更不是来送死的。”

    “三弟，我们的敌人是粤匪呀！”李章铜附和道。

    “这就怪了，”李鹤章嘀咕道，“粤匪是匪，徽匪不一样是匪吗？”

    不想受大哥一个人窝囊气的李鹤章，想不到现在受了父亲、大哥和二哥三个人的窝囊气了。

    初到曾国藩帐下，李文安、李瀚章和李章铜既有为曾国藩两肋插刀的忠心和拜师学艺的初心，又有自保和自强的私心。

    几年后，曾国藩在祁门临危之际，李章铜借故逃跑。然而，当曾国藩转危为安，率领湘军攻打安庆时，李章铜又因病不能参加。

    但李鹤章就不一样了。他在曾国藩帐下做事，性格一直很随和，没有他父亲和两个哥哥那些花花肠子。在湘军围城攻打安庆十个月时，他不仅全程参与了，还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和清廷嘉奖补任县令。

    有一次在曾李两家人的宴席上，曾国藩这样说道，领兵打仗看上去说的是一件事，其实是领兵和打仗两件事。就目前情况看，我们曾家能领兵但不善打仗的就我一个人，我其余的兄弟能打仗但不善领兵；而你们李家的情形正好相反。

    曾国藩这话看上去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当时在场亲耳聆听的李家父子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分明是在批评李文安、李瀚章和李章铜不能打仗，李鹤章虽然能打仗，但没有领兵的才能。

    李家父子在帮助曾国藩向皇上请愿组建湘军的时候，已经充分领悟到这事到底有多难。现在看到清军被太平军打得节节败退，他们觉得建功立业的时机不能错过。

    尤其是曾国藩的这番话起到了旁敲侧击的作用，促使犹豫不决的李家父子痛下决心，另起炉灶拉自己的队伍——淮军。

    他们还是低估了困难——他们在五年后才得到皇上的“批文”。不过，这也不能说是坏事——仗就让清军和湘军先打吧，自己还是坐山观虎斗。

    李家父子和曾国藩的感情确实非同一般，曾国藩对李家父子也是赏识有加，但李家父子总是对曾国藩留一手。

    为什么会这样呢？李家父子除了自己另有所图之外，还有对曾国藩的不完全信任。他们对曾国藩的不信任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层面，二是能力问题。

    我这样说，您可能会惊讶：曾国藩可是历史上少有的正人君子加忠臣，是当之无愧的道德楷模，不但教书育人卓有成效，还是教子有方的父亲啊！

    您说的都没错。然而，曾国藩年轻时却有不少的毛病和军事能力上的欠缺。他与相貌堂堂且生活作风严谨的李氏父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貌平平——不客气地说就是丑陋，染上了抽大烟、喝春酒、调戏妇女等恶习。以至于曾国藩到李家做客时，酒足饭饱之后，李家的媳妇就会避而远之。

    李鹤章在曾国藩帐下做事，性格一直很随和，没有大哥李瀚章和二哥李章铜那些花花肠子，所以当湘军攻打安庆时，他不仅参与了，还立下了战功。

    曾国藩亲自为李鹤章上奏清廷嘉奖，留他在湖北补任县令，但他所做的努力未能打动李鹤章。

    三月八日，陆营前锋李开芳部抵达金陵城外。第二天，唐正才的水营前锋也出现在宽阔的江面上。

    金陵是前明陪都，明太祖朱元璋监督修建的城墙坚固异常，可再坚固的城墙也抵不过人心的丧失。钦差大臣陆建瀛逃回金陵主持防务。但他深知太平军人多势大，安庆失陷后，金陵失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陆建瀛与巡抚杨文定、江宁将军祥厚不睦，他们的全部心思都用在相互排挤上了，偌大的南京城只有五千左右清军装模作样地防守着。

    这时候，城外的居民纷纷逃进城内躲避战乱，金陵的大街小巷被塞得满满的。城里究竟多少清军、多少民团、多少老百姓，不要说太平军，就连陆建瀛自己也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