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凌绹这么说，李怡眼睛一亮，喃喃道：“关键是人啊，须得有勇有谋，人才难寻啊。”沉思了一阵，又问凌绹道：“平息内廷之患之后呢？”

    “平抑党争，”凌绹决然道：“自宪宗朝始，牛、李二党互相倾轧、攻讦已二十余年，党争之结果是两党官员动辄贬谪，如此以来大伤官员之元气，而官员乃朝廷根本，官员伤则朝廷伤，上传下难达，政令难以为继，长此以往朝政将日益艰难。”

    “当然所谓平抑，并非取消党争。党争是坏事也是好事，圣明之主应该精通帝王心术，善于利用党争，有党争则一党不会独大，威胁皇权；同时应调和阴阳，使政令皆自上出，朝堂之上，唯皇帝马首是瞻，如此党争之害变为党争之利。”

    “党争既平，则政令顺畅，朝廷就可广开富民之路，民富则国强，待府库充盈，则收各藩镇之兵权，然后伺机收复河湟，再度打通丝绸之路，如此贞观盛世再现不远矣。”

    说到这里，凌绹又饮了一杯酒，笑道：“小弟刚才泛泛之谈，浮光掠影，坐而论道，李兄见笑了。朝廷大事，岂非吾辈纸上谈兵可以决定，惭愧，惭愧。”说完冲李怡一抱拳。

    听完凌绹一番话，李怡心中更是大为惊讶，眼前这个青年虽然年龄不大，不过胸中却别有一番锦绣天地，他日必成大器，如能为己所用，则异日……。李怡毕竟在宫廷长大，心中虽波涛汹涌，面上却波澜不惊，举杯对凌绹笑道：“贤弟一番高论，愚兄领教了，不过朝堂大事，与我等无关，我们且饮酒闲聊吧，贤弟请。”说完将酒饮下。

    在一旁的香严闲一直默默听凌绹高论，此时开口插嘴道：“凌施主一番宏论真是振聋发聩，天宝之后，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零，施主可有富民强国之道乎？”

    听得香严闲这么问，凌绹诡异一笑，道：“富民强国之道一时未有，不过若然大和尚们有舍身喂虎、割肉饲鹰之大慈悲心肠，则府库充盈或可不远。”

    香严闲听得一怔，不解地问道：“凌施主此言何意？”

    凌绹幽幽道：“天下十分财，而佛有七八。方今天下寺院数千座，名下良田何止千万顷，却不纳一分税赋；僧众数十万，却不服一天徭役。长此以往，不由朝廷不觊觎这偌大一笔财富，只怕佛门罹祸不远。”

    “贤弟恐怕多虑了吧，”李怡也觉得凌绹说的有点匪夷所思，摇头道，“佛门不纳税，不参加劳役，是太宗时传下来的成例，自古皆然。难道朝廷还能把这数千座寺庙拆掉不成？这千万庙产难道还能充公不成？”

    凌绹道：“佛本无罪，怀壁其罪。钱多了就是罪过，佛门有钱，朝廷没钱，没钱的只能找有钱的开刀了。今年元日朝廷发布的还俗令便是第一步，恐怕用不了多久又该有新的动作了。”

    香严闲听凌绹如此说，面上现出一丝苦色，颂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凌施主所言也不无道理，佛门本是清修之地，奈何他处一些师兄师弟依仗朝廷成例，大肆购买田产，以避赋税，累积巨富，有甚者竟巧取豪夺，霸人产业。还有的寺中竟还蓄养众多仆役，使奴唤婢，其豪奢不亚于王侯，僧不像僧，俗不像俗。祸福本无门，惟人自招取。唉！难道我佛门又要遭大难么。”

    李怡见香严闲如此神色，便在一旁劝慰道：“话虽如此，但是天下僧众数十万，朝廷难道要一鼓荡之吗，如此却也太骇人听闻了，应该不至于如此的。”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有过四次比较大的劫难，亦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加上后来的周世宗灭佛，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其中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事件中政治原因是主要的考量因素，即平衡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而唐武宗和周世宗对于佛教的屠戮则主要出于经济原因，无他，和尚们太有钱了。

    无论这四次灭佛中的哪一次，佛教都遭遇了重创：寺院被拆、庙产没入府库、僧众被迫还俗，而对于佛教的迫害则贯穿了唐武宗整个的当政时期。当然，作为穿越者的凌绹对此事是心知肚明的，不过究竟无法同李怡等二人解释个中原因，只能小小地预警一下，毕竟对于有道高僧的香严闲他还是比较欣赏的。

    见话已点到，凌绹便不再向下深谈，岔开话头道：“我这也是酒后乱弹，杞人忧天罢了，大师不必介怀。佛法无边，相信总会化险为夷。”

    三人边聊边喝，不知不觉间两壶酒已喝完，三人都已有了些酒意。看窗外日色将暮，便欲起身告辞，香严闲师父劝道：“凌施主，如今天色已晚，加之山高林密，恐怕不太方便，不如在庙中暂且休息一晚，待明日再走岂不妥当。”李怡也在一旁劝说。

    凌綯心中寻思，就算现在回到太乙观也来不及下山了，何况吕老道也未必回来，不如明早再走，还能跟这个李怡多聊聊，当下心中打定主意，对香严闲道：“恭敬不如从命，如此便打扰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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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夜无话，凌綯在寺中禅房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后，感觉体力充沛，劲头十足，往下望去，凌綯叹了一口气，不由自主想起了鱼幼薇，不知道这丫头现在如何了，自己也曾多次派人寻觅，可是始终未得任何音讯。

    用力甩甩头，抛开这些纷乱的杂绪，凌綯穿好衣服，推开房门来到院中。四周望去，远山如黛，山间氤氲着一层淡淡的雾气，飘飘渺渺如同仙境。这一刻，凌绹竟有些痴了：在此地耕读隐居一生，或许也不错。转过头去，凌绹不由得一阵苦笑，自己的文人病又犯了，有些事情只能暂时想想而已。

    中国的文人自古便是有归隐的传统的，仿佛不归隐便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清高。从陶渊明到孟浩然，这些“田园派”的文人也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多么飘逸，多么出尘脱俗，如此的境界也似乎成了文人的终极追求。

    不过仔细梳理，所谓“归隐”一般不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告老还乡，人老了自然要退休，致仕回家后，盖上一片大宅子，买上几百亩地，悠然地过上了归隐的生活；而更多的则是宦海沉浮，在激烈的官场斗争中败北，或者升官无望，这个时候只好被迫“归隐”，既然不能“治国平天下”了，只好“独善其身”，因此所谓的“梅妻鹤子”只不过是文人们一种无奈的选择，聊以遮羞的面纱而已。

    一般来说，“事业上升期”的文人们是不会想到“归隐”的，觥筹交错、笏板满床，正一心求名利场时；脂正浓、粉正香，做梦也不会想回到故乡。一曲“归园田居”，骗了国人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