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六年六月间，兼任提举黄本（宋时称用雌黄书写的国史）的苏东坡发现，秘书省官员每日校书背面二十一纸，方准入内。

    而黄门黄洙传达圣旨说，秘书省入伏，午时住修文字，末伏依旧。东坡先生作为长期操弄文字的人，深知秘书省官员的苦衷，因此上书朝廷欲乞于所校功课减半，候过末伏日依旧。

    这次上书，朝廷顺利地批准了。

    钱塘僧人思聪（闻复），是东坡守杭时一位叫彭九的小童子正式皈依佛门，剃度做的和尚。此人七岁即善于弹琴，十二岁放弃弹琴而学习书法，字有所进后又学习作诗，秦观曾摘取《楞严经》中文殊菩萨的话，为他取字为“闻复”。

    如今，这位小和尚要自京师回归钱塘孤山，他将自己的诗集拿来让东坡先生看，东坡将其诗集命名为《水镜集》，并为之作了序。

    吴郡陆广秀才施《圣散子》方并药于京师，东坡先生感而作《圣散子后序》。王诜驸马画了一幅《邢和璞房次律悟前生图》，苏东坡题了偈子后赠与柳子文。

    贺铸在李清臣、范百禄及苏东坡的举荐下，改为西头供奉，入文资，为承事郎。

    贺铸，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外戚之家，又娶宗室之女，却因个性倔犟，颇得罪了一些人，一直当不了高官。晚年退居苏杭一带，自称庆湖遗老，有《东山词》传世。因那种耿介高傲的性格，贺铸有些词写得意气慷慨、境界阔大，略近于苏轼只是少些高逸之思，多些凌厉奇崛的味道。

    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非常奇特的词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他长相奇丑，身高七尺，面色青黑如铁，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其词却“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为人豪爽精悍，如武侠剑客，却又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家藏书万卷，而且手自校雠，“反如寒苦一书生”。

    豪放词风从苏轼的别开生面到辛弃疾的蔚然成风，贺铸这类硬语盘空、英姿磊落的词，应是其间的重要过渡。其慷慨豪纵之作，影响较大，如辛弃疾就受其影响。他的词作多从唐诗取其藻菜与故实，这种词法则影响到周邦彦，以至于时人以“贺、周”并称。

    东坡先生接到敕令，要求给已故的中散大夫、同知枢密院赵瞻的撰写神道碑。

    苏东坡一贯不喜与别人撰写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们众所周知，东坡只好给朝廷上书辞免这件差事。东坡解释道，此前撰写《司马光行状》，那是因为老先生曾给自己的母亲撰写过埋铭。而为范镇撰写墓志铭，那是因为范镇老先生与先父苏洵交情极深，不能不撰。及奉诏撰写司马光、富弼不敢坚决推辞，然而终究不合乎自己的本意。况且自己如今已是老病废学，文词浅陋，已经不能胜任此事了。

    几天后，苏东坡又上了乞郡劄子，并说自己在朝中会引起不必要的攻击，以至于朋党之祸。

    东坡先生知道，自己平素最讨厌程颐之流的奸诈嘴脸，时常不免会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所以程颐的学生兼死党贾易就时时在寻隙报复，自己在杭州任上刺配恶棍颜章等人就被贾易等人奏报。关于孔文仲不被程颐所利用之事，也被贾易污蔑为苏辙泄露了朝廷的密令。

    如今贾易又被提升为御史台的二把手，手握大权，多数人的进退升降皆出于其口。因此，苏东坡觉得自己应维护圣上的体面，假如因小人的污蔑被外放则会亵渎了圣上曾经的眷顾。所以，这次是铁了心的奏请朝廷可怜体察自己这样一个衰老之人，早放自己出任一个地方官。

    接着，苏东坡又连上了两道劄子。

    一是乞求朝廷体恤民企民情，早日救济苏州、杭州、湖州与常州一带受灾的民众。二是向朝廷举荐了杭州的前同事、左朝散郎、佥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此人“吏道周敏、学问该洽，文词雅丽”，尤其是事母至孝，只因母亲反感妻子，就果断休妻，十五年不再续娶。

    朝廷上下，贾易除加紧搜集苏东坡的罪证外，已经在着手释放杭州的恶棍颜章、颜益兄弟。所以，东坡又不得不上书朝廷，恳请一定要外任。

    应梓州知州周尹（字正孺）之请，为元祐三年在朝诸人送其知梓州时所作诗集作了跋文。本来东坡先生得知周正孺将要任满，欲向朝廷乞求到梓州接任，谁知梓州的百姓都像要离开父母一样拼命挽留，于是朝廷准许了梓州百姓的请求，让周正孺又留任了几年。

    在朝中的日子里，东坡先生又重操旧业，在王驸马的《挑耳图》后作了跋。湖州人张大亨（字嘉父）来访京师，此人对《春秋》颇有研究，著有论《春秋》专著。东坡先生见了老张，顿时来了精神，遂与之畅谈了有关《春秋》的奥义。

    龚夬这位年轻人，作为考官的翰林学士范祖禹“奇之”，尝对东坡言，夬文可以经世。在东坡的举荐之下，被朝廷诏为著作郎。而参政知事韩忠彦力言夬之忠直可补弹纠之职，遂又被召为殿中侍御史。上任后，即抗疏明元祐党人之冤，此上疏被朝廷采纳，为徙党人于内地。又弹劾蔡卞与章惇之奸，在君侧则蔽主德，在州郡则害苍黎。蔡京衔（接受）之，谪二人为监扬州酒税，后以其名入元祐党籍。

    可见苏东坡、范祖禹以及韩忠彦看人的眼光之独到，也充分证明了小龚的不负众望。

    俗话说，越是怕，狼来吓。

    苏东坡担心的事终于来到了，侍御史贾易上书论苏东坡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在扬州的题诗心存不善，并论及了苏辙的一些事，意欲将苏轼兄弟一网打尽。

    贾易的原话是：

    尚书右丞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其兄轼，昔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鼠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是大有年。”此诗原本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换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从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置田极小事，何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

    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踴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受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及作吕大防左仆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辞曰“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之股慄。

    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期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老》、《板荡》之诗刺其乱也。

    轼之为人，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法，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用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

    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弊，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彼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此者。

    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闻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插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其强，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倡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

    臣自被命以来，数使人以甘言诱臣者，或云轼深叹美，恨相知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辙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诡随，不知为身谋，故漠然未尝答也。

    最后，贾易还启奏朝廷，“伏望圣慈览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苏东坡），天下幸甚。”

    贾易的劄子递上去之后，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吕大防、刘挚，且谕令未得遍示三省官。

    苏东坡得知贾易的举动后，赶紧上书《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详尽地解释了贾易所揭发的秦观的私事，以及自己与赵君锡的交情。并承认自己作为侍从官曾与位居谋臣位置的弟弟苏辙谈论过国事，不应该对别人讲，以至于被谏官弹劾。自己如今已经告假在家反省，请求朝廷详加调查。以加重处罚。

    总之，苏东坡此时除了对仕宦生涯感到心慌意乱外，还得百般辩解，以求自保。

    我们知道，从今天看来我们能够明白东坡主持修浚西湖的意义所在，但当时的贾易之流却不会明白，只会认为是劳民伤财。

    同日，执政官吕大防、刘挚与苏辙等论奏于延和殿。

    苏辙奏曰：昨日见到了赵君锡的奏章，说我与兄长对外商讨国事，晚上回到家，兄长承认确有此事，然而没有任何的个人目的，如今已在家待罪。微臣的兄长之所以知道朝廷的文字，实缘自己退朝时语及朝政，所以自己也自请外任，认罪认罚。

    苏辙退下后，太皇太后单独留下吕大防及刘挚商讨此事。

    太皇太后谕旨曰：贾易排击人太深，须与责降。

    吕大防对曰：易诚过当，然遽责降，则恐言事臣僚不见因依，定须论列。今若早欲定叠，不若并苏轼两罢为便。

    太皇太后准许了宰相吕大防的建议，仍意犹未尽地交代道：贾易的任职不可太优越！

    数日后，朝廷的诏命下达：

    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而贾易知庐州（今合肥），二人离得不算太远。本来苏东坡想依照恩师张方平之意乞请南都，但因为曾巩之弟曾肇（字子固）曾乞求出任该郡，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