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3年二月，因政府重设“榷茶”而破产的前茶叶贩子王小波，正式在老家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岷江以西地区）纠集百余人高举义旗，以“均贫富”为口号反抗宋朝。

    王小波首先攻陷了老家青城县和周边的彭山县（今四川眉山彭山区），此时恰逢大旱饥荒，起义军队伍迅速膨胀至1万多人的规模。

    当年十二月，起义军与宋军在四川的驻军主力正式对决，双方在江源县（今四川崇州东南）进行了一场大战。

    此役，宋朝四川军方高级将领、时任西川都巡检使的张玘战败身死，而起义军领袖王小波也被张玘亲自射中头部、重伤不治身亡。

    之后，起义军迅速推举王小波的小舅子李顺作为新的领袖继续征战，他们先后贡献了永康（今四川崇州西北）、双流（今成都市双流区）、新津（今成都市新津区）、温江（今成都市温江区）、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等地。

    成都的朋友应该很清楚上述几个地方与成都主城区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今天成都市绕城高速以外的西南方向完全被起义军所占据，如此一来缺少野战兵力的成都府也就成为了瓮中之鳖。

    995年正月，李顺起义军正式攻占成都，并以“大蜀”为名建立政权，自称“大蜀王”。

    成都的陷落造成了开封朝堂震动，以赵光义为首的中央这才重视起四川的这场农民起义。

    鉴于当地的宋军主力已经被起义军击败，余部只能固守在北路的剑门和东路的瞿塘关（白帝城附近）等几处要塞通道，因此派军向四川支援已成为了必选项。

    然而此时宋朝除了在河北山西部署重兵应对辽军之外，还正巧要派出以李继隆为首的禁军主力进军西北解决党项李继迁问题，所以不但兵力上捉襟见肘，更是在支援四川的领军主将问题上犯了难。

    四川因为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自古就有屠龙少年成为新的恶龙之传统。远的不说，后蜀的孟知祥当年就是作为平定蜀地的领军主将演变为割据军阀的。

    因此，面对国家形势内外交困、自信全无且骨子里就是一心限制武将权利的赵光义来说，派谁来当平定起义军的主将着实是个大难题。

    这个人首先军事能力要过硬，不然领着禁军再次败给起义军之后，蜀地的形势将彻底一发不可收拾。

    其次，此人不能太有分量并且看起来没有野心，起码在赵光义心中不具备割地称王的危险，所以那些功勋卓著、尤其是有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前科的将领也要被排除在外。

    最后，因为人心隔肚皮的原因，即便这个人再没有野心，也最好是一个完全不具备任何割据自立可能的对象。

    只有这样，才能让小心眼儿的赵光义彻底放心。

    如果按照上述这个标准，那真的是太难了。

    然而我们英明神武的赵光义虽然对外打仗不行，但在弄权和琢磨人等方面却是一个相当bug的存在，经过他的苦思冥想，还真就找出了一个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

    此人就是当年深受太祖赵匡胤信任、却在关键时刻反水勾连赵光义害兄篡位的亲信宦官—王继恩。

    对，王继恩这个大宝贝儿又一次出场了。

    他独特的生理结构，注定了不可能在蜀地割据自立，因此赵光义选他当主将在底线上是完全能卡得住的，那么就只剩下了一个问题：

    军事上这哥们儿到底行不行？

    “行不行”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百家讲坛》的王立群老师曾经有过一番精辟概括，四句话：

    你行。

    有人说你行。

    说你行的人得行。

    身体行。

    王继恩行不行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赵光义认为他行就行。

    那么问题就又来了，在这种关键的军事问题上，赵光义是绝对不敢开玩笑的，他到底是如何判定王继恩行呢？

    作为一个宦官，王继恩跟军事工作不搭边，他之所以能让领导赵光义认可自己的军事才干，说明平时俩人没少就军事问题进行探讨，王继恩的滔滔不绝和头头是道这才让赵光义了解和信服。

    借此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初雍熙北伐时候的几个细节，张洎、王禹偁等人后来指责赵光义开战前不与宰相和军方重臣研讨，却只与几个亲信之人私下商议，这些个亲信之人里有没有皇帝认为懂兵的王继恩？

    再一个，曹彬东路军主力与耶律休哥对峙时，王继恩从头到尾都蹲在易州前线，监军也好或是做皇帝在前线的人肉电台也罢，赵光义为什么会把他放在前线，这是不是他们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候顺势提出的决策呢？

    你是我的亲信，又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由你来代表我在前线监督将领们严格执行计划，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上述的这些分析和推理虽然没有任何实证，但都合乎逻辑和常理，只不过我们痛心的是，王继恩就算综合水平再高，他的军事专业素养还能强过曹彬、潘美等战场宿将？

    他的大局观和统筹能力还能超过宰相？雍熙北伐作为决定国家命运和民族历史地位的大战，决策开展的如此狭隘和浅薄，赵光义活该被后来人批判。

    还是回到王继恩领军平叛上来吧。

    995年正月下旬，王继恩被正式任命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军入川。

    与此同时，李顺也犯下了一个重要错误，他在攻占成都之后没有第一时间投入优势力量强攻剑门等地，等回过神来再派兵攻打的时候，已被稳住局势的当地宋军击败，李顺就此失去了依托四川地利固收割据的大门钥匙。

    由于不曾为地理天险所阻，王继恩领军一路攻破剑州（今四川剑阁）、绵州（今四川绵阳）、阆州（今四川阆中）、巴州（今四川巴中）等地，顺利突入成都平原。

    五月，王继恩率军猛攻10多万起义军固守的成都城，虽然宋朝禁军这些年面对辽国和党项很难占到便宜，但对付仓促成军的起义军业余武装还是有巨大优势的。

    一番激战之后，成都被攻陷，起义军被斩首3万余，刚当上“大蜀王”不到半年的李顺也兵败被俘。

    李顺被俘后，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的带领下向东转进，又先后攻占了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四川泸州）、渝州（今重庆渝中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州区）、开州（今重庆开州区）等地，一时之间声势复振。

    然而此时起义军再次遭受重创，在意图夺取白帝城彻底打通川东门户之时，遭到了当地宋军的围攻，先后数战皆败，不得已之下张余只得带领残部向西转进至山区地带。

    截至此时，起义军尽管未被彻底镇压，但高潮部分已过，剩下的就是后续清缴工作了，虽然繁琐复杂但绝对难度并不大。

    然而偏就值此关键吃劲的时候，宋军又开始掉链子了，问题不在别处，正是来自当地最高长官、受命节制蜀地一切军政的王继恩。

    王继恩自打五月攻占成都之后，就如同完成所有任务一般，停止了各项军事行动，专心致志地留在成都享乐人生。

    史载：

    “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持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则事恣横。”

    王继恩非但自己恣意享乐，还纵容部下败坏军纪：

    “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转饷稍不急给，军士亦无斗志。”

    在这种上行下效、玩忽职守的合力作用下，张余所部尽管在川东地区屡遭重创，不得已败退至山区，却因此奇迹般的存活下来，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竟再一次展现出生机活力：

    “余贼并伏山谷间，郡县有复陷者。”

    按说以宋军前期与起义军作战的经验判断，这场平叛战役本身的军事难度并不大，造成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不过是王继恩个人而已，处理起来也不麻烦。

    再退一步讲，从年初出兵到现在没有完全平定起义，也不过半年多的时间。

    不管是哪个角度来看，宋朝都不应进入到不胜其烦、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还是回到最高决策者赵光义本身，此时的他早已不复雄心壮志，极端厌恶和恐惧一切麻烦和困难，因此随着四川起义形势反复，赵光义多次表现出厌兵久战甚至想要放弃四川的想法。

    当年八月份，赵光义在与时任副宰相的赵昌言一次谈话中，又一次说出了丧气话：

    “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

    深知皇帝此举是在投石问路、想要为放弃四川找台阶的赵昌言，马上抓住机会，极力劝阻皇帝别干傻事。

    他没有和失去信心的皇帝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就事论事的分析其当前四川的局势和根源，以此来为皇帝增强必胜之决心。

    “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国家士马精强，所向无不克，顾此草窃，不足仰烦宸虑，即于上前指画攻取之策。”

    这一次的赵昌言对赵光义来说有如黑暗中的灯塔，欣喜之余他当即任命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

    先且不论王继恩之前的作死行为是天性贪图富贵享乐还是有意自污以图保全，总之当他已不能妥善平定起义之后，赵光义终于下定决心换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前去代劳，而不再将防备其割据自立作为第一原则。

    然而皇帝虽然临时转性了，可深谙皇帝尿性的马屁精还数量众多，赵昌言人还没有走到四川，打他小报告的纸条子就已经满天飞了，有人拿他的长相说事：

    “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

    有人拿他的生平和家庭说事：

    “（赵）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后难治”。

    总之，赵光义再一次被说动了，他匆忙叫停了走到半道的赵昌言，让就地驻扎在凤州（今陕西凤县），为诸军声援。

    与此同时，赵光义再次派出亲信宦官入蜀，协助并督导王继恩尽快平叛。

    从王继恩和赵昌言截然不同的遭遇之中，我们再次确认了一个永恒的道理：

    忠诚永远比能力重要，而忠诚的认定永远掌握在上位者心中。

    此后平定四川的起义过程仍是一波三折，尽管其间经历了宋军部分精锐禁军杀主将并与起义军同流合污的危急时刻，但好歹运气仍站在宋朝这边。

    最终宋朝在当年十一月攻占了起义军最后的据点嘉州（今四川眉山）、邛州（今四川邛崃），俘虏并处决了首领张余。

    至此，这场前后持续了将近两年王小波、李顺起义被正式扑灭。

    发生在对辽及党项作战不利、处于内外交困当口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对宋朝尤其是赵光义本人冲击巨大。

    起义平定后，赵光义本人下了在位期间唯一的一份罪己诏，并在995年元旦将年号由“淳化”改为“至道”。

    这是赵光义用过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号，意为庆幸避免了川蜀地区再次成为割据政权，故而发号改元、与民更始。

    尤其可见，平定这场起义对赵光义是多么的重要，搞不定辽国或者党项，起码还都属于外部事务，尚有借口来甩锅。

    若是连内部叛乱都无法处理，使得国家再次走向分裂，那赵光义可就真的没有脸面来面对自己的内心了。

    起义平定后，赵光义也随即对之前的治蜀政策进行了调整：

    他任用能吏张咏主政蜀地，撤销了“博买务”和酒类政府专营，减轻各类税赋，降低官盐售价，并对产生了王小波的茶叶从业者进行重点监控，实时动态调整相关政策，这一举动对于安定蜀地产生了积极作用。

    后来随着百姓休养生息，蜀地的经济一度又恢复快速发展，并随即产生了“货币荒”，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货币性质的纸币“交子”的产生。

    然而从另外的一些角度来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

    一方面，尽管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极大地打击了四川的地主豪强阶级，但宋朝并没有在这之后着手处理土地兼并这一压迫农民阶级的核心问题，其各项政策调整的本质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另一方面，四川当地的治安形势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外来的各级军政要员仍有不少停留在征服者的思维惯性，只不过在前车之鉴的影响下，他们的矛盾焦点由对百姓转向了对内互撕。

    后来的几年里蜀地也先后发生了几次驻军内部的兵变，只不过因为不涉及百姓、缺乏动员基础，这些兵变规模较小，也都迅速被解决掉了。

    不过话说回来，北宋前后160余年的历史里，没有发生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影响较大的除了末年江南地区持续了1年的方腊起义之外，就要数宋初的这次王小波、李顺起义了，从时间上来看接近两年，还要排在榜首。

    个中之原因除了历代宋朝统治者较为有力的动态治理调控之外，离不开赵匡胤时期定下的强干弱枝基本国策，缺乏足够暴力机器支撑的地方，很难产生匹敌中央的力量，这些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