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到底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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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 普信男晚年的三道大题

    著名的综艺节目《奇葩说》里有一个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她发明并带火了一个名词,叫做“普信男”,大体意思就是“在当今的相亲市场上,女人经常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些男人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却还那么自信”。

    这个现象确实很常见,背后的逻辑倒也不难理解。

    男人在学校、刚步入社会乃至组建家庭之前等这些阶段,对于社会的理解总是有片面性和理想化的存在,他们容易高估自己、低估社会,因此主观的认为“凭借自己的抱负和才华,将来一定会拥有这个世界”,这是“普信男”所谓自信的缘由。

    因此在相亲市场上,“普信男”把这种盲目的自信看作是自己可期的“估值”,并以此为筹码寻求配对。

    而作为天性厌恶风险、并将婚姻视作是人生最大投资的女性来说,“普信男”自信背后花里胡哨的估值根本就不值一提,她们更愿意甚至是只愿意看眼前已有的、实打实的业绩,如男方的工作、收入和家庭等。

    事实上,不排除少部分有潜力且运气好的普信男确实能在数年后做到一飞冲天,随着一声“敲钟”将估值变为更加实在的股价

    但是,绝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成家之后经受现实家庭生活的映射,会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曾经的远大理想是那么的遥不可及甚至是滑而大稽。

    这种“自信”的破灭往往就在数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仿佛梦还没醒就瞬间充满焦虑。

    面对这样前后反差极大的境遇,“普信男”应对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有些是直接躺平,有些则仍保留最后一丝倔强:“我顶多埋怨自己运气不好,但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才华”。

    而更多的则是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努力挣扎,力求只要心安,到哪算哪就好。

    从这个角度来讲,赵光义的皇帝生涯,也有点像一个“普信男”的成长过程。

    从他976年害兄篡位到997年去世,算头算尾共在位22年,这期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从继位到979年高梁河之战,这个阶段赵光义感觉最爽但时间也最短,此时的他对自己充满自信,自我估值无与伦比;

    第二阶段是从高梁河之战到986年的雍熙北伐,他虽遭受重大挫折但仍感觉有希望“上市”,理想尚在、灯火仍亮;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从雍熙北伐到赵光义过世,这个阶段赵光义不但自信破灭、理想破灭,更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糟,导致他不断的调低自己的预期而一退再退,整个人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失望、怀疑、悔恨以及自我欺骗和安慰。

    在赵光义的最后一个阶段里,除了肉眼可见的给子孙留下了辽国和党项两个大麻烦之外,他的主要精力则全部集中在了下列3件事上:

    王小波、李顺起义,选拔大臣和挑选储君。

    接下来我们就围绕这三件事来把赵光义的晚期情况串起来介绍,先来看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发生在太宗晚期四川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于993年,至995年被平定。

    起义军一度占据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大部地区,并建立了所谓的“大蜀”政权。

    在局势最为艰辛的时刻,赵光义一度想要放弃蜀地,由此可见这场起义对宋朝政权的震动和冲击。

    关于这场起义的爆发缘由,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

    四川百姓生活的太艰难了。

    首先是宋朝以前。唐末黄巢起义之时,叛乱没有波及到四川地区,到了五代,四川又先后被前蜀、后蜀两个政权把持。

    与中原连绵不断的炮火相比,四川整体上都处于较为安定的状态。

    按理说这种形势是一个有助于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但是过于稳定、缺乏革命的社会现状发过来也会加剧底层百姓的生活艰辛。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涉及到了封建社会一个无解的难题—土地兼并。

    由于不注重社会公平与和谐,在封建时期地主豪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围绕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依托,其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和对立,时间越长,土地兼并就越严重,就会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四川尽管在唐末五代远离战火,但同时也使得地主豪强避开了革命冲击和阶级洗牌,因此相较于中原等其他地区,四川的阶级矛盾对立现象尤为突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封建时代向地主租地为生的农户被称为“佃户”,其生活就已经很是艰辛了。

    然而在唐末至宋朝时期的四川,竟出现了比佃户更加悲惨不堪的“旁户”。

    旁户可看作是佃户的终极威力加强版,他们作为一种投靠户,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被役使,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

    旁户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纳地租,还要承担官府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

    旁户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在当时的四川数量竟然占到了总数的70%以上,有的边远地区达到80%到90%。

    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尽管远离战火,在战乱年代仍号称天府之国,但这种富裕和安逸注定只是少部分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的独享,其内部充满了动荡和不安的潜在因素。

    那么宋朝以后呢?

    不好意思,局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重。

    赵匡胤在平定后蜀后,由于担心这里天高皇帝远、自成一派,所以在权利洗牌的时候采取了一个之前绝无仅有的措施:

    即除了诏令后蜀皇室和中央要员悉数到开封重新安置之外,还对州郡一级的当地原有长官也全部打包带走。

    换句话说,后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官员全部被开封进行了更换。

    这样做虽然有助于安定政权,但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弊端:

    就是作为直面百姓的州郡父母官一级来说,因为是外来的空降干部,不了解当地民情社情,执行政策规定难免僵化而不懂回旋。

    再加上这其中不少人还以天朝上国的征服者自居,对治下百姓毫无怜惜和同情,所以宋朝征服蜀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鱼肉百姓、草菅人命、增加税赋等情况接连不断、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动土地兼并这个炸药包,因此四川的地主豪强在变了天之后,仍然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不变。

    这些人不过是将新主子开出的要价悉数转移到了本就很悲惨的底层百姓身上,自己则还是马照跑、舞照跳的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赵匡胤灭掉后蜀后,曾下令将后蜀官库以及皇室内库的财物全部转移到京城开封,使之成为了“封桩库”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虽然这笔钱并不直接来自后蜀民间,而是源于孟知祥、孟昶父子几十年的搜刮所得。

    在当时的狭义设定下,赵匡胤的这个行为并不直接对四川底层百姓有什么恶劣影响,但他转移财物带来的附加效应却对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由于孟氏父子敛财有方导致这笔财富数额巨大,且四川的地形对交通运输又是出了名的地狱难度。

    因此,宋朝转移后蜀宫廷的这笔钱,竟然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这期间耗费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973年,赵匡胤开始在蜀地征收“头子钱”。

    头子钱即正常税赋之外的各种附加税,通俗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无理的苛捐杂税,它虽起于唐朝,然而宋朝建国后征收的第一笔“头子钱”却是在四川开始的,这也可看作是是四川税赋重、百姓生活苦的一个重要例子。

    四川百姓的生活境遇,连在以“宽仁”著称的太祖时期都如此艰难,到了太宗赵光义这里会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接连对辽作战失败,赵光义只得开启了一轮又一轮大规模的“爆兵”。

    面对海量的财政支出,经济基础较好的四川地区自然是首当其中、责无旁贷。

    991年,主管国家财税的三司就曾公开上折子,说四川地区的税负远低于中原地区,因此要求加税、加重税。

    赵光义不但完全听从,还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通过新设“博买务”、重设“榷茶”和高价卖盐三种手段,进一步与民争利、压榨百姓。

    在封建时代,布帛、茶叶、盐等历来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其背后隐藏的利润远超想象,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作是货币。

    四川因为盛产茶和布帛,因此许多百姓在务农之余,都兼营茶叶和布帛买卖,以此来补贴家用。

    首先说“博买务”,其含义就是官府专营布帛交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

    这样一来,不但减少了百姓收入,地主豪强还趁机深度参与,投机倒把、贱买贵卖,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许多小商贩因此失业,农民的手工业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再来说“榷茶”。

    顾名思义,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专营制度,起于唐朝。宋朝刚建立之时,曾一度取消了榷茶制度,等于是为百姓沉重的生活枷锁打开了一个口子。

    然而随着财政缺口加大,赵光义后来重新恢复了该制度,将这一项重要的收入从百姓手中收走。

    但是当时之形势与宋初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姑且不论“从简入奢易、从奢入俭难”的人性逻辑,单就四川的广大百姓来说,随着赋税逐渐加重,贩茶的收入已从最初的额外补贴变为了维系家庭生活的必需营生、不可或缺。

    尤其是在成都附近,因为土地兼并、人少地多,很多百姓已将贩茶作为了唯一的生活来源。

    赵光义恢复榷茶,却又未对这些人出台配套的安置政策,等于是一把将他们推向活不下去的边缘。

    最后说高价卖盐。

    前文我们曾提到过,宋朝实行的是盐业国家专营,最主要的产盐区就是位于今天山西运城的盐湖,官方名为“解州盐”。

    然而,为了从四川地区掠夺财富补贴国库,宋朝将此地的官盐售价从统治初期的100文/斤调高到了150文/斤。

    这已经与中原地区平均四五十文的价格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便是考虑到四川的运输成本,这个价格也属实是极端压榨百姓了。

    一面是抢夺布帛、茶叶等当地主要产物的经营权,强行搞贱买贵卖,一面又铆足了劲的大幅提高盐、粮食等短缺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逼迫百姓来买单。

    宋朝这一手刀口向内的剪刀差,对着四川人民“咔咔”的简直是风生水起。

    在这种日积月累的矛盾叠加下,四川距离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就只剩下了一个导火索而已。

    说啥来啥,993年当地遭遇大旱,随之产生了大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