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100二次演讲、离开、桑木彧雄、劳布09.2-3

    1909年2月11日星期四，爱因斯坦为入职苏黎世大学副教授而做的第二次演讲在苏黎世大学物理学研究所礼堂正式举行了，其演讲的题目为《电动力学与相对性原理》，即狭义相对论。

    这次爱因斯坦的演讲比较顺利，效果较好，听了这次演讲的苏黎世联邦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教授奥勒尔·斯托多拉（AurelStodola，1859年-1942年）于第二天2月12日就给爱因斯坦发来了贺信。

    此前斯托多拉曾于1908年5月17日写信感谢爱因斯坦赠寄论文，并说自己最喜欢1908年4月1日的布朗运动第三论文《布朗运动的基本理论》；6月13日他还写信咨询爱因斯坦关于宇宙星云碎片总熵的问题，现在他则确信自己已逐渐认识到爱因斯坦观点的哲学意义：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由于我的(常常是一时冲动的)好奇心驱使我提了许多问题，我竟忘了告诉您我所获得的好印象，这就是：您的演讲条理非常清楚而且十分扼要，所以我赶紧在这里补充一句。重要的不是声调言谈，我确信，我正在逐渐认识您的观点的哲学意义。

    谨致敬意。您的忠诚的

    奥勒尔·斯托多拉”

    二次演讲成功结束后，爱因斯坦拜访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同学雅各布·埃拉特（JakobEhrat，1876年-1960年），这次的气氛与1903年3月22日因爱因斯坦在明信片中称呼埃拉特母亲为“你们家老太太”而怒气冲冲不同，这次气氛和谐而美好，爱因斯坦在埃拉特母亲艾玛·埃拉特·赫林格（EmmaEhrat-Ühinger）身边都感到善良和开心了，其心境如此美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教授职位目前看来板上钉钉了，这是他拜访严厉的阿尔弗雷德·克莱纳教授而得出的感觉：

    “现在（注：2月15日）我又坐在我的办公桌前了，愉快地回想起了我作为你们的客人所度过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能在你们家找到这么一个舒适惬意的藏身之处，真是我的福气。与必须在陌生人中间漫游时相比，在那里令人感到特别厌烦的情况少多了。又坐在善良的埃拉特妈妈（注：艾玛·埃拉特·赫林格）身边实在太开心了，的确，以前在我仍然处于困境时，她就待我这么好。

    看来现在确实有了很好的机会，我们将能在苏黎世欢聚一堂。我星期五（注：2月12日）拜访了严厉的克莱纳，他不时好心地谈起“考察”（注：入职苏黎世大学副教授）的结果，并且暗示，其余的事情可能很快随之而来。因此，如果我不必为这可恶的钱而不得不留在这里的话（注：副教授的薪资比专利局的低不少），看来到秋天时我似乎肯定会有所收获的…你们俩春天时一定要来看我！我要设法在那时休假。”

    2月23日，帮助爱因斯坦入职苏黎世大学副教授、也是其博导的阿尔弗雷德·克莱纳教授向苏黎世大学哲学系二分部的同事们正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苏黎世大学需要一名理论物理学教授，并极力推荐爱因斯坦担任此职。

    由此，苏黎世大学哲学系二分部主任、地理学教授奥托·斯托尔（OttoStoll）给爱因斯坦写了信，向其索要学位证书、相关论文等资料，并问爱因斯坦能否下学期来任职，为此，2月25日爱因斯坦对其回信，其7年伯尔尼专利局的职业生涯也进入了尾声，人往高处走，缘分不停留啊：

    “非常尊敬的教授先生!

    十分感谢您的来信，我马上就给您提供您所需要的资料。

    我于1879年出生在乌尔姆，父母都是德国人。我在慕尼黑上了小学和中学，在中学上到七年级。

    随后我去了意大利，和我父母一起住了半年，此后，在1895年的秋天，我去了阿劳。在那里我成了州立中学职业分校的学生，并在一年后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

    1896-1900年我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培养数学教师的那个系学习，并在那里获得了学位证书。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取得了苏黎世市市民的身份。

    在此之后我在不同地方当了大约2年的私人教师，随后在1902年我成了瑞士联邦专利局的一名技术专家。自那以后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1905年苏黎世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自去年（注：1908年2月底）起我作为编外讲师（注：讲授热的分子理论和辐射理论）在伯尔尼大学工作。

    至于我是否能够从下学期开始任职这个问题，尽管我还没有正式询问过，但我想我的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我知道，以前有位同事预先通知后1个月就离开了办公室。随信寄去我已发表的论著，以备您方便之用。

    谨致敬意。您的忠实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第二天2月26日，奥托·斯托尔组建了由11人组成的系的工作委员会开始正式审查爱因斯坦入职理论物理学副教授的问题。3月3日，该委员会以10人投推荐票，1人投弃权票的结果决定推举爱因斯坦作为理论物理学新的教职人选，第二天3月4日，奥托·斯托尔向苏黎世州教育局局长海因里希·恩斯特（HeinrichErnst）提交了汇报材料，其中也包括阿尔弗雷德·克莱纳教授的推荐信：

    “爱因斯坦当属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自从他关于相对性原理的工作发表之后就已得到公认。

    爱因斯坦博士也能证明他作为教师的价值。他才智出众，认真负责，在必要时不会不听取建议。”

    主动退出了与爱因斯坦竞争克莱纳争取到的副教授职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Adler，1879年-1960年）此时又拉了爱因斯坦一把，他于3月19日给苏黎世州教育局局长、瑞士社会民主党党员海因里希·恩斯特写了信，要求他们让爱因斯坦入职副教授：“如果我们的大学能够得到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任命我就是荒谬的。”

    后续的发展是5月6日，教育局局长海因里希·恩斯特将推荐信提交给了州政府，5月7日，州政府批准了对爱因斯坦的任命。

    爱因斯坦的副教授职位还得过段时间才能到来，目前他还得继续在伯尔尼剩余不多的生活时光，即使感冒了也得对自己伯尔尼的私人学生吕西安·查文（LucienChavan，1868年-1942年）做一定的交代：

    “亲爱的查文先生!

    我患了重感冒，正在卧床休息。但是您今天晚上还是可以来；我将躺在床上与您一起阅读。

    谨向您和您的夫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这一时期，第一位接触爱因斯坦的日本人桑木彧雄（AyaoKuwaki，1878年-1945年）在伯尔尼拜访了爱因斯坦，他此时在柏林大学学习，并修习了马克斯·普朗克的课，由此得知了爱因斯坦，3月18日，爱因斯坦又写信将桑木彧雄推荐给了好友莫里斯·索洛文，此时他在巴黎《哲学评论》杂志任编辑工作：

    “亲爱的索洛文！

    您的友好祝愿给我带来很大快乐。昨天，有一位要去巴黎的日本青年（注：桑木彧雄）来看我。我让他到您那里去了，因为我想您肯定愿意见见他。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来伯尔尼？您也许不会相信我是多么经常地想念着您，再见到您我会感到多么高兴。请代我向我的妹妹和她的保罗（注：保罗·温特勒，PaulWinteler，1882年-1952年，玛雅的未婚夫）致以最热情的问候。

    谨致友好的祝愿。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的妻子和Bujo（注：儿子汉斯·爱因斯坦的昵称）也向你们问好。”

    桑木彧雄是日本理论物理学先驱，后来成为日本科学史学会首任会长，其对日本物理学的贡献，是以相对论为中心展开的，为20世纪初期世界上了解相对论真谛的少数人之一，他归国后从1911年开始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相对论的论著，并著有《爱因斯坦传》一书，他对20世纪初期物理学发展的危机有着敏锐的直觉，最早意识到有关绝对运动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重大意义。他通过探讨相对论及物理学哲学背景，从认识论思考物理学本质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日本物理学从经典向近代过渡的进程。

    从1912到1914年在欧洲留学、并曾跟随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学习的石原纯被认为是日本研究相对论的第一人，他不但在1909到1918年的10年间用德文发表了38篇科学论文（其中与相对论有关的有27篇），而且是爱因斯坦1922年访日的促成者之一，并在爱因斯坦访日期间担任其学术翻译，后来更成为世界上第一套爱因斯坦文集（日文版）的主要编译者［安孙子诚也2005］。在爱因斯坦访日之后，日本迅速掀起了“爱因斯坦热”和研究相对论的热潮，但相对于纯物理学研究的缓慢发展，爱因斯坦对日本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民间社会意识的觉醒和科学普及浪潮的高涨，甚至是民众源于盲目崇拜的跟风之举。

    3月20日，爱因斯坦给雅各布·劳布回了一封信，宣告了自己暂别关于运动媒质电动力学领域，因为他现在很忙，身体也不适，希望劳布自己完成有质动力电动力学的相关论文：

    “亲爱的劳布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证明（注：论文中的证明过程）和明信片。我现在非常忙，以致此时无法参与任何其他事情了。所以，我必须请您来写您的有质动力的专题论文以及那本关于电子理论的专著，全都由您自己写。

    我近来身体一直不好，喉咙痛仍然未愈。我还没有收到亚伯拉罕（注：马克斯·亚伯拉罕，MaxAbrahaｍ，米西兰高级技术学院的理论力学副教授）的论文，但我并不急于读到它；我仍然认为，从电子理论的观点看我们的有质动力是正确的（注：亚伯拉罕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闵可夫斯基又不同于爱因斯坦和劳布的运动媒质的电动力学）。”

    现在爱因斯坦对自己的静电感应小机器比对有质动力电动力学更感兴趣，当然，这也不意外，毕竟有质动力电动力学更像是基础理论的应用，而不是基础理论本身，作为理论物理学大师的爱因斯坦对这种领域兴趣不大也很正常：

    “现在，技工终于把我的小机器送回来了，我现在急于做实验；我已经把研究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将和纪尧姆（注：爱德华·纪尧姆，EdouardGuillaume，1881年-1959年，瑞士专利局的二级技术专家）一起研究接触以及相干性问题。

    谨致良好的祝愿。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其他所有人也向您问好。”

    3月25日星期四，爱因斯坦写信给弗赖堡大学物理学研究所教授艾伯特·戈克尔（AlbertGockel）通报无意外的话自己将于星期日上午9时5分抵达弗赖堡，并请戈克尔做好相关的小机器实验准备：

    “非常尊敬的教授先生！

    应您的盛情之邀，如果在这几天我没有收到您的来信，我将于星期日上午9点5分抵达弗赖堡。我完全同意我们应当做手头的汞接触实验。如果您能花点时间做准备，那么我想请您做这样几件事：

    (1)要把硬橡胶盘摆成可以使所有小金属线都能浸入到汞液珠之中的样子。

    (2)准备一点汽油，用以对硬橡胶部分进行清洗。

    (3)要确保静电计工作正常，以便我们能用这个静电计测量出0.001V。后面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那样我们就有希望能够测定用现有方法所达到的(由于接触造成的)误差的(灵敏度)极限。

    谨致最良好的祝愿。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已经从我的实验中认识到，可以通过汞接触来做这个实验。只不过使设备工作正常要花点时间，而且一旦转动得稍微快一点，汞就会喷出来。这些就是我偏爱固体接触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一个有待考虑的理论上的原因，亦即这种情况：与空气相邻的表面的不断更新将产生相当大的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