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远护送我回沈阳城后，便折返回四平。通过萝拉的通讯联络，沈阳联络站人员接管了我的安全。

    我和崇峰在沈阳城只有一处住所，房屋被紧急处理掉。我们的行李不多，崇峰多年军人的习惯，更是身无长物。我的半副身家是一整柜子的书籍，此时已无法带走，选了几本钟爱的，其余都打折变卖给常去光顾的书店老板。

    几处银行的存款，不多，都被我取了出来，兑换成黄金，现在银钱一天一个价，叫人提心吊胆。

    联络站的小黄，人很机警，一直陪在我身边，帮着忙前忙后。

    他总说，东北马上要打仗了，他们会尽快送我进关，去延安。

    我说，东北不是一直在打仗，从我随崇峰来那日起，这战事就没停过。

    他说，那不一样，这一场是事关生死，成败在此一举。

    半月后，我们通过沈阳城的机要交通渠道，被转运到关内，萝拉和她的一个英国朋友也与我们同行。此时除东北，关内的华北、华南都在打仗，我们绕路走东南沿海一带，经江西进内陆。为了避开交火，辗转了四五个省份，月余才到达延安。

    这一路上虽小心谨慎，却也不乏惊险，有时是我们防范过度，闹出不少笑话，也有真的危险。除我之外，他们三人皆配了手枪，且每个人的枪管里都发出过子弹。

    我从未感到死亡距离我这么近，而身边与我紧紧相识数月的人竟在保护我，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竟可不顾自己的生死。这种信念和使命感，绝不是上级交给任务，去完成这么简单。背后定然蕴含着巨大的蓬勃的力量支撑他们。

    护送我的小黄，每天三餐就是馒头就咸菜，萝拉的英国朋友的午餐标配是压缩饼干加气泡水。即使是这样，他们每天都在读《共产党宣言》。

    我翻着褶皱发黄的书页，“这书我从前帮萝拉翻译过，也试着去理解，但是没有你们这群人在我眼前晃，我是真不敢想，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没有面包，只为理想而奋斗。”

    小黄露出洁白的牙齿憨笑，牙齿的洁白同他黝黑粗糙的皮肤格格不入，“我在北师范读书时，我的导师告诉我，任何一种主义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是无论多么科学的理论，都需要去实践，去验证。最开始，我也不信。当一个个前辈，在我面前倒下，我才明白，我们的国家病了，而这种病是恶疾，只有用鲜血去祭奠才能拯救。”

    萝拉揶揄道，“都说东方人神秘固执，你们就是比我们想得多。你看我跟奎恩，”她用勺子敲敲英国人的后脑勺，后者正在用罐头瓶底砸碎压缩饼干，“心到哪，就走到哪，管它呢。你说对吧？”

    奎恩狠命咽下一口饼干渣，“就是，事情是做出来的，不是论出来的，中国人就喜欢坐在那里讲道理，不如揭竿而起。”

    我噗嗤笑出来，这老外成语还精通。

    来到延安后，我被安置在专门为投诚家属修建的一片窑洞里，那里远离延安的闹市区，显得格外宁静。山后是一洼深不见底的碧湖，山对面是望不到头的胡杨林，一切都那么质朴自然，让人静下心来，沉浸在自我孤独而丰满的世界里。

    萝拉和奎恩去本地一所高中报道，学校里开设了几门外语，他们可以施展才华，教书育人。

    小黄歇脚几日后，便返渝，接管当地投诚将领的家属。

    他们安排了三名工作人员，帮我打扫两日窑洞，又帮着置办家里用的家伙事儿，便不怎么上门来打扰我。只每周四晌午来送些米菜，询问生活境况，顺便告诉我崇峰他们军队的消息。

    来到这里后，我的生活变得非常规律，也终于可以好好休息。

    每天清晨鸡叫便起床，打扫梳洗后，走上十里路来到城里，延安大街的小报亭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买上报纸，走十几步便来到隔壁的馄饨摊子。延安人不爱吃馄饨，这里的面食多为面条、馍馍，我吃不惯玉米磨面做成的食物，便搜寻着小馄饨当早餐。

    馄饨摊儿的老板娘杏花嫂是泉州人，家里男人上战场后边杳无音讯。她惦记男人的生死，又不识字。便日日叫来吃早饭的人念报纸给她听，念一份报，可免一碗馄饨。

    我来了以后，与她聊得投机，便隔三差五念报给她听。却不想占一碗馄饨的便宜，总是趁她不注意，把钱留下。

    久而久之，我们也有了默契。我夹着报纸一出现，她就立即卷起袖口，亲手包上十个鲜肉馄饨，下到翻滚的紫菜汤里煮上。我紧挨着她身边的方桌坐下，轻轻嗓子，开始念报。鼓溜溜的馄饨端上桌来，便搁下报纸开始享受美味。碗里见底了，便抹抹嘴巴继续撑开未念完的报纸。

    我合上报纸后，杏花嫂子永远是那句，“妹子，你说，我还能等到我男人吗？”

    “能吧，”我呢喃，“你别多想，战事紧张，他兴许真没时间写信。”我编造着连自己都不信的谎话。

    “我想过无数次，如果他再也回不来，我该怎么过，想来想去，还不是守着这个摊子过日子。隔壁姜饼摊的朱婶，总要给我说亲，可是我真不想，他哪天回来，没有我，也没有家了。你说是吧？”

    我拍拍杏花嫂子的手背，“是啊，等待就有希望，这个过程是幸福的。”

    傍晚，专门负责我安置工作的小英来了。她给我带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崇峰的部队已经被重新整编编入东北第六军，崇峰任36旅旅长，待扫清东北战场后便入关参加华北地区的解放战争。二是，鉴于我从前的教师经历，他们将安排我先到附近小学任教。

    “我们主任说，先让你做做看，不适应咱们再调换。”小英之前在工会里抓妇女工作，热心快肠，帮助我们这些家属安置生活，于她最适合不过。

    我目送她骑着自行车的尘土在晚霞中飘扬，待尘埃落定才转身回屋。在窗前支起一张方桌，把烛台移到桌角，摊开稿纸，用钢笔写起一封信。

    “至延安已十日，今日才整理好一切。听闻你在军中都好，我心甚慰。

    从前是敌人，今天是战友，要不计前嫌地并肩作战，完全相信对方，这是你需要上好的一课。我相信，我的爱人，定能用你宽阔的胸襟、高尚的人格、智慧的头脑渡过这一关。

    从沈阳到延安的路辗转艰辛，但我的心越走越亮，仿佛从黑暗游向光明。

    延安窑洞里的生活，自然、原始，却总能叫我想起曾在难民营相依为命的我们，那最初的相守，是我这十年每当孤独时，点燃火柴的温暖。

    务必珍重自己，为了我，也为了她们。”

    不知崇峰何时何地能够读到这封信，我离开四平时，他尚未在丛瑛牺牲的悲痛与愤怒中走出来。丛瑛是他心里亦师亦友的存在，是他视为灯塔一般的存在，灯塔在黑夜里忽然消失，会不会令他一直以来坚守的信念崩塌？我不知道，只希望他为了我，为了妻女，更加坚韧勇敢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