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峰走后，日子又重归平静。闫先生来信说，他已经调任上海经济司，希望钟琳带着孩子们去上海长住，闫家的宅子和仆从人等，钟琳一一遣散，只带了管家夫妇一同前往。他们一家走后，我在南京的日子便更加寂寥，虽常有书信往来，也解不了惦念之情。

    偶然机会，遇到读大学时期的学姐，她说现下在报馆里工作，报馆正缺人手，问我要不要去试试。她知我喜好文学，说如果我愿意去报馆，会尽力帮我同主编引荐。

    那几日，我正好收到崇峰从大连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信上说，他和丛瑛已经到大连港，与政府军其他部队集结，下一步转移到内陆驻扎，具体作战计划，他并未透露。饶是如此，崇峰还非常小心，用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密码写信，其中使用了摩斯码和横向替代关系，是我们两人此前约好的。也因为如此，信件十分短暂，没有更多表达感情的话语，但是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他的关切与想念。

    回信里，我没赘述一言，只是将古人的一首诗写在信里，希望能将我的情意传达给他：

    孤云迢递恋沧州，劝酒梨花对白头。

    南陌送归车骑合，东城怨别管弦愁。

    青油幕里人如玉，黄鹤楼中月并钩。

    君去庾公应借问，驰心千里大江流。

    因来信上的邮寄地址是大连港的中央军联络处，我便犹自将寄信地址如此填写，应该能辗转邮寄到崇峰手中。

    第二日下午，约了报馆的负责人在茶馆里见面，我到时，那人已经饮了半盏茶。我不好意思地致歉，那人道是自己先到了，因着这茶馆里的评弹十分有名，想提前十几分钟来赏赏。

    我笑笑，“战事结束以后，市民们都恢复了往昔的生活，吴主编喜欢评弹？”

    来人便是南京晚报的主编吴松岩，常常在报上看到他的大名，却从未一见，年纪四十岁上下，颀长身材，倒也真是如松如岩。

    “沈小姐对这些也有研究？你知道我们做报业这一行，多是记者、编辑，若是不多涉猎一些兴趣爱好，写出的文章也是贫瘠匮乏。因此，我选人时不光要看他们写的文章，更要看他们有哪些兴趣。”

    “我对评弹了解不多，因着自小受到西学影响，对外国文学感兴趣，以至于爱喝咖啡，吃西餐，听钢琴曲，可能同您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沈小姐不必自谦，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这充分说明你是一个有感知天赋的人，能在观察中思考，继而写出好文章。”

    我拿出此前在报上发表的一些新诗给吴先生看，先生看后也赞到，“这个静之的作者，我早有耳闻，她的诗立意很新颖，别有一番情韵，没想到竟是沈小姐本人，这么年轻便有如此才华。真是后生可畏。”

    我谦道，“虽是写过一些诗文，到底对出版业知之甚少，如在报馆就职，还请先生多多指教。”

    “这倒不难，只是现在晚报8版里只有这社会新闻没有责任编辑。这社会新闻采集过程繁琐，须得提前策划，收集消息，流动采访，且要在极短时间内成稿。不知沈小姐能不能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此前负责社会新闻版的责编亦是因为疲累离职。”吴先生面色为难，想是真的觉得我是个女同志，不太适合如此岗位。

    “不如这样，先生，我因没做过，也不能打包票说自己能胜任，就先给我机会适应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以不付给我薪水。”我表态道。

    吴先生道，“你误会了，沈小姐，我是当真担忧你作为女同志，这份辛苦的差事很多男人都担不起。并没有要减少薪水的意思。”

    “先生，自愿减免薪水不是因为误会，我真是如此想的，哪怕是日后做不下来，我也在报馆学习些东西。您就给我这个机会吧！”

    “那好，你就先试试，有什么不懂得问我，问你的学姐陆雪都可以，只是一样，别因为工作累坏身子。”

    我应承了下来。

    自那以后，我开始在报馆工作，负责社会版的新闻采编工作。

    由于晚报是下午四点送到各个报停，因此中午12点便要开机印刷，定稿时间在每天上午的十点，因要留给校核部门进行校对。

    我每日要凌晨四点到报馆，开始采集信息，将各个通讯员带来的稿件进行修改编辑，重要的头条新闻还要自行撰写，每日文字撰写或编辑量达万字。

    上午十点后，报纸定稿，我便开始出外采访，约着重要的采访对象做好第二日重要新闻的储备工作。

    有时新闻发生的匆忙，为保证时效性，甚至要在半个小时内完成千字的新闻稿件，对脑力和体力都是极大考验。

    深入采访对象时，更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等，有些人有一肚子的故事就是倒不出来，便要循循善诱；有些人约好接受访问，到约定地点又反悔；更有动手砸相机，用武力对抗我们的受访者。

    我现在出门最常见的装束就是一条耐磨的牛仔背带裤，旧衬衣，手提一大只帆布袋，装笔记本、相机和采访资料。脚上的鞋子也是柔软舒适的布鞋，骑着前任责编留下来的自行车。

    回到家里随便对付一口饭，倒头便睡，再没了此前失眠的毛病。

    在回复崇峰的第二封信里，我描述了自己当下的状态，辛苦并充实着。

    好像回到崇峰身边后，我又找到了生活的根，用劳作为它不断注入养分，这种感觉让我获得极大的成就感，比在广州时期政府秘书工作更具创造力，比在大使馆翻译文件更让人觉得踏实，每一篇报道都是经我的手采集撰写，最终刊登在报上被受众阅读，想想他们读完一则新闻后，脸上呈现的或喜或嗔，或与人谈论的认真表情，便觉得我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工作中，吴先生对我极为照顾，因着做社会版新闻的确很辛苦，而我又是初次胜任，在工作方法甚至是行文结构上都有所助益。我的那位学姐在生活上给予我不小帮助，可惜三个月后她便离开报社嫁人去了，从此再没了联系。

    在第二封来信中，崇峰说他们已经抵达锦州，大规模的战役正在紧张准备中。还说了说陈曦母女在美国的境况，大抵是有华人朋友相帮，她们开始慢慢适应了慢节奏的生活，陈曦请了家庭教师学习英文，小叶子也在住宅区附近的教会学校入学，一切都朝着正轨迈进。

    信的末尾，崇峰问我，是否发现自己遗失了一片叶子。我想他大概指的是我曾夹在一本旧书里的那一片枫叶，广州的初秋，在街边，我拾得的那片斑斓，竟叫他悄悄带走了。

    随着国民政府正式迁回南京，南京和延安对质的格局渐渐形成。从前在谈判桌下的较量逐步演变成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甚至是刀兵相向，既是中华大地上两股政权之间的较量，更是两种信仰的激烈碰撞。

    南京城里又开始变得不那么太平，大有白色恐怖时期的意味，大量的进步学生被捕，监狱门前修筑了巍峨的城墙，城墙上扎着尖锐的玻璃。

    我的采访对象从市井摊贩到政客学生，从他们口中听到的不再是从同一个喉舌里发出的声音，我将它们如实记录下来，期待着它们发酵的那一天，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好，人们从蒙昧无知变得进步高尚。

    许多从前翻译红色读物时期，我领会不到的理论、信仰，仿佛在长时间积累作用后，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与更多进步人士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思想的火花发生碰撞，我们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彼此都有了新的提升。我同萝拉以前的朋友借阅了几本马克思的著作，再次阅读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逐渐明了仁人志士坚信信仰的力量是磅礴的，催动他们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去战斗。

    也许同样信仰的人能感受到对方身上想通的气息，吴先生有次突然问我，“知秋，你是粉红色么？”

    我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摇头笑笑。

    吴先生抱歉道，“是我唐突了，还以为你也。”

    他没讲完便转身走开，可我好像听懂了他的意思，大概他就是红色的，想要吸纳我加入，可我，令他失望了。因为半年之后，我离开报馆，北上去寻崇峰。

    报馆的日子教会我许多技能，其中最令我欣慰的是，它教会我如何对抗孤独，香烟、酒精、安眠药都离我远去，我感激那段时光，它让我找回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