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童贯以太师枢密院的职衔总理边境军务，邓洵武又劝童贯道“西北方的戎虏（指西夏）的势力与契丹相比要劣弱得多，但是凭我朝的兵力能制服他吗？恐怕将来兵连祸结，永无安宁之日了。”童贯不听。

    邓洵武又上疏陈述伐辽取燕的利害得失，列了二十七条，取名为“北伐问目”，每一条都有详细的备注。

    其中一条为“出师之名”。备注为：“我朝凭借澶渊之盟，百余年来人民不知兵器为何物，如果单方面毁约，必须有正当的名义来说服我国百姓，并光明正大地告知敌国”。

    邓洵武在上疏中又说：“董才是易州辽水（今辽河地区）人，出身贫贱，但性格沈雄果敢，成年后改号为董庞儿，曾经招募乡兵，抵抗女真。

    有一次打了败仗，主将要将他处斩，董才便逃亡到深山，作了强盗，劫掠附近州县，人众上千，契丹大为恼火。

    董才率军翻越飞狐（今河北省涞源县飞狐关）、灵邱（今山西大同灵丘县）进入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武寨）、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地，与辽军对抗。

    董才斩杀了一名契丹牛栏监军【注：牛栏监军司是契丹设立的地方军事机构之一，隶属总管府，其主帅为牛栏监军】，用匣子盛装着他的头颅献给我朝。

    政和七年，知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县）解潜招降了董才及其同党，奏闻朝廷。

    解潜的奏章称：‘接受董才则可成全君臣大义，不接受董才则恐怕伤害燕云地区汉人的归化之心’。

    徽宗召见董才，董才表示愿助我朝从契丹收复幽云故地，其诚意极其恳切，徽宗遂赐他姓赵名诩，大约是‘翊戴赵家天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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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普《谏伐燕疏》节选如下：

    “武胜军节度使臣赵普顿首：

    近来朝廷举动异常【注：举动异常指雍熙北伐。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欲收复燕云十六州，派二十万大军分兵三路伐辽，在岐沟关（位于河北省涿州城西南松林店镇岐沟村）等地溃败，狼狈撤回，从此直到北宋末年，再也不敢对辽用兵】，臣不知因由所在。

    虽然听到前线传来一些取胜的捷报，但没有听说己经克复成功的消息。

    开战不久，恰值炎暑天气，百姓向前线运输粮草己经倦劳不堪，战士们擐甲持戈，冲锋陷阵，鏖战犹酣，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至于人民苦痛、军队疲惫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了。

    自从此月与辽开战以来，臣疑虑重重，深感陛下（宋太宗赵光义）时刻以天下为念，心系百姓，英明决策，创立了伟大功业，一切举措，绝无失算。

    至于和平收复浙右【注：浙右即浙江西部，指五代十国的闽国。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割据福建漳州、泉州两府的闽王陈洪进与割据两浙的吴越钱氏相继向宋廷纳土归降】，力取河东【注：此处河东指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二月，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亲征北汉，北汉主刘继元遣使赴辽求援，宋军击退辽国援兵，攻破太原，北汉灭亡】，这些功绩将成为后世代代流转的佳话。

    与此同时，一雪前代之耻辱（指契丹吞并幽云十六州一事），四海一统。十年之后，天下富庶，百姓和乐。

    唯独番戎（契丹）未能平定。难道契丹真的有力量与我朝抗衡吗？

    只不过是因为北方夷狄，游牧迁徙，行止无定，去讨伐他们就远走高飞。

    所以自古以来，中原王朝都难以制服他们，前代的圣帝明王无不将他们安置于教化所不及的偏远蛮荒之地，任由他们随逐水草，如同对待放养的畜牲。

    那么现在官家【注：官家，对皇帝的尊称】又何必与番戎过不去呢？

    此事必定是有小人谄佞奉承、欺骗迷惑英明的圣上，为了本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务兴师动众，提出名不正言不顺的建议。

    在此姑且不论此事的是非曲直，只考虑战争将会旷日持久，至少持继半年，所耗军费，难以估量。

    臣因此事反复揣测，内心深感忧虑。

    窃念臣虽然缺乏智谋，但粗略浏览过历代典籍，千古以来强盛败亡的深奥义理，都一一记录在史册上。

    历代帝王行善作恶的轨迹，著录于经史之中，其中因淫欲而招祸，因行善而致福的微妙关系，莫不如影随形，鲜明好比丹青，明晰恰似日月。

    历史是经验教训的汇集，历代帝王无不珍惜，借鉴前史。

    臣阅读《史记》，见汉武帝（刘彻）时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的上书，以及唐元宗（即唐玄宗李隆基）时的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件事【注：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欲任命姚崇为宰相。

    姚崇提出要求唐玄宗答应他“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中官不预公事”等十件事后才愿意接受宰相职位，此事史称“十事要说”】，可以立即消除国家患难，迎来太平盛世，只是担心皇上不能留意，匡正时政之弊端，没有超过这些古训的了。

    臣又听说有“前事为后事之师，古人是今人之则”的古训。

    虽然说这话的年代，与现代相隔遥远，考量其是非准则，必定与今天没有差别。

    所以臣仔细抄录下来，特意面见陛下，亲手呈献，伏望皇上赐恩披览。

    伏念臣侥幸凭借凡庸之材，忝居显位，幸逢国家一统天下的千年难遇之鸿运，深蒙二圣（指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知遇之恩，从茅草屋拔擢至朝堂，并非由于臣智略过人，只是幸运地遭遇到圣明的君王而己。

    皇上的恩德何只限于赐予车轿？然而臣对皇上的报效却不如犬马之报恩于其主人。

    臣虽然略具一点见识，然而时常心怀惶恐与惭愧，更令人愤恨的是臣如今齿脱发落，身体衰弱，精神减省，既不能为朝廷出谋划策，又不能效命于前线，惟有一点血诚之心，书写在尺疏中上奏。

    伏见当今朝廷调将遣兵，长途远征，讨伐番戎，驱使上百万户的百姓从事粮草运输，致使数十州的地土，半数失于耕种蚕桑。

    以此看来，发动北伐战争，与使用驽机去捕捉小鼠、用明珠去弹射鸟雀有什么区别？得到的少，失去的多。

    况且极少的这点利益，还不一定能真正到手，而在失去大量利益之外，又需要付出无数血汗，根本看不到国家会因此事得到任何便宜，还望皇上注意在这个问题上慎重斟酌。

    臣听说‘圣人不凝滞於物，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理贵变通，情无拘执’【注：本句出自宋邵伯温《闻见前录》，大意为圣人不受外部环境影响，见到机会就进取，知道困难就退缩，贵在善于变通，不宜拘泥固执】’。

    所以前代的圣人有‘事苦则虑易，兵久则变生【注：谚语，出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大意是：事情过于难办会就可能改变主意，战争时间长了会出现意外的变乱】的领悟。

    臣的愚忠，所深感恐惧的也在这里。

    秦始皇的拒谏【注：秦王嬴政平定了缪毒之乱后，诛灭其三族，又囚禁其母后赵氏。嬴政回到咸阳后，大夫陈忠劝他宽恕其母后，将太后迎回咸阳。

    嬴政大怒，命人将陈忠捶杀。陈忠被杀后，相继又有二十六名朝臣，为太后之事劝谏嬴政，先的被诛杀】，最终连累到子孙遭遇亡国之祸。

    汉武帝回心转意，因而延续了汉朝社稷的寿数【注：汉武帝刘彻的皇后陈阿娇受宠但善妒，被武帝贬废至长门宫。

    陈阿娇听说蜀郡司马相如擅长作赋，于是以黄金百斤为赏金，请司马相如写作《长门赋》以叙述幽情，汉武帝读了《长门赋》后回心转意，重新宠幸陈皇后】。

    关于北伐这件事，如果疏忽大意，任其发展下去，恐怕将来后悔恨迟。

    况且十多天以后，就要进入炎暑七月，臣私下忧虑的是内地因炎热陷于困境，但边境地区却会提前进入凉秋，北方的夷狄到时候弓劲马肥，更加难于制服。而中国则百姓困顿、兵马疲惫，恐怕不再听从朝廷指挥。

    臣如今独自提出与众臣的主张相违背的意见，背负了违抗皇上旨意的罪过，斗胆陈述愚妄无知的见解，或许其中也有可取之处吧？

    臣私自揣摩，臣的暮年时光，还剩下多少天呢？酬恩报义，正应该在今天就行动，怎么能因为担心增加皇上宵衣旰食的忧劳而逃避呢？又何必担心犯下越位进言的罪过而受到惩罚呢？

    但愿圣上听从臣的愚见，趁早商议撤军方案，姑且将此次行动视为诸葛亮的七擒孟获之策略【注：公元225年，西南部落首领孟获反叛，蜀汉丞相诸葛亮发兵征抚，七次生擒孟获，又七次放还，使西南夷心悦诚服，归顺蜀汉】，除了动用武力，还有别的万全之策可以达到目的。

    伏望皇帝陛下寝食安和，惠养天下疲乏羸弱的百姓，永远不关闭夷狄的归化之门，使边境的烽火永远停止报警，四方边境之民自然仰慕归化，天下人民都臣服于朝廷的仁德仁政。

    等到四方夷狄都来归顺我朝之时，可以预见的是，到时候契丹除了归降绝没有别的出路，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牛买刀【注：‘卖牛买刀’是‘卖刀买牛’的反义辞，‘卖刀买牛’意为卖掉武器，购买农具，程登吉《幼学琼林》：‘刘昆宰江陵，昔日反风灭火；龚遂守渤海，卖刀买牛’】呢？”

    …………༺࿈༻…………

    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五月二十七日，广安军【注：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北宋沿袭唐朝军州制，以军为州】布衣【注：布衣，无官职的平民】安尧臣上书，请求朝廷中止向燕云地区出兵。

    安尧臣奏疏：

    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来自山林草泽的布衣臣安尧臣谨昧死拜表上疏，献于皇帝陛下：

    臣阅读《尚书》，其中记载商高宗【注：商高宗即商王武丁，商朝第二十二任君主，庙号高宗】曾经宣谕宰辅傅说：“请您早晚赐教规谏，以辅佑朕躬建立功业”。

    傅说答复商王道：“木材依照绳墨砍削自然会正直，君主愿意接受谏言就能成为圣人。君主如果足够圣明，臣下不必等待敕命就会主动奉行，谁敢不恭敬顺从我王的英明旨令呢？”

    【注：‘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出自《尚书·商书·说命上》】

    臣每当读到此处，未尝不掩卷叹息，心想天下的事务千头万绪，由天子一人去判断其是非，无论如何辛苦操劳，也不可能作到明察秋毫。

    朝堂周围有百里的区域，朝堂外的疆域则不下万里之广，处于九重深宫之中，要了解四方万里之外发生的事情的真象、天下官员的忠正贤明与邪佞奸恶、百姓的利害休戚，岂不是难于登天吗？

    所以帝王的功德，莫过于纳谏之举，善于纳谏则恩泽下达于生民，天下可达到安定和平的境界，这才是国家的福祉。

    臣听说陛下君临天下之初，从谏如流，曾经下求言的诏书道：“言之不当，朕不加罪”，于是正直敢言之士，自我激励，都愿意冒昧奉献出一片对皇上的愚忠之情。

    然而奸佞小人却要阻塞君子的进言之路，窃弄威权，荧惑陛下，对进谏的正人君子加以诋毁诬陷，导致陛下背负拒谏的恶名于天下。

    近年以来，负责进谏的言官清晨进谏，黄昏便遭到贬谪，以致天下之人都结舌杜口，忌讳进言。

    近年来宦官专政，交结权臣，共同倡导北伐攻辽，他们的动机不过是要蠹国害民而己，然而上自宰臣，下至谏官，竟然无一人肯为陛下揭出其真相，大约是因为人人都以前车为戒、害怕因进言受到惩罚吧！

    但如此一来，陛下还有谁可以依赖呢？臣愚昧地以为，兴兵收复燕云便开启了边境衅端，宦官的权力过大则帝王的纪纲不能振作，这两点是臣日夜感到寒心的根原。

    臣渺小的身躯如同蝼蚁，从头顶到足根也没有多少血脂，不足以涂抹陛下施刑的斧钺，倘若此次上书触犯了陛下的天威，一定要从重惩处，绝不赦免，那么臣即便受死也无怨无悔，又有什么值得忌惮而不尽情说出来的话呢？

    臣听说中国便是所谓的内，四夷便是所谓的外。忧患在内的是根本问题，忧患在外的只不过是旁支末节。

    有个规律是天下若无内忧，则必有外患，原因是自古以来夷狄对待中国，中国有德政他未必服从归化，中国无德政他未必不来归顺。

    圣明的君王高瞻远瞩，犹如立于巍峨山巅之上，远看则有泰山之安，近看则有累卵之危。

    国家安危的契机，往往不在于夷狄是服从抑或是反叛。富有天下国家的帝王，必须巩固根本、放弃细支末节，从来没有竭尽国内财力人力而向外谋求利益的道理。

    中国向来用羁縻笼络的策略控制夷狄，其用意不过是让夷狄成为中国的屏障而已，何尝与他筹划、谋求共同建立大功业以导致忧患萌发于国内呢？

    从前王郁【注：王郁，辽大臣，唐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之子。神册六年（公元921年）投奔辽，成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养子】劝说契丹入塞攻击后晋军队【注：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梁王朱温进攻定州，义武节度使王郜派王处直拒战于沙河。

    王处直兵败，遂派其子王郁到北方引诱契丹入关牵制后晋】，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多数辽人认为由于此次出兵，与中原交恶，将来恐怕后患无穷，有后悔之意。

    以前夷狄还只是国家的外患，如今我国如果主动用兵，夷狄便成为国家的内忧。

    对于外来的忧患，我方可采取固本释末的策略，暂时隐忍，等待时机，当我方兵强马壮而敌方松懈怠慢之际，便可一举铲除其祸患。

    但是当外患变成内忧，就难以措手补救了。

    所谓内忧，是由消耗国内财力人力去追求外部利益引起的，会导致国家的根本枯萎凋残，国力白白虚耗，必定有累卵之危，将来国家的祸败真可以指日而待了。

    外患不解决，圣明的君王尚且感觉耻辱，而对于内忧则不知道畏惧，愚臣就不明白天下凭什么会长治久安而不发生巨变了。

    当今国家的形势，正所谓危如累卵，为何陛下不考虑设法巩固国本，却委派奸臣去地方榨干百姓的的膏血然后双手奉送给顽固的敌国匈奴【注：此处“匈奴”是对契丹与女真的蔑称】？

    企图取回必定会引起争端的土地，使得奸臣们连累并玷污皇上的圣德，这是亿兆百姓共同的忧虑啊！

    况且上天所创造的北狄又称之为犬戎【注：犬戎，先秦时史书对居住于于今陕西、甘肃一带的古代部落“猃狁”的称呼】。

    只是目前在边境之上，还没有寻找到可乘之机，然而它的狼子野心，怎么可能不养精蓄锐、等待我国边境出现漏洞然后乘机一涌而上以满足其兽欲呢？到那时四方夷狄响应，纷纷侵入我国，既便再英明的人出来挽救也无法收拾局面了。

    从前秦始皇继承了秦国在战国时期积累了六代的功烈，吞并了六国【注：六国，战国时与秦国并称为“战国七雄”的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六个大国】。

    在南方取得百越【注：百越，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古越族人分布的地区】的土地，设置了桂林郡、象郡【注：此句及下句援引自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桂林郡、象郡即今广西桂林与祟左地区】。

    在北方修筑长城，作为藩篱以守护国家，驱赶匈奴往北迁徙七百余里【注：秦统一天下后，命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但秦始皇的本意并非为了保卫边境、救生民于死地，只是出于贪焚暴戾，务求疆域更加广阔而己，所以大功未成而天下己随之大乱。

    西汉孝武帝（刘彻）继承了西汉前期各代皇帝所积蓄多年的金帛，财力可谓绰绰有余，士马也堪称精壮强盛，于是谋求扫清边患，扼制匈奴。

    又担心匈奴与其他部族联手，于是在西方打击南寇【注：南寇指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在河套以南设置了四个郡【注：四郡为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

    又打通了玉门关【注：玉门关，汉时为通往西域各地的关隘，位于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通好西域各国。

    这些军事行动，严重打击了匈奴的士气，如同斩断了匈奴的右臂【注：汉武帝反击匈奴，历时四十四年，给河西地区的匈奴以歼灭性打击，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贸易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目标】。

    然而武帝时期抗击匈奴所消耗的军费浩繁，不可胜计，以致西汉朝廷因开支不足，向民间强行加征赋税，连百姓使用车船也要纳税【注：车船税，西汉为了应付浩繁的军费开支，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随之又遭遇灾荒，人民纷纷落草为寇，寇盗此起彼伏。

    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汉武帝才被迫放弃轮台【注：轮台，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是西汉后期西域都护府所在地。西汉时，轮台是西域三十六城邦之一。

    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率汉军攻灭轮台】附近的土地，颁布哀痛的罪己诏【注：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罪己诏，史称《轮台诏》】，堪称圣君的汉武帝所悔恨的岂不就是主动挑起对夷狄的战争这件事吗？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公元424年至453年），自以为南朝刘宋与西汉文帝、景帝【注：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两者统治时期西安强盛安定，史称“文景之治”】时期的西汉国力旗鼓相当。

    于是分遣诸将北伐，兵锋直指北魏都城洛阳，企图收复河套以南的土地，招致拓跋【注：拓跋是北魏王室的姓氏，后改为“元”。

    此处“拓跋”指北魏政权】一直向南追击到瓜步【注：南朝刘宋曾经组织过两次针对北魏的大规模战争，企图收复失地，两次都以刘宋惨败收场，史称“元嘉北伐”。

    北魏军乘胜追击，深入江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临瓜步山而返，故刘宋第二次北伐战役史称“瓜步之战”。瓜步，今江苏六合县瓜埠山】的军队，以此国家日益萎缩，一蹶不振。

    陈宣帝（陈顼）继位之后，拓土开疆，心高手低，于是招致吕梁之败【注：南朝陈太建九年(公元577年)，陈宣帝命司空吴明彻率军北上征讨北周，陈军将士三万余人在吕梁溃败，全军覆灭，史称“吕梁覆车”。

    吕梁，今江苏徐州】，江左【注：江左即“江东”，此处指南朝陈】领土日益收缩，力穷财竭，不久之后被隋朝所灭【注：祯明二年（公元588年），隋灭陈，距“吕梁覆车”十一年】。

    隋炀帝【注：隋朝第二任皇帝杨广，隋文帝杨坚嫡次子】以其国家富强为傲，纵情肆意，为满足其骄奢淫逸之贪欲，多次出兵北方，三次大举发兵攻击辽东【注：辽东指高句丽。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下诏征天下兵马进攻高句丽，次年，出动三百余万士众远征高句丽，结果溃败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炀帝再次发兵围攻辽东城，杨玄感乘机起兵反隋，被迫撤军。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炀帝第三次发兵进攻高句丽，议和而返】，旌旗招展，连绵万里。

    在民间则加征赋税，巧立名目，层出不穷，导致四海骚动，国家土崩鱼烂，最终身死国亡。

    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当时被人们称为英明的君主。

    然而在东方则有辽海的军事失利【注：辽海即辽东。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朝欲从高句丽夺回辽东地区，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在安市城遭到高句丽军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无功而返】。

    在西则有昆明之役【注：“昆明之役”指“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长安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发生地有“昆明池”的水域，故又称“昆明之役”】。

    多次兴师动众，以致百姓疲劳，虽然没有导致亡国的恶果，然而唐太宗难免被后世讥讽为平凡昏庸的君主。

    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天下太平宁静，然而边将邀功，纷纷倡议对外用兵，于是便有以下战役：

    西方边陲的青海之战【注：此处青海指吐蕃。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至咸通七年(公元866年)近两百年间，唐朝先后对吐蕃发动了六次战争，收复了一些故地，并导致吐蕃分裂】。

    在辽东天门的战事【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至唐玄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唐朝与新罗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战争。天门，今黑龙江张广才岭】。

    碛西怛逻之战【注：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七月，唐安西都护府与来自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小国联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遭遇而触发的战役，唐军失利。“碛西”指西域，“碛”指莫贺延碛，即位于今哈密和敦煌之间的哈顺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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