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宫中发生的事情暂且不谈，自梁永一番大闹，内阁当中的阁部大臣们皆是一阵失望，他这么一胡搅蛮缠，想要拖延几日怕是不要想了，老老实实的廷议吧。

    匆匆用了午膳，内阁五辅臣，外朝六部七卿，加上前来听政的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合共十三个人便拉开架势，在内阁中堂前各自落座。

    因着诸人都在内阁当中，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也难以探听到其他人的想法，只是各自默默的想着心事儿。

    “事情的状况想必诸位已经知晓，矿税之弊为祸朝廷多年，勿需老夫赘言，至于一条鞭法，方才梁公公的话虽不好听，可也是实情，陛下前些日子下旨命众臣品评张公一生功过，一条鞭法乃重中之重，在场各位都是上了奏疏的，想必也不用老夫解释一条鞭法为何物，既如此，便议一议此事究竟该如何处置罢！”

    待得众人落座，一旁执笔记录的书吏也准备停当，廷议的主持者，老首辅王锡爵起身缓缓而道。

    梁永的话是说的难听了些，态度也狂妄了些，但是说的也都是大实话，无论是矿税还是一条鞭法，在场之人都是门清儿的政策，压根不需要回去准备。

    “老夫有一疑惑，敢请元辅释疑！我等本为国而言，谏陛下废除矿税，如何到了最后，却变成了以一条鞭法代矿税，此事若不理清，这廷议恐怕难以继续下去！”

    第一个出言的人是朱赓，朱阁老今天很郁闷，但是经过短暂的午膳时间，朱阁老算是冷静了下来。

    废除矿税是好事，可若是以一条鞭法来取代矿税的话，那还不如让皇帝去收矿税呢！

    好歹矿税是朝廷规制外的税种，说白了不受朝廷律法保护，而且是先帝依仗君权推行的政策，其中存在不少漏洞，但是一条鞭法不一样，一条鞭法可谓是张居正一生的心血。

    老头子穷尽了一生的心力探索出来的道路，绝对是现行体制下最好的改革办法。

    说到底，还有一个祖制横在所有人的面前，大明朝的税法制度，是太祖皇帝亲自拟定的，后世子孙不得更改，这是铁律。

    别说是臣子，就是皇帝也不好轻动税法。

    但是话说回来，既想要改革经济，又不能更易税法，该怎么办？

    无外乎两条路，一条是如神宗皇帝一般，用体制外的法子，收矿税，老朱家还有一条祖制，皇帝最大，皇帝虽然不能改税法，但是他可以另外收税！

    老朱同学详细规定了各项税赋的收缴制度和标准，但是矿税这玩意是神宗皇帝自己造出来的名目，自然不在祖制的规定范围内。

    但是坏处也很明显，这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税务制度，明显和朝廷现行的税制格格不入，两相碰撞之下，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矿税为祸是整个朝廷的共识，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矿税的征缴的确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国库用度，但是另一方面，百姓因此而家破人亡，甚至揭竿而起者也不少。

    当然，除了神宗这种近乎无赖的方式，还有另一条路能弥补税法的不足之处。

    就是张江陵所用的法子，从体制内合理合法的解决，这条路的好处是不违背祖制，可以长久的朝廷推行下去，但是坏处就是难！堪比登天般的难！

    如果说神宗的矿税坑的是老百姓和有些资本的商贾之辈，那张江陵的一条鞭法，针对的就是满朝官员和地主士绅，或者说是整个官僚体系。

    孰难孰易一眼可辨。

    朝臣们固然弹劾矿税，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矿税仍旧稳稳的存在各地，不仅仅是因为神宗的坚持，根本的原因是，被逼着掏矿税银子的不是朝臣们，他们固然会为了此事上疏朝廷，但是却没有多少人肯真的为此跟皇帝拼命。

    说到底，死道友不死贫道才是官场道理。

    但是一条鞭法不一样，它针对的是整个官僚体系，或者说，它是对朝廷税制的一种修正，注意是修正不是修改，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说到底，还是要回归到老问题上，土地兼并和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

    本质上来说，没有坏的制度，老朱制定的税法，在大明初年适用，到了万历年间同样没有到需要彻底修改的地步。

    只不过社会在变迁，万历朝的情况和大明初年已经大不相同，而张居正改不了税法，就只能从社会现状上下手。

    首先是丈量土地，揪出被隐没的大量土地，这是收税和推广一条鞭法的基础。

    而一条鞭法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用银两取代粮食，丝绢，劳役等等其他替代税收的物品，并把各项名目的税赋整合到一起，统一征收。

    看似简单，但是其中的学问却大了，首先说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最重要也最难以跨越的祖制问题。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在祖制的基础上加以修正的结果，他没有改变太祖皇帝规定的各项税赋额度标准，甚至没有废止或是增加任何一项税赋。

    他所做的，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征收税赋！

    这算是老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空子之一，也是张居正绞尽脑汁想到的，能够绕开祖制的唯一办法。

    他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只是触及到了根本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已经够了。

    老朱的制度不存在问题，或者说，存在的问题不大，存在问题的是执行制度的人。

    熟悉经济的人知道有个东西叫本位制度，简单点说就是货币体系的基础流通单位，大明的经济体系当中，实行的应该说是粮本位。

    在张居正之前，朝廷征缴税赋，一般是以粮食为主，掺杂丝绢，帛布等等贵重物品。

    这样做的好处是稳定，毕竟金子银子都不如粮食来的实在，尤其是在灾年，粮食才是最紧要的东西遇上哪个地方遭了灾，朝廷赈灾用的是粮食，总不能给一帮嗷嗷待哺的百姓一堆银子啃罢。

    但是粮本位有一个大大的坏处，就是它会产生损耗，而且成色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江南膏腴之地出产的粮食，是上等粮，而边境贫瘠之地出产的粮食，则是下等粮，何况每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受土地肥沃程度和天灾的影响，所以官员收缴的时候，并不能简单的用数量来定论。

    其次是粮食的运输和保存问题，粮食不比金银，保存不当便会腐坏，而且就算保存得当，也只能保存几年，朝廷收缴上来的税收如果是粮食的形式，很难长期保存下去。

    而且长途运输会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这些到最后，也是要分摊到老百姓身上的。

    何况这两项大的漏洞，还会给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让他们有从中渔利的机会，事实上，税收的问题根本在于官员的问题。

    所以张居正实际上开刀的是整个官僚体系，他将所有的税赋归到一起收缴，便变相的消除了地方官加摊税赋的机会，要知道，这年头老百姓都没什么文化，各项条例的解释权在地方官手里，官府随随便便编一个税赋的名头，他们就得老老实实的交，但是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老百姓们就算不知道那各种名目的税赋自己该不该交，总该知道自己一年只交一次就够了，再有收税的那肯定就是地方官胡乱摊派。

    如此一来，在收缴税赋之时，辅以朝廷强大的监察体系，便可以最大限度的减轻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令他们不受苛捐杂税的困扰，这是针对税的改革。

    在赋役一道上，张居正将所有的粮食和丝绢等其他各项物品，统统折成银两收缴，就大大的减少了人工的成本，一个简单的道理，运一百石粮食需要十几个民夫，但是折合成银子，不过五十两左右，一个小箱子就可以轻松送到京城，其中节省下来的人力何止十倍。

    而且将粮本位逐渐换成金本位，最大的好处就是金银不会腐坏，张居正改革之后，国库的税收猛然暴增，已经不仅仅是收支平衡，而是税收大于国库用度，这些税收既然是以金银的形式存放在国库当中，自然不担心像粮食一般会腐坏。

    如此经年累月，结余下来的银两也十分可观。

    更重要的是，将粮食等物折合成银两，方便计算和收缴，减少了官员们做手脚的机会，堵住了原本税制当中存在的种种漏洞。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他这两项制度，触动的都是官僚体系的利益，等同于将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强行剥离出来，分给了国库和百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让一众官员如何能够受得了？

    不客气的说，若不是张居正早有先见之明，将中央大权牢牢握在手中，怕是一条鞭法刚刚提出来，就会登时夭折，王安石的前车之鉴还摆在原地！

    而如今要重启一条鞭法，理所当然要面对的，依旧是庞大到极点的整个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