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转了一大圈的梁启超、蒋百里一行，终于回了国。

    几天后，蔡元培以及李谕等人在会贤堂饭庄宴请了他们。

    蔡元培说：“任公，这次出去的时间不短，收获一定不少吧。”

    梁启超端起酒杯先品了一口黄酒，然后说：“失望，堪称彻头彻尾的失望！过去的欧洲是古老中国努力学习的方向，而经过大战后的欧洲，简直成了警醒中国的标志。落差实在大到让我难以描述。”

    蔡元培说：“任公还去了圣彼得堡？”

    梁启超摇了摇头：“没有，但是我了解了那里的情况，听说来自北边这个国家的思想正在国内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蔓延。”

    蔡元培说：“任公，你要是去校园中走走，就会发现如今的学生已经不是过去的学生了，他们可不会仅仅满足于课堂上所学。”

    “我明白，和会失败，引发了学生运动，”梁启超说，“这件事不能怪他们，谁能想到，霸权终究是战胜了公理。我们之前一直还做正义人道的好梦，现在梦碎了，才猛然惊醒，原来列强终究还是列强，和一百年前签订《维也纳会议》时没什么两样，依旧是几个大国鬼鬼祟祟地将所有的事情决定，牺牲小国的利益。”

    蔡元培叹道：“还是疏才兄弟有先见，多年前就侧面提过多次。”

    李谕笑道：“都是胡乱猜测，毕竟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永远学不到教训。”

    梁启超说：“我算明白了，洋人的资本主义救不了我们，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救不了；至于北面俄国的主义，看着有点势头，但我们又和俄国有太多不一样。”

    蔡元培说：“守常（李大钊字）在北大时常常给我们讲苏俄的事情，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真有两下子，那个叫做伏龙芝的将军，才几年的时间，竟然已经把白俄的军队各个击溃。他们的主义说不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梁启超说：“着实想不到他们可以突出重围，在战前，其军事和经济力量都那么弱。现在我真的不敢预测战争走向，以前觉得德国会赢，结果德国输了；后来我认为布尔什维克赢不了，又与我的预测相反。”

    李谕说：“我听别人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短期看军事，中期看经济，长期看主义。不管怎么说，苏俄必然会是个巨人。”

    梁启超却感慨道：“太新的东西，连学习的把手都找不到。哎，我对未来彻底迷茫了！以前还能著书立说写点文章研究研究国家要怎么变好，此时一句话都说不出。”

    李谕说：“任公不必这么悲观，好在这么多年让我们知道，不能照搬洋人的东西。”

    “所以才让人更加迷茫啊！”梁启超叹道，然后说，“还有一件事，这次我经由美国回国时，法国那位伟大的女科学家居里女士，和我坐了同一条船。她要访问美国，而且说结束美国的访问后，就会应疏才的邀约来中国。”

    蔡元培高兴道：“太好了，居里女士是全世界都敬仰的最成功的女科学家！”

    梁启超说：“这件事启发了我，疏才兄弟，咱们干脆成立一家讲学社，每年请几位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来中国讲学。”

    李谕同意：“我虽然能请来不少，但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要是有个团体，就能更好地接待这些伟大的思想。”

    梁启超说：“教育为立国之本，请有名望的学者，同样是教育国人。”

    李谕说：“作用当然是有的，但真要强国，义务教育才是根本。”

    “但义务教育只能由政府来做，”梁启超说，“因此政治终究是件大事，尤其是当下的政治，关乎一个国家陷入困顿之后的大方向。”

    李谕说：“现在国内调兵遣将，马上就要打场仗。”

    不仅李谕，不少人也有类似预感，蒋百里是军事专家，关心这方面的事，“直系的军队兵强马壮，北京过不了多久就要变天。即便皖系有刚刚以日本标准建起来的四万参战军，面对湖南前线打了多年仗的吴佩孚部，根本不堪一击。”

    蒋百里的预言比较准，直皖战争中，皖系的军队表现异常拉胯，短短五天就被吴佩孚击溃。

    从此以后，皖系直接一蹶不振。

    梁启超叹道：“本来五四以后，国内的思想界、教育界已经有了一场质的变化，结果又要被军阀的混战打断。”

    这事确实挺无奈的。

    只能说是必走的弯路……

    一个月后，居里夫人乘坐轮船抵达上海港。

    李谕夫妇、蔡元培、胡刚复以及史量才等新闻界人士等一同前去迎接，就连目前在国内的杜威和罗素也来到了上海。

    居里夫人刚从轮船上走下来，就收到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上海各大高校的学生来了不少，尤其是女学生，能在学界有如此地位的女科学家真心太少见。

    李谕拿着一束鲜花上前送给她：“欢迎你，居里女士。”

    居里夫人接过来说：“很荣幸来到李谕先生的国度。”

    接风宴后，居里夫人随即在大同大学举行了一场演讲，听众非常多，上海的女学生基本到齐了。

    “踏上中国，我心中有很多别样的情绪。我知道中国在很多方面还继续发展，但我却能看得出中国人有一种潜在的对梦想不懈追求的毅力。或许这就是文明古国的底蕴，我十分羡慕。因为再难，你们终归有一个国家，而我的祖国波兰，现在还面临战争的考验。

    “所以我认为，只要诸位有梦想，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千万不要失去梦想这个最重要的引导明灯。

    “……”

    居里没有说很多关于放射性的内容，这是李谕特意嘱咐她的，毕竟不是学术演讲。

    此前罗素想给中国听众认真阐述他擅长的数理逻辑，并且一直声称“在数理逻辑取得突破之前，想解决任何哲学问题，都是不可行的”。

    他说得当然没毛病，不过他研究的是纯数学，哲学也是很讲究逻辑的哲学，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因此演讲的效果一点都不好，大部分人甚至无法理解这也是哲学。

    听众们还是更想听罗素这些知名大学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看法。

    居里夫人恰恰又不喜欢聊政治话题，所以选了一个关于希望的演讲题目。

    反响不错。

    其实不管居里说什么，站在这里就很有流量明星的感觉。

    一个两获诺贝尔奖的女人，研究的又是非常前沿同时又有点正邪并存的放射理论，很难不让人欢迎。

    居里的身体因为多年接触放射性，已经很虚弱，演讲结束后，来到李谕的办公室中休息。

    罗素对她说：“居里，中国是个很有魅力的国家，中国人也很有意思。”

    “我能感受得到，”居里说，“而且前段时间，我的实验室来了两位中国的留法学生，他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对一个假说理论持肯定态度，而一个中国青年刚刚用实验证明这个假设不成立。可是当我说出这个假设应该准确的时候，他认真聆听并且客气地点头。当时我并不能猜出这个学生持什么意见，他也没有向我公布他的实验结果。我觉得自己在这些中国学生面前，是一个霸道的导师，他们可比我们文明多了。”

    居里的实验室后来又来了不少中国留学生，比如吴健雄的老师、核物理学家施士元。

    李谕笑道：“谦虚是中国人最典型的美德，尤其在面对老师时，讲究尊师重道。不过很多欧洲人有时会忽视他们的感受与想法。”

    现在想想，吴有训和赵忠尧遗憾丢掉诺奖，或许也有导师不懂他们谦虚的原因。他们两人把锋芒藏得有点太深了，不过貌似现在的国人在国外大都如此，实在没办法。

    罗素对李谕所说深表赞同：“欧洲人根本看不到中国人的美德！西方文化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天天打着‘进步’的旗号，无限度追求权力、金钱，把征服、竞争、开拓、破坏变成了生活方式，忘记了生活，忘记了幸福，忘记了人的尊严。而中国人却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温和、节制、富有生活情趣。中国的一切都充满着古意的魅力。”

    居里夫人微微一笑：“听罗素先生这么说，我更想在中国四处看看了。”

    “太应该了！”罗素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趣，他们的戏院、茶馆、商贩的集市，还有说书的场子都极有中国风情。对了，你一定要尝尝中国的美食，最好能够去一家唱评弹或者扬州清曲的饭馆。”

    “边吃饭边听音乐？让我想起了维也纳的钢琴饭店。”居里夫人说。

    罗素说：“有点类似，不过中国的乐器非常特殊，我曾经听过一种叫做古琴演奏的音乐，据说那把琴有千年历史，而曲子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种音乐总能让你感觉似乎听到了远古的回响。”

    居里夫人说：“一千年以前的欧洲还在中世纪，两千多年前的欧洲……好像只有希腊还算有点文明，真是神奇。”

    罗素津津有味道：“还有很多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迹，你该去看看。”

    居里夫人遗憾道：“可惜我的身体状况让我不能像你一样游览那些神秘古老的城市。”

    李谕关心道：“您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居里说：“时而隐隐作痛，看过几次医生，说不出为什么。”

    基本就是放射性导致，别说现在，就是一百年后，也没啥办法。

    罗素抽了口烟斗，轻松道：“居里夫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愿如此。”居里夫人说。

    罗素说：“可惜我要回国了，不然真想再陪同你多游览游览中国。”

    蔡元培问道：“罗素教授要回英国？”

    “是的，”罗素说，“此前你们请我多做几场更加容易理解的演讲，估计来不及了，但已经想好内容。以我这段时间对中国的了解，估计中国必然会经历一段与俄国独裁相类似的阶段，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民所必需的教育才能完成，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实现，而这正是你们最迫切需要的。”

    义务教育和工业化确实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政府以及和平的环境下才能做到的。

    蔡元培想到现在直皖以及东北奉系剑拔弩张的形势，无奈道：“罗素教授说得很对，但需要一定的时机。”

    罗素说：“另外，你们一定警惕近邻日本国，在外交上中国最应该防范的，就是日本的侵略。”

    不得不说，罗素的判断力真心强。

    蔡元培说：“感谢您的建议。”

    罗素又转而说：“我对中国有无限的好感，但中国有很多也需要改进。比如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会因为饥饿而死；发生灾情时，几块大洋就能将自己的儿女卖与他人，如果卖不掉，杀掉也无所谓。而赈济灾民的事情，竟然大多由白人举行，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即使那么少的部分也被腐败侵占。”

    罗素又说到几个痛处，此前李谕与熊希龄共同研究香山慈幼院的扩建时，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李谕说：“可能是因为过去封建时代的中国人都不太关注政治，无所谓金銮殿上坐的是谁，无非换个纳税的对象。没有国的概念，就没有爱国的想法；官员对待农民也不会真有父母官的意识。”

    “有些道理，”罗素又吸了口烟斗，“还有贪婪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生计艰难，挣钱不易。除了少数留过学的，很多中国人都会犯贪污罪。因为多年以来在中国，好像是诚实生活难以为继。在中国如果不欺诈、不贪污地诚实生活是生存不下去的。”

    罗素没有单纯指出问题，又讲了他想到的解决办法：

    “想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建立一个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第二，大力发展工业；第三，大力办好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尖端顶级的科学人才，同时多派留学生到欧美深造。

    “其中，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建设是最大希望所在，没有这第一条作为基础，其他两条都不可能实现。”

    蔡元培用心记下：“我会将教授所说传播出去。”

    李谕心中则暗暗叹了口气，以民国的时局，还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