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恩的旨意并不是隆庆皇帝突然的作为，而是和内阁阁臣及六部尚书沟通后才做出的。

    对于原本的裕王府属官，在裕王登基后本就应该升品级，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迷恋于从龙之功的缘故。

    不仅是有机会拉近和新帝的关系，更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只不过对魏广德来说，在《永乐大典》副本没有抄录完成前，他的衙门还是在校录馆，杨博那里他只是去拜见了一面，看了眼自己在吏部的值房就离开了。

    必须赶在三月底前完成抄录工作，用后世的统计之法，魏广德已经把任务直接安排到了每一个书写儒士身上。

    相应的，每一个分校官也都按照之前的校阅速度分派了需要校阅的书稿册数。

    整个校录馆，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在持续运转着，而操作员就是魏广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时候的魏广德还是有信心在最后时间完成这项工程，只不过被直接分配了差事，还精准到具体数量后，下面的书写儒士的工作量就变大了。

    其实，魏广德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感觉到压力主要是因为身上背负了不小的压力。

    换谁早上起来就想到今天有多少字要抄，会不感受到压力的。

    或许也是因为抄录大典这件大事儿，自从那日隆庆皇帝遣李芳来过家里催问后，就再未派人来了。

    好歹也得保证三月底嘉靖皇帝葬入永陵再说，这也是当前朝廷的头等大事。

    礼部最是忙碌，前一天上了进册立皇后仪注，在隔两天后连上三道仪注，世宗肃皇帝梓宫发引至祔享仪注、迁孝洁肃皇后祔葬祔享仪注、迁孝恪皇太后祔葬及神主回京奉安仪注。

    嘉靖皇帝一生封了三位皇后，不过张废后后来废死冷宫，自是不能算。

    而嘉靖皇帝最后加封的皇后，孝烈皇后已经被葬于永陵，无须迁葬，只是对原配孝洁肃皇后行礼，至于孝恪皇太后则是隆庆皇帝加封的，因为她是皇帝的生母。

    母凭子贵，儿子做了皇帝，母亲自然必须是皇太后，也须葬入永陵。

    在朝的百官这下又忙碌起来，魏广德的正常计划也被打乱。

    开玩笑，册立皇后，虽然只是皇家事，可也是国家大事。

    册立之时，皇后还要受百官五跪三叩头礼，魏广德当然没办法躲在后面。

    这些礼仪，谁都逃不掉的，必须去。

    皇后的册立仪式从二月初九开始，于二月十三颁诏，也是在这一天，裕王府陈氏通过大明门进入了皇宫成为皇后，母仪天下。

    五日后，就是朱翊钧赐皇子名的仪式。

    隆庆皇帝亲告奉先殿及大行皇帝几筵后，隆庆皇帝具翼善冠服御内殿升座，皇妃具服朝见，行四拜礼毕，皇妃侍立东面，傅姆携皇子出自寝诣御前跪，上执皇子之右手赐之名，而命以辞，皇妃承旨讫傅姆携皇子还寝，皇妃四拜礼毕还宫。

    是日辰时，隆庆皇帝御宣治门降手敕以皇子睿名传谕礼部行宗人府登识玉牒上。

    之后两日又是封乳母柴氏为奉圣夫人，其夫余宝授锦衣卫指挥同知，之后又敕谕礼部，皇子二女乃李氏生，可册封为皇贵妃，江氏可册封为贤妃，以二十七日行礼的旨意。

    可以说，隆庆皇帝一月是在服孝，二月就开始对原来裕王府中人大肆封赏。

    只不过魏广德也只是去参加几个仪式，虽然让他凭白多了几次加班，可也没办法，在朝为官很多活动都是免不了的。

    做为既得利益者，他也只能痛并快乐着。

    到这个时候，魏广德终于庆幸起来，还好当初隆庆皇帝把他定在吏部，看看去礼部的殷士谵，这几天忙的跟孙子似的。

    忙完王府里人的加封后，隆庆皇帝又下旨，遵旧制加谥元妃李氏为孝懿皇后，裕世子为宪怀太子，蓝田王为靖悼王，追封长女为蓬莱公主，次女为太和公主

    这些活动，自然又是礼部的事儿，而最后大多落在殷士谵头上。

    元妃李氏是当年嘉靖皇帝给裕王选的王妃，生下宪怀太子后薨。

    人虽然不在了，可始终是隆庆皇帝的正室，自然应该是皇后之名，而现在的皇后陈氏只是继室。

    时间就在魏广德忙碌中一天天过去，春回大地也似无所觉。

    “老爷，涂巡抚回信了。”

    这天，魏广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府里，进门就从张吉手里接过福建巡抚涂泽民的书信。

    没来由，魏广德心里忐忑起来。

    之前和几位巡抚的书信往来，魏广德逐渐看重这个人，觉得能力和见识还行，最起码他并不歧视海贸。

    在和魏广德几次书信中，魏广德开始两封只是有意无意提出开海贸或许可以让沿海百姓去做生意，而不是加入倭寇。

    在涂泽民的回信中得到了他的肯定，毕竟他人在福建，对于所谓倭寇的真实情况是看在眼里的。

    都是什么人？

    除了少数本就是官府通缉，穷凶极恶之人外，大多还是为了讨口饭吃的船民。

    官府禁海，这些船民无以为继，自然只能和倭寇勾接以求活。

    如果真给他们名分，让他们可以出海贸易，自然谁也不会做那什么倭寇不法。

    前一封信，魏广德已经提出现在福建巡一地试点，允其开放海禁，准许百姓在此贸易后将货物装船远航海外。

    只是不知道对于这个提议，涂泽民最终会如何选择。

    对于这时代的官员来说，对于没有把握的事儿，大多会奉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理念，在没有上官命令的情况下，大多都会主动往外推，而不会给自己揽事。

    涂泽民会怎么选择？

    魏广德心中并无把握，他担心信中，涂泽民会把这事儿推到浙江或者广东去，毕竟两地还有市舶司的底子，做起这件事儿来自然方便许多。

    没有马上拆信揭开心中的疑惑，魏广德只是把信收入怀中还是按照惯例先回后院看望母亲和妻儿，换上常服后这才到了书房。

    在忐忑的心情里，魏广德拆开书信，入眼两段话就让他顿时放下了心。

    信中一开头，涂泽民就表达了他支持魏广德的理念，即“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观点。

    有了这个思路打底，魏广德当然就不担心了。

    而之后，涂泽民又详细分析了福建的情况，大量引用原福建巡抚谭纶的看法，“闽人滨海而居者……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如果“一切禁罢……衣食何所从出……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

    看来这个涂泽民不是个迂腐之人，懂的变通的道理。

    实际上能在朝中为官的人，大抵都明白变通，只是许多人把心思放到别处，比如如何明目张胆的捞银子，而少有把心用到处理政务上。

    面对大明各地发生的各种情况，大多都是选择翻找前例进行处理，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四平八稳，不会出差错。

    殊不知时代在变化，适合以往的政策在当今未必奏效，或者效果会大幅减小，直到将来会彻底失效。

    不过魏广德最关心大事，还是自己上次提到的在福建择一良港尝试开海贸的建议，只是涂泽民信里的答复却让魏广德看的直皱眉。

    涂泽民不反对择一港口进行尝试，但不认为开发试点就应该选择良港，几乎直接否掉了魏广德想在泉州开海的想法。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集团想要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

    与外界接触，同他人交流技术心得，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也同样是一个国家能始终强盛的必要因素。

    实际上，古代多数王朝，都懂得与外邦进行往来。

    西汉时期形成的丝绸之路、盛唐幻世下的多国遣唐使、宋朝设立市舶司来发展海外贸易、以及明王朝的郑和下西洋，都一次又一次论证了这个道理。

    据《淮南子》记载，秦皇嬴政统一天下后，便多次派人进军岭南之地，因为当地的“犀角、角齿、翡翠、珠现”，都是他所需要的。

    据《后汉书》记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现、翠羽、犀象、琦帽、异香、美木之属，无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赔，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不难发现，造成海外贸易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海外进口的独有货物，成功受到了豪门世家的青睐。

    正是因为他们的追逐，才导致这些“舶来品“成为了贵族阶层象征身份的稀罕物儿。

    到了三国时代，中国的航海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虽说黄河流域依旧十分重要，也依然是全国的忠心，但长江的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

    孙权制定了“据长江保江东”的战略，不惜血本，大力发展东吴的造船业。

    东吴强大的造船技术，也被孙权运用在了航海业之上。

    在收复交州以后，孙权多次派人南下，其船队规模甚至高达上万余人，形式和郑和船队类似，都具有国家属性。

    而关于台湾的记载，其实最早就出现在东吴的书籍当中。

    东吴的航海业十分兴盛，曾经抵达过罗马、日本、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地，并与这些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江浙一带产出的丝织品、陶瓷等物品，更是畅销海外，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到了唐代，以民间商贩为主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取代原来的国家主导海贸的形式。

    商人获取利润，其缴纳的赋税也随之增加。

    为此，唐代朝廷专门设立了市舶司制度。

    不过，真正让市舶司发扬光大的朝代，还是在北宋，制度也相对完善，延续到之后的元明两朝。

    而在北宋灭亡后，残余势力建立起来的南宋更加重视海贸之利。

    因为地理原因，泉州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历史之所以选择泉州，也是因为泉州位于东南沿海，面朝大海，背靠大山，土地贫瘠，但是人口较多，自然条件严重制约农业发展，但适合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泉州的贸易提供物质基础。

    也是因为看到这些记载，隆庆皇帝要开海，魏广德首先想到的就是泉州，他实在找不到比这里更加优越的海港。

    当然，按照后世的见识，魏广德也考虑过松江府，也就是上海那个地方，依托长江水道强大的运送能力发展海贸。

    不过当下这一切只能暂时停留在纸上，毕竟谁也不知道开海后的结果，魏广德清楚，论斗嘴可说不过同僚，特别是还有祖制这根大棒在。

    裕王支持他，其实也是寄希望于开海可以根除倭寇生存的土壤。

    大明朝这二十年，实在是被倭寇拖的疲于应付，要不怎么福建、广东造反那么厉害，一波接一波。

    江南两大名将，戚继光还好，主要就是在剿倭，偶尔出手教训反贼，而俞大猷则是不断的在剿倭和剿贼的战场上来回奔波。

    否了魏广德利用泉州开海的意向，涂泽民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替代目标，那就是月港。

    月港属于福建漳州府，在景泰朝时漳州知府谢骞鉴于月港、海沧、海澄一带“民多货番为盗”，就下令施行保甲制度，但效果却是基本没有效果。

    难以管理的原因首先，这三地距离州府漳城都在四十里以上，这在当时意味着一天以上的行程，州府很难有效的直接管辖。

    其次，“内迁”让漳州府在这三地没有行政建制，它们日常归属于漳州府龙溪县管辖，但县衙几十人根本没有余力去监管这三地，因此保甲的推行只能依靠当地豪族和乡老。

    一方面是缺乏地方府衙的监管，另一方面是这些豪族、乡老很多也涉足走私获利，再加上也不愿意挡人财路、得罪乡邻，因此他们对保甲消极、敷衍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当然，漳州地方也不是完全没想办法，提出将巡海道官署移置漳州海沧，甚至在海澄设县的办法，但都因朝廷觉得亏钱而拒绝。

    所以涂泽民给魏广德提出的开海试点地其实就是个走私盛行，官府几乎屋里管控的区域。

    不过涂泽民倒不是要甩包袱给魏广德，而是他觉得既然这里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海商走私之地，直接利用，稍加管理不就变成理想的开海地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