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些发怵。挂掉电话后，我坐在沙发上反复琢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我怀疑这通奇怪的电话可能是班上一位女学生的父亲打来的。她今天没来上学，家里也没人，我给她的家长打了好几通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

    马月芳向马爱国描述了自己得知高杨没来上学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及她察觉到的发生在高杨身上的诸多怪异现象。

    马爱国一边仔细聆听着马月芳的讲述，一边默默颔首，期间一言未发。而彭万里在端来两杯水后，也静默地站立一旁，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又听了一遍。

    “好在下午放学后不久，大约四点半左右的光景，女孩的妈妈给我回了个电话。我这才知道，她和孩子的父亲分居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目前暂住在普惠镇上一位朋友租住的房屋内。对于女儿可能的去向，她给出了一个可怕的猜测。她说孩子的父亲嗜赌成性，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追讨欠债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她怀疑女孩的失踪与这伙人脱不了干系。白天我一直联系不上女孩的父亲，也不清楚他到底知不知道女儿失踪的事。你说这通电话要真是逃债在外的女孩父亲打来的，现在被我给弄断了，我岂不是又犯了一个大错？一想到这些，我这一颗心七上八下地噗噗直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家转来转去地，实在是待不住。思前想后，我觉得这事也就只能与您商量了。也许您能给我一些好的建议。刚才我去了您家，婶婶说您今天值班，我就来了派出所。赶巧，您又外出不在。这时正巧小叔叔出来了，可这事我与他说不清楚……”

    说到此处，马月芳停了下来，一脸歉疚地望向彭万里。彭万里则毫不介意地报以宽容的微笑。他明白，信任感这种东西如同缘分一般是强求不来的。

    “你应该有那位女学生父亲的手机号码吧？你有没有试着再回拨一次他的手机号？也许他已经开机了呢？”马爱国质疑道。

    “哎呀！瞧我这冒失劲儿，真是急糊涂了。”

    马月芳被一语点醒，立马便要回拨高明的手机号。

    马爱国制止了她，并询问道：“你的这位女学生是不是叫高杨？”

    “你怎么知道？”马月芳讶异地反问道。

    “四个小时之前，高杨的父母已经来我们所报过案了。你大可以放宽心，高杨的父亲已经知道了她女儿失踪的事。刚才那通电话应该不是他打给你的。”马爱国沉稳地回答道，“我刚才外出就是去他们家走访调查这件事。我想确认一下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们是否有了新的进展。”

    “高杨有消息了吗？”马月芳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马爱国苦涩抿唇，不知该如何回答。

    “好在，他们已经报了案，警方应该会帮着一块儿找吧？”马月芳一脸紧张地确认道。

    “放心，我们这里已经做了安排。”给出自信回答的是彭万里所长。

    然而，一旁的马爱国却是叹息着摇了摇头，神情中透出一丝无奈与悲悯。他将自己走访高家时的所见所闻逐一道来，言语中充斥着对高杨父母的指责和不满。

    “光我们警方上心有什么用？那对夫妻只知道吵架，根本就不关心女儿的死活。从头至尾，两个人都没有外出去找寻过女儿的下落。哎……”

    马爱国说罢，又是一阵长吁短叹。

    “其实这件事上，我也有一定的责任。”马月芳自责地开口道，“身为她的班主任，我实在是失职。我明明已经发现她身上存在诸多异样，却没有进一步地追究下去。她胳膊上的那些淤青明显是遭人殴打所致，可是我就只是稍加询问了一下，她不肯道明真相，我也就放弃了。”马月芳随即做起了自我检讨，“身为一名人民教师，同时又承担着班主任的职责，我每天要与一百来位学生打交道，虽然我已经努力做到给予每位学生同等的关注，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区别对待在所难免。大多数老师都会将主要的精力投注在学习成绩优异的尖子生和学习成绩垫底的差生身上，像高杨这类乖巧内向又不会给老师添麻烦的中等生往往就是被忽视的对象。我也不是圣人，我也会犯和其他老师一样的毛病。这次我真的是疏忽大意了。本来应该抓住她售卖化妆品这件事，一查到底，将她近期表现异常的原因给揪出来。但我居然听任她继续自作主张，没有及时加以制止……”

    “你也别太自责，你只是她的老师，学校教育也只是孩子成长教育中的一部分。学校不是万能机构，教师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不能孩子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全部推到学校和老师身上。首先应该问责的是家长，他们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他们有没有尽到教育、监督和保护孩子的责任呢？”马爱国一边宽慰马月芳，一边替她开解道，“我觉得在高杨失踪这件事上，她的父母责任最大。一个嗜赌成性，一个离家出走，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高杨的立场和感受。这是极端不负责的行为。他们的冷漠和无视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她之所以在学校高价兜售化妆品，说明她对钱财有着极度的渴望。一方面在她的认知体系里钱才是最大的保障，能给予她心灵上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我怀疑她筹钱可能也是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前一晚，她与高明之间发生了口角，在又一次遭到他的毒打后，促使高杨最终下定决心，要效仿她母亲的行为。”

    “你觉得高杨是自己离家出走的？”彭万里插嘴问道。

    “嗯……”马爱国郑重其事地点头道，“这是我今晚走访高家后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设身处地地替高杨想想，如此糟糕的家庭氛围，如此脏乱的居住环境，再加上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任谁都不愿意再在那个家里待下去的。”

    “高杨母亲说她有可能是被讨债之人带走的……”马月芳接过话头说道。

    “我觉得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高杨是被讨债者带走的。”马爱国截住了马月芳的话头，断然否定道，“讨债者的目的是向高杨的父亲索取欠下的赌债。也就是说高杨若是被他们带走的，他们一定会联系高明，要求他拿钱换人。可就目前而言，无论是高明还是杨慧娟，讨债者都没有与他们取得过任何联系，也没有间接传递出任何谈判的意向……”

    “会不会是联系不上呢？”马月芳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今天不就一整天都没联系上他们俩吗？我现在再回忆一遍那通奇怪的来电，又觉得这会不会是那些人打来的呢？他们联系不上高杨的父母，不知道从哪里弄来我的电话，便试图通过我来传话，但我家手机信号不好，通话被迫中断了……”

    “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马爱国再次坚定地否决了马月芳的猜测，“首先我认为这通奇怪的电话不是信号不好才导致通讯中断，而是对方在确认了你的身份后自主挂断的。如果是讨债打给你的，他们不会在没有达到目的前，轻易中断与你的联系，也不会为了隐瞒身份而刻意使用公用电话——你要是不明确他们的身份，又如何替他们传话给高杨的父母呢——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多此一举的行为。”

    马月芳歪着脑袋，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努力思考着。

    马爱国继续分析道：“其次，在晚间的这次走访中，高明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他下午已经与讨债者取得了联系。他们还就还债一事达成了口头协议。那时候他并不知道高杨失踪的事，如果高杨是在那帮人手里，他们一定会拿她作为谈判的筹码，高明那时候便会知晓此事，不至于事后冒冒失失地冲来派出所询问高杨失踪一事的原委……”

    “我倒有不同的看法。”彭万里再次出声道，“我觉得高明对你撒了谎。他假装来派出所探寻高杨失踪一事，实则是来阻止杨慧娟报案的。也许，他下午与讨债人联系时，已经获悉了高杨的下落，并且与对方达成了某种交易。他看到杨慧娟的消息后，深怕她的报案会引起警方的关注，从而破坏他与那帮人的交易，便急匆匆地赶来了这里。他对高杨去向的漠不关心，以及自始至终都没有去寻找她下落的举动，不恰恰证明他很可能是清楚高杨身在何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