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的城市距我出生的小镇将近6个小时的车程。过去的9年里，这段遥远的距离成为我不愿回来的众多借口之一。如今我不得不回来了。车上的乘客不多，大多都是本地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往C城，办完事后乘坐这辆客车回乡。他们在这辆回乡的车上放松下来，一上车就用方言聊天。司机也是小镇上的人，前排离司机较近的几人与司机闲聊，坐在后排的人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的就是长途汽车站搬迁的事情。小镇上的长途汽车站经岁月的洗礼，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里，都呈现斑斑驳驳的破败。当初它在这个小镇的边缘落地，成为整个地区最大的汽车站，它刚落成的时候散发出令人振奋的气息，使人向往它所通向的外面的世界。如今它带着旧时代的印记，已经走向没落。这是汽车站运营的最后一年，明年它就将被拆毁，被旁边小镇上一个更大的汽车站所取代。

    我最后一个下车。司机已经打开行李舱的门，把乘客的行李箱一个个拎出来。我的黑色28寸行李箱在一众小行李箱中格外突出。司机蹲下身用力把行李箱拉出来，重重地放在了地上。我接过来的时候，他多瞧了我一眼。我用方言说了句谢谢，拖着行李往出口走去。出站口的公交车站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默不作声地排队。我放弃了坐公交车，选择了旁边唯一一辆等待着的出租车。司机坐在车里不出来，我憋着一口气把行李箱拎起来放进后备箱。

    9年来回到这里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每次我会发现一些新的变化，崭新气派的购物中心，拔地而起的小区楼以及越来越拥挤的道路，然而这些表面的变化之下，隐藏着永恒的东西，是我认为我到死都不会改变的东西。

    我每个月和母亲通话一次，但每次的通话都极为简短，面对对方的问候，我们通常会用“差不多吧”、“还可以”、“没什么事”这样的语句，好像通话只是为了听一下对方的声音，确认对方是否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是3年前继父去世后养成的习惯。继父还在世的时候，我们通话的间隔要更久一些，也更激烈一些，为了极琐碎的事情争论不休。继父常常作为和事佬出面，让我们冷静下来。除了那些毫无必要的争吵，我和母亲根本无法沟通，我们像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使用对方无法理解的语言。

    母亲对我要回来的消息应该会感到惊讶，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十分冷静，似乎已经料到了我这样的请求，使我觉得羞愧又恼怒。

    “我会回去一趟。”

    “什么时候？”

    “后天。”

    “后天，这么突然？”

    “我请了年假。”我突兀地解释道。

    “没什么事吧。”

    “没事，就是回去一趟，见一下朋友。”我下意识地撒了谎。

    我已经不记得上次和母亲见面的时候了。她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的感情十分复杂。她的头发变短了，不像是刚剪的，是剪了一阵子又长出来才有的蓬松，边缘不太服帖。她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碎花长裙，衬得脸色有点发黄。人比以前稍微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一些。继父生病时，她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身体迅速消瘦下来。那时我在C城上大学，继父也来C城住院治疗，母亲一直陪在他身边，那是她唯一一次离开她出生的地方。我每周去一趟医院，除了躺在病床上虚弱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的继父，母亲的模样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那天，她领着我去继父的病房。她下意识地缩着脖子，走路的步伐细碎但又走得很快，在人声鼎沸的医院大厅里穿行。我给迎面走来的几人让了路，跟她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我的视线一直跟随着她。当她踏上通往二楼的楼梯台阶，突然身子一顿，意识到了什么，回过头来找我。她的眼睛没有焦点，茫然地看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是一个人醒来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荒岛，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当她的视线与我接触，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提起脚步继续往上走。我匆忙地跑了几步跟上她。

    母亲伸出手要拿我的行李箱，我说很重，避开了她的手。她有点僵硬地站在原地。我径直去了自己的房间。房间看不出一点儿变化。19岁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仿佛时间在这里静止了。但这个房间只适合以前的我，与现在的我格格不入，我十分抗拒这个房间所带来的回忆，进入这个家以后，我就像踩在软乎乎的气球上，没有一点儿实感。我想母亲没有移动改变这个房间的布置和摆设，是为了让我回到熟悉的地方。在过去9年里，她几乎没有参与到我的生活中，无从得知我在外面的生活。这里是我唯一与她紧密相连的空间。

    我表现出很累的样子，没说几句话，母亲离开去做晚饭。我躺在床上，思考自己是否做了对的决定。在外人面前，我能够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但是在她面前，我的身体像是透明的，我内心的情绪以最直白的方式显露出来，这让我更体会到自己的脆弱。当我想要放下一切，过去便会席卷而来，困住我的身心，使我无法动弹。在这样的情绪里，我睡意渐浓，思绪钻进深不见底的黑洞里，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