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得明白一件事——我也刚明白——那就是一个符合年代轨迹的年轻人是认不出来哪些是默片的。有没有色彩任谁都辨别得出，但有没有声音却不同；你非得知道这部片子才能知道它是哪类。所以说，我这是犯了大罪、认出了不该认得的物件，让Ava的评价歪打正着了：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我真的活在上个世纪。情有可原的是，我的确出生于上个世纪：世纪末、九八年。

    一个男孩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当然很多了，诸如飞机大炮、坦克车和火箭。总之得有点戏剧性，得脱离日常生活，不然怎么好对得起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这就难以解释火车对于男孩们的吸引力了。这一条条方正的金属壳子沉重而愚笨，和幻象中的华丽战场没有丝毫的联系，甚至还是随处可见的物件。它究竟是如何跻身于童年回忆之列的？我相信有点情怀的同龄人一定能给出些令人或是感慨或是共情的理由；但我得讲关于默片的事情，恐怕要给出相当缺乏共性的答案了。

    我喜欢火车多半是因为铁路的平交道口，也就是沥青公路和铁道相交错的地界。就我生活的南城来说，考虑到要减低事故风险的缘故，平交道口通常都设在些偏僻的小地方，至多是和两条车道宽的小路相交，以便管控车流、同时不碍着大马路的事；可交界地周边总要腾出些缓冲区来，供来往的行人和居民穿行。设计来设计去，末了，不少平交道口便和小广场以及周边的生活市场绑定在一起了。九八年我还在木框床里，但零八年我就有概念了：那会儿，BJ的生活市场是很热闹的。

    这是些根据地一样的活物，有地域性和长短之分。首先一个，南城那些打四十再往上算的居民们对自己周边所有根据地的位置是“不惑”的；其实，对于其营业规律是“知天命”的。我奶奶作为家中生活杂务的主心骨曾经对年幼的我透露过这“天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咱四一点（十一点）粗门去菜四仓（菜市场），便宜，他们都要搜摊揍（收摊走）了。”搞不好，我学经济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就由我奶奶埋下了。她那时将将六十，身子骨硬朗，走路也远得多，一个人就能跑到两公里外的菜市场淘两大袋子菜回来；这是她的根据地、家里的饮食根据地。

    四公里外有个截然不同的根据地，规模更大，杂货更多，还连着周边好几条胡同的小吃街。偶尔需要置办个什么马桶搋子一类更专精的物件时，就需要我父亲挑个周末出马了。他那个年代的人早熟，不到四十就已经获得了“不惑”的身段。他翻找出自行车钥匙、再扣上顶帽子就假装要推门出去了。我知道他不是真要走——他会转头过来，问问我去不去。那我当然是去的，得去看火车的。

    那辆自行车有着曾经黑银相间的大骨架。根据小学绘画课的知识，我坚信黑色就是调色盘的终点了，可现实生活教给我了：生锈的黑色金属还能凭空变出棕来，而那骨架从我记事开始就是黑银棕的了。抛开颜色不谈，老式自行车做工是很结实的，我得以在儿童后座上晃得惬意。这晃荡的二十分钟会穿过大片种着槐树的居民区、紧贴一小段护城河、穿过一座立交桥底，等从桥底上坡再一左转就进到了这条毫不起眼的小巷。得往前再探一探，顺着喧闹声走、或者盯准了侧前方的铁路。本地人当然轻车熟路了，闭着眼也能绕明白那些巷子，不一会儿就来到那条小吃街的主路。

    从高空中俯视的话，会发现以这主街为中心，连同周边几块街区刚好拼成一张几乎是正方形的棋盘。我们进来的这半场是围棋：密密麻麻堆叠了旧时六七层楼封顶的居民楼和小区，小吃街是楚河汉界；对侧是象棋，是各自有摊位名称和工种分别的露天生活市场。其正中央那个“兵”的位置有行楷题的红色招牌横跨在两人高的半圆钢架上，面朝主街。楚河汉界的右侧延伸出去，和棋盘边线相交了，这便是铁路道口的位置：几组信号灯、黄黑相间的升降杆、灰墙红顶的水泥保安亭，将这些所有物件乘以二再配置于道口两侧。“铛铛”——铃声一响，升降杆降下，两侧的车啊人啊叠成几排，大眼瞪小眼地对视上一阵子，直到被呼啸而过的绿皮车挡住视线。接下来一分钟，街道就静止着，居民们向车上的乘客（反方向的时候是空车）投去相当崇高的敬意，才在一分钟后换回了自己的日常。

    父亲下来推着自行车挤进市场的人流。我不用下来，就负责握紧车座左右观望，当然了，一听到“铛铛”的响声便一味盯着右边。从摊位缝隙间看去的火车有种魔幻的童话感，像是从白菜堆穿行到了西红柿堆，又在绿彩椒堆中辨别不清了。呼啸的声音清晰地传来，和市场的呼吸声相得益彰：一面是嘈杂的讨价还价，一面是有节奏的机械。虽然这边看不见，但我一直惦记着道口的事情，想象着人们如何暂停下自己的生活呆站着等那班火车通过；我却觉得整片街区反倒活泛起来了，变得更像是人所生活的地方了。

    我自然没去在意我父亲究竟买些什么。事实上，从每次返程我负责抱着的塑料袋来看，他确实也不比奶奶采购似的架势。一般只有两三份蔬菜、一条黄花鱼或两条鲫鱼，外加任何杂七杂八的日用品。我催着他快点买完，好往右面的小广场去。小广场上都是些地摊了，木杂工的物件和塑料玩具。我朝这些粗制滥造的塑料玩意投去不屑的目光，指着紧贴道口的那个红毛毯摊位。这个长相清瘦又发黄的年轻人总也蹲坐在这里，面前分摊着三堆盗版电影光盘。我当时哪里分得清正版盗版，只知道这些是异世界的招待卷，只需五到十块钱就能带回家去。十块钱的是最新鲜的玩意，刚录下来的好莱坞大片，整齐地摆放在最右堆；中间多是经典的彩色片，“七块不能再低了”；最左侧便是黑白老电影和默片了。

    我父亲从来不还价，只跟我说能挑总共多少钱的，通常是十块。我盘算着两张总好过一张，便跳下车仔细盘点。带着高脚礼帽的男士当然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总拿一张他做封面的，在配上别的什么，都记不清了。这过程通常要花上两班列车的时间，也就是两组人分别陪着我父亲一起等。这些人扭头看过来，观摩着一个十岁的小学生蹲在地上津津乐道地挑选黑白电影，不知是什么感受。我有时拿不定主意也会看向他们，视线就对上了。如果对方是本地老人，多半要问我在做什么。我答说：“看电影”。对方便“喔”的一声，仍盯着看。我回家后仔细钻研这些电影的成果，便是认定电视直播的东西都是光鲜亮丽的，光盘里的东西则安静而晦涩，倒刚好互补。

    我青年的时光总惦记起那个铁路平交道口、那个红毛毯的年轻人。他的格子衬衫给机械的风吹得飘扬，背后轰隆作响，一个不小心就要将他削瘦的身躯给吞没；他站在我和提着购物袋的父亲面前，售卖着数不清的故事，直到他有一天当真消失掉了，只住进了我的故事。每每想起这茬儿，我便蹲在电视机柜前翻到起光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