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晔回到长安，倭国的使者也追到了长安。

    这一次姿态放得极其低下。

    藤原忠平的小心思全都没有了，只求罢兵言和。

    当然，只是与大唐言和，跟王审知还没完。

    毕竟倭人的都城还在王审知手上，最富庶的畿内道正在消化当中。

    刘知俊杀伐太重，恶名传遍倭岛，被倭人称之为“杀生王”，倭国名重一时的大将，除了源经基，基本都死在他的进攻中。

    倭人已经失去与唐军争锋的勇气。

    这也是倭国朝堂的共识。

    醍醐动辄声泪俱下，要复百年之故都，却无人理会，到了如今的地步，就算是主战派，也不愿再直面唐军了。

    倭国形势一片大好，已经超额完成当初的战略构想。

    刘知俊攻下西海道、山***，山阳道，倭人几乎四分之一的土地被收入囊中。

    若算上王审知的南海道、畿内道，倭人一半的土地沦陷。

    其中腹心膏谀之地畿内道包含了倭人一半的人口。

    假以时日，倭人灭国之厄不远。

    藤原昌平空口白牙就想求和？

    李晔心中暗笑，这才哪到哪？你们不想打就不打了？

    王审知的使者也来到长安，请求购买粮食、兵器、盔甲等物。

    如果是两个月之前，李晔确实需要钱，但在抄没裴氏的非法所得之后，大唐已经不缺钱了。

    在与张承业、杨师厚、朱瑾、李承嗣等军政大员商议之后，还是决定支援王审知。

    但不是购买，而是兑换倭人青壮。

    辽北与漠北建城，需要大量劳力，中土百姓自然不愿跑那么远，而当地本来就人口稀少。

    契丹、室韦战俘又不服管教，动不动就出现逃亡事件。

    关键他们放羊牧马还行，筑城就实在强人所难了，工程质量不堪入目。

    语言上也存在很大障碍。

    大量的精力花在管理上。

    而倭人就没有这么多的毛病，后世倭人不是号称有匠人精神吗？正好为大唐添砖加瓦。

    王审知占领的畿内道，别的没有，倭人到处都是。

    李晔去信一封，让李禔全权负责此事，李巨川协助，可就近征调山东、淮南、江西、荆襄、广东五道的粮食、兵备。

    占城稻的推广今年颇有成效，淮南、江西、广东产量几乎翻了一倍。

    粮食、铁、马等战略物资，一直都是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

    至于倭国的谈判，李晔也全权交给李巨川。

    从目前形势看，倭国虽然一败涂地，但倭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要求收复平安京。

    醍醐与忠平军事上的无能，深深刺激了中层的领主豪强，下层武士阶层更是大为不满，倭人内部也在凝聚着一股情绪。

    这股情绪犹如火山，一旦爆发，倭国就会迎来新一轮的剧变。

    这个时候，李晔当然不愿和谈。

    至少在倭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之前，李晔绝不会接受和谈。

    原因很简单，唐军还能打。

    两万大军的规模，如今的大唐，完全能够承担。

    而且刘知俊在倭土以战养战，也没有耗费多少粮食，从上个月起，山***、山阳道占领区的倭人为了平息刘知俊的杀性，主动上缴粮食与各种税收。

    三年前征伐辽东，还有将士动不动求请归乡。

    如今在倭国的天策右军，若是连前期的整训时间算上，也快一年了，在倭国风生水起，没一人提思乡之事。

    这也是募兵制的职业军人与府兵制的区别。

    战争能给他们带来利益。

    士兵的素质也提升不少。

    只要皇城司与宣教使两只手不缺失，就会成为大唐的神兵利器。

    除了利益，这么多年一直潜移默化推行的荣誉、忠诚，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向上的道路被打开，将士可以凭借功勋提升官职，或者换取土地、钱财。

    国家对伤残军人也有赡养照料的义务，大唐与将士之间的羁绊不断加深。

    不过，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就必须保持向外的扩张，以收取足够的利益。

    如同后世的美帝。

    全面战争不轻易打，但局部而有限的战争一直不断。

    既保持了国家的利益也保证了士兵的利益。

    天地万物，其内在的规律其实都是利益链条的有序运转。

    历史上，李存勖在平梁之后，就开始忽略士卒的利益，内政和经济一塌糊涂，以至于后唐的精锐部队纷纷离心，主动挑起叛乱，挟李嗣源为帝。

    赵宋收天下精兵为禁军，圈养在汴梁城内，杯酒释兵权，的确解决了中晚唐五代以来的藩镇之祸。

    但手上有了镰刀，却不愿拉出去收割利益，空有百万兵力，花费越来越多，战力却越来越低下。

    所以两宋羸弱不堪。

    丛林原则，你不打别人，别人起来了就一定会来打你。

    为了提升宣教司的地位，李晔进行了一些细化。

    分宣导使、教导使、宣教使、宣抚使，其中宣导使与教导使分别对应地方与军中，采用九品制，最多到正四品。

    宣教使从三品到正二品，需文武双全，精通兵略，负责一军之军心，有作战知悉权、参谋权，但不得干涉主将的军事决断。

    宣抚使也是从三品到正二品，位在布政使之下，但不属于布政使管辖，也不得干涉地方政务，负责体察引导一地之民情、民心，纠察地方政务军务，做出正确评估，向朝廷汇报。

    此举意在加强朝廷对地方和军中的掌控。

    让宣教司体制化，成为大唐正式的机构。

    这几年随着大唐走入正规，大量人才涌入科举之中。

    宣教司逐渐不受待见，成为一些落第之人暂时的栖身之地，心思从不在宣教司上，三年之后再考，有了功名，立即水往高处******致的利己主义者无处不在。

    特别是冯道、韩延徽、宋齐丘三人，成为无数读书人的典范。

    从地方小吏，一跃而登天子明堂，参与国政机要。

    激励了不少人。

    上升的通道是打开了，但选择也多了。

    宣教司与皇城司一样，都是高危行业，不仅需要学识，还需要胆气与智慧。

    而地方知县、知州，则不一样，地位尊崇，手握大权，自然成为士子们的首选。

    连尚学出身的子弟也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

    都想着当官，想着轻松，官场早晚会出问题。

    这么多年，中流砥柱一直是退伍将士。

    只有他们一直忠心耿耿履行着职责。

    宣教司对新生的大唐有多重要，李晔心知肚明。

    中晚唐五代的藩镇之祸，如果不想走赵宋的路子，就要走宣教司的路子。

    对将士进行忠诚教育，赋予其家国大义。

    有鉴于此，李晔提升宣教司的地位，也就在理所当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