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粮食、肉类、蛋类和豆腐等等都需要票证购买。没有票证，即便有钱也只能“望而却步”。那个年代，买粮要用粮本，一日三餐所需的米面油都要拿粮本去粮站购买。

    生活清苦的年代，吃饱饭是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买粮就成了家家户户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每家每个月都要到粮店去一趟，发了工资首先盘算着把口粮买回来，这样心里就踏实了。即使没到买粮的日子，也要把买粮钱留出来。从粮站买回来的面粉倒进面缸里，免得受潮变质。凡有城镇户口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购粮本，购粮本是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外面套一个红色或蓝色的塑料硬壳，以防折损。有了粮本，你才能按规定购粮，否则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粮本扉页上写着所有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职业（工种）和每月的粮食定量，后面的页面上记录每一个月的购粮情况。城里人的粮食定量根据性别、年龄以及工种而定，非农户成人供应粮食的标准基本按每人每月28斤，未成年人按照年龄划分标准。每次买粮都要排长队，这已成了一个固有的习惯。

    为了不让当月的购粮指标作废，大清早，妈妈就安顿文生和哥哥去粮站买面买油，按照区域，文生家被划分到紫金城粮站，虽然路不是很远，但还是推了自行车方便驮面。还未到粮站门口，远远就看到买面的队伍从粮站一直排到大门外。粮店的外墙上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公布着当月粗粮、细粮的分配比例，十分引人注目。按照规定，每个月的杂粮几乎占50%以上，有时甚至达到70%。看完信息后的居民站在队列中议论着，表情中透着几份沮丧。哥哥放好自行车，便按顺序排在队伍的后面，文生紧跟着，无聊的看着进进出出的买粮者，有的拉着架子车，有的推着自行车，面粉沾满了衣裳，手提粮本袋的居民不停地向前移动着，办完一个，队伍就向前移动一步，不知道过了多久，好不容易排到柜台跟前，粮站的工作人员还要审核粮本，“噼里啪啦”算盘拨几下，算好粮本上的分配指标，再计算应交的钱数，交钱后工作人员会在粮本上签字盖章，接着从柜台里递给哥哥几个买粮买油的牌子，然后文生便和哥哥分头去买粮处、打油处排队等候。买粗细粮和打油的地方，依然排着两行队，这是进入粮站的第二次排队。

    紫金城粮站覆盖面大，涵盖的人口多，再远一点就是盘旋路粮站。那时的粮站，铺面不大，院子却相当的大。一走进粮站大门，右手是一排平房，审粮本、打油都在这一排。打油的房子里排列着许多大油桶，可能是周转频繁，油桶不仅连黑带腻，而且大部分都凹凸不平，很不规则。每次来粮站打面，基本上都是文生兄弟两人，为了节省时间，文生一般负责打油，哥哥负责打面。按照排队的顺序，或许是因为各家供应的油量少，很快就轮到文生，他把油牌交给工作人员，然后把油瓶（葡萄糖瓶子）放在油桶上，工作人员将一个铁漏斗放进油瓶，之后提起铁皮油提子，油提子有1斤、半斤之分。工作人员把油提子伸进油桶，再轻轻提起往瓶子里一倒，清清亮亮的菜油就缓缓地流进油瓶，即便是倒完提子的油，工作人员也会在油溜子上控半天，唯恐少倒一滴。

    左手边还有一排平房，两边平房中间夹着一个大库房，相对高很多，整个粮站呈“∏”型。中间这排房顶上开有很多天窗，以便于储存粮食，通风散热。

    打完油，文生提着油瓶又跟着哥哥走进中间的粮仓，迎面是高高的粮堆，一袋袋面粉摞得足有三米高，像一座座小山丘。右边靠墙摆着一溜一米多高的粮食柜子，里面分别放着面粉、大米和苞谷面（玉米面），拆了线的粮食口袋堆在柜台里，随时准备往柜里补充。

    大门旁边有一个大粮柜，是木制的大箱子，箱顶一半封死一半敞开，敞开部分是用合叶子连着的盖板，下班时方便盖上。粮柜边的地上放着一个台秤，主要用来称散装的面粉、苞谷面和大米。

    在那个年代，百货公司、粮站、副食店的工作都十分抢手，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且略显自豪，虽然比不上现在的“白领”，但属于那种让很多人羡慕的职业。文生的小姨便在这个粮站上班，虽然文生可以通过小姨多买一些大米和95粉。但他从未找小姨帮忙，因为一袋95粉的价格10.71元，而85粉的价格只有8.5元，一袋面相差2.21元，对于像他这样的家庭，即便能开到95粉，也是“有心无力”，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每次走进粮站，文生也担心遇见小姨，不因别的，就优粉这一项，文生也无力购买，摸摸自己“空瘪”的口袋，真是应了那句话“实力不允许”。为了让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即便是他和哥哥来粮站采购，身上所带的每一分钱也算的清清楚楚，没有一分钱的出入。

    那个年代，北方粮站供应的粗粮已经开始减少了，但大米的供应量依然很少，如果想吃点大米实属不易，因此，有些特殊需求的居民，都会私下找熟人多批一点。供应的面粉一般都是85粉，也就是当时大家常说的“标粉”，95粉相对稀少，又被大家称为“优粉”。以前粗粮吃多了，对于那些家庭情况较好的，多半想买一些又白又细的优粉。对于文生家而言，即便是能买到大米和优粉，但还是敬而远之。按规定每人每月2两油，一家人每月也只有一斤油。每次炒菜都只倒一丁点儿，润一下锅，少油寡淡的菜，要不是饥饿难耐，真的难以下咽。

    买好面粉，哥哥推着自行车驮着面，文生提着油瓶跟在后面。刚出粮站大门，文生正好遇见外出办事的小姨，二话不说，小姨硬是将他和哥哥拦了回去，说啥也要在粮本上批几斤大米，虽然哥哥有点为难，但还是没能耗过小姨的执着。这是文生唯一一次拿着粮本没有排队的一次，从签字审核盖章到领米，一气呵成，每到一处，粮站工作人员都很热情，直到临走，听到财务人员让小姨签字，文生才明白，小姨在这“一亩三分地”管事。

    顺着宝塔巷那条泥泞的路，哥哥推着车子绕着“大坑小窖”，文生在后面帮忙推着，到了家门口，母亲看了看车架上的那袋面，再看看文生手中那瓶油，皱了皱眉头，这就是一月的口粮，要不是从乡下带来的那些麦子，就靠这，别说改善伙食，就温饱也成了问题。哥哥肩膀上垫了一条围裙，扛着整袋面粉大步跨过门槛，边放面边说：“抽时间我去水桥沟的磨坊，再磨两袋麦子，少出些麸子，多磨些粗面，和粮站的面混在一起吃，应该就够了”。妈妈看了看堆在墙角的麦子，回了一句“像这种吃法，老家带来的麦子也扛不了多久”，只有父亲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着旱烟，没有吱声。家里五口人，文生和哥哥正长身体，是家里喋饭的“主力军”，加之平时油水少，又没有副食。全靠面食扛着，要是谁家再多出几个“光头”，基本上熬不到买粮的日子，面缸早就见底了。

    相比之下文生家算是好的，至少有些“存粮”可以补贴，偶尔舅舅家也会“增援”一些杂粮，不论是小米还是玉米面，总是时不时的捎上一些，虽然各家都不宽裕，但亲情大于天，家家情况基本都停留在温饱线上，更谈不上那个“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境遇。即便是这样，大家生活的却很开心，这算不算所谓的“穷开心”。虽然交通不便，但那种说走就走的精气神却满满当当，亲戚间相互的走动也很频繁，文生深有体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商品供应有了根本性好转。直到1993年，凭票凭证供应的时代正式谢幕。国富民强，百姓的生活好像进入“快车道”，超市里的面粉、大米、食用油应有尽有，用当下最时新的话来讲，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当下，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讲究营养均衡，过去被人“嫌弃”的粗粮，如今也身价倍增，甚至被列入菜单，上了餐桌，成了“宠儿”。单说食用油这一款，各种调和油、压榨油、菜籽油、花生油、橄榄油、葵花油等等，琳琅满目，足以让人眼花缭乱！每每看到这些，文生就会想起那个年代用自行车推粮的日子，怀念起大清早排长队买粮的日子。看着床头柜中封存多年的粮本，文生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除了那本褪色的粮本能带给些许回忆之外，似乎已失去了它应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