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听过低苦艾乐队的《兰州》，歌词云：“从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未东去的黄河水打上了刹那的涟漪。千里之外的高楼上的你彻夜未眠，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兰州~夜晚温暖的醉酒，兰州~淌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兰州~梦的尽头是海的入口…再不见风样的少年格子衬衫一角扬起。从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为东去的黄河水打上了刹那的涟漪。千里之外的高楼上你彻夜未眠。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兰州~夜晚温暖的醉酒。兰州~淌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兰州~梦的尽头是海的入口…兰州喂~兰州哦~兰州喂~兰州哦~兰州喂~兰州哦~嘿~兰州到喽~”

    很有意思，最后是陇海兰新线的火车声。

    总不能不写甘肃。除了驴肉黄面杏皮水莫高窟道士塔王圆箓，还有许许多多的大漠、垂柳、武威、西出阳关无故人。

    一夜向东流的黄河水，路过了陇南。

    GS省像一块玉如意，斜放在XJ、青海XZ、四川和陕西之间。英国来的外国人斯坦因MarcAurelStein、伯希和和

    “斯坦因1862年生于匈牙利，十岁离开家乡到德累斯顿读书，后在维也纳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掌握了梵语和波斯语。才华横溢的斯坦因二十一岁就获得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怀揣匈牙利政府奖学金赴英伦，1884年至1886年先后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

    他去了XJ甘肃腹地四次。

    “第一次，1900年至1901年，从克什米尔出发，沿吉尔吉特古道，由帕米尔进入中国，经喀什、莎车、叶城、皮山，抵达和阗，发掘和阗地区的托古雅遗址、安德悦遗址、尼雅遗址。此行斯坦因拖着一千五百件文物满载而归，回到拉合尔，后藏于大英博物馆。1903年斯坦因为此次探险成果撰写了《沙漠埋藏的和阗废墟》（Sand-buriedRuinsofKhotan;personalnarrativeofajourneyofarchaeological&geographicalexplorationinChinese，London：Unwin，1903）一书，1907年出版正式考古报告《古代和阗考》。第二次，1906年至1908年，从白沙瓦出发，经喀什、叶尔羌、叶城、和阗，向罗布泊进发，发掘了米阮遗址和楼兰遗址，到达敦煌；在莫高窟他收买王道士，花了四十马蹄银买下大批写经；续经张掖、玉门关、哈密、吐鲁番、铁门关、库尔勒返回和阗，将“战利品”打包，装了九十三箱。1912年斯坦因发表考察报告《契丹沙漠废墟：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实纪》（RuinsofDesertCathay:personalnarrativeofexplorationsinCentralAsiaandWesternmostChina，London：Macmillan），正式考古报告是《西域考古记》。”

    “第三次，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的出发地还是白沙瓦，经罕萨、帕米尔、喀什、和阗、若羌前往罗布泊盐泽西南的米阮、楼兰，又来到莫高窟。这次他花了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购得五百七十余件写本和绘画。离开敦煌后，斯坦因去了吐鲁番，在那里又搞到一百四十一箱文物运回喀什，此行带回共有一百八十二箱文物。他在这次探险后撰写了《亚洲腹地》（InnermostAsia:detailedreportofexplorationsinCentralAsia，Kan-SuandEasternĪrān，Oxford:ClarendonPress，1923-1928）。

    第四次，1930年至1931年，这时斯坦因的“探险”活动已经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对声音，在干涉下，斯坦因这次探险活动止步于库尔勒，无功而返。回到克什米尔埋头撰写过往前三次探险的总结《在中亚古道上：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考察活动简述》（OnAncientCentralAsianTracks:briefnarrativeofthreeexpeditionsininnermostAsiaandNorthwesternChina，London:Macmillan，1933），中译本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归来之后的一年（1909），意外得到儒莲奖评委会的告知，他的《古代和阗考》荣获当年奖项。《古代和阗考》1907年由牛津ClarendonPress出版。《古代和阗考》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文字部分和七十余幅随文图片；下册全部是图片、遗址平面图和地图。上册有十五章。”

    “伯希和（PaulPelliot）1878年生于巴黎，早年就读于巴黎斯坦尼斯学院和国立当代东方语言学院，是沙畹门下高徒之一。”

    “伯希和受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委托于1901年和1908年先后组织了两次中亚探险队来华，考察地包括XJ、甘肃等地。他在XJ发掘了“库尔干窣堵坡”（KourgkanTim）、红山（Qyzyl-Debe）、“小山”（Kichik-Debe）、炮台山（MoriTim）、沙山（TopaTim）、墩库勒（TongKül）、阿克噶什（Aqqach）、克孜尔炮台（Qyzrl-Tim）等处遗址，采集到雕塑、壁画、陶器、杂物、雕刻品或版画。”

    “1908年伯希和到达敦煌，花了五百两银子收买王道士，搞到敦煌莫高窟晋唐写卷六千余种文书、唐代绘画二百多幅，以及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等珍贵文物，悉数运回西贡，整理后存至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伯希和在莫高窟详细查看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做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伯希和是科班出身，比斯坦因专业，他从王道士手里挑选的敦煌文物与斯坦因运回英国的相比，虽然数量上略少，但精品居多。”

    “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柯劭忞等许多中国学者相熟，而且中国学术界对伯希和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他的重要著作在这个时期都有中译本刊印：《敦煌遗书》（上海东亚考究会，1926）、《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1）、《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交广印度两道考》（商务印书馆，1933）、《郑和下西洋》（商务印书馆，1935）、《西域南海史地考证》（商务印书馆，1936），以及1949年后出版的《吐火罗语考》《沙州千佛洞》《卡尔梅克史评注》《蒙古与教廷》《伯希和西域探险记》《高地亚洲》等。”

    这一段历史以散文的形式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里面成为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故事。

    他写道：“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以上是笔者幼年第一次读到《道士塔》，也为500两银子收买了这么多的佛头壁画痛心疾首。后来在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线上馆等一些名馆后，听说铜首和许多著名的文博艺术遗迹近日被归还，感觉稍微好些。

    莫高窟确实令人惊艳，下一节详细阐述。